术语学内部的不同研究方向

编者按：国际术语学界一般认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术语学,到了70年代,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有助于从总体上认识术语学的概貌。需要说明的是,术语学与外部亲缘学科的关系,对不同的术语学派来说,基本上具有普遍性;而术语学内部的研究方向,不同的学派则可能有不同的侧重。这里介绍的情况,较多从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实际出发。如果有人撰文着重介绍其他学派的情况,那将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摘要 术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主要致力于理论术语学研究和应用术语学研究。理论术语学研究对应用术语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用术语学研究也不断影响着理论术语学的发展。理论术语学研究包括类型术语学、术语语义学、称名术语学、功能术语学和认知术语学等一系列研究方向;应用术语学研究包括术语词典学、术语标准化和术语数据库等内容。术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术语、术语系统以及它们形成、创建及使用的规律。术语学首先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让我们对它们的内容分别加以了解：一、理论术语学(theoretical terminology)研究概括地说,理论术语学是研究术语的性质、发展和使用的一般规律的学科。理论术语学研究涉及一系列的相关科学,例如,语言学、词典学、逻辑学、科技情报学、认识论、科学学、符号学等。就俄罗斯术语学派来说,术语学在与上述这些学科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大致形成了以下一些主要的研究方向：一般术语学(general terminology science)和个别术语学(specific terminology science),类型术语学(typological terminology science),对比术语学(comparative terminology science),语义术语学(semasiological terminology science),称名术语学(terminological “derivatology”),历史术语学(historical terminology science),术语学史(history of terminology),功能术语学(functional terminology science)和术语学篇章理论(terminological text theory),认知术语学(cognitive terminology science)等等。熟悉词汇学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方向与词汇学研究的内部方向大致对应,或者说是基本一致的。这里,因篇幅有限,我们主要向读者介绍一下理论术语学研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研究方向：称名术语学,功能术语学和术语学篇章理论,以及认知术语学。(一)称名术语学术语的研究过程往往是：先出现一个概念,然后给它下定义,最后确定术语。称名术语学就是研究专业概念的称名过程及其形式,以及使这些形式达到最佳化的方法。同时,分析已有的术语的形式有利于找到最有效的构成术语的方法和模式,并能为新术语的创造提供建议。因而,称名术语学研究对整个术语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在称名术语学研究过程中,术语学家们发现,从共时角度研究术语形式结构的传统方法无法充分揭示术语构成的某些方法和模式。因而,必须从历时的角度对术语构成的个别方法加以分析。因此,研究术语系统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够创造出很多富有生命力的术语。称名术语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术语构成的语义方法：普通词汇的术语化,普通词汇的词义扩展,普通词汇的词义隐喻化,普通词汇的词义转喻引申,普通词汇的词义专业化,系统间词汇单位的借用。2.术语构成的词法手段：术语的后缀构成法,术语的前缀构成,术语的前缀—后缀构成法,转换,术语的语音—词法构成。3.术语构成的句法手段。4.术语构成的词法句法手段：复合词,省略法,缩略法。(二)功能术语学和术语学篇章理论这是两个有着密切联系的研究方向。功能术语学致力于研究职业言语(首先是篇章)中术语的功能。术语是在篇章(包括口头或书面的)中产生的,但却是在术语系统中得以确定的。或者说,术语是出现在阐释理论观念、描述新术语的篇章中,然后在词典、标准分类系统等篇章中得以最后确定。所以,术语的功能研究既与篇章语言学、科技信息理论以及文本综合分析处理等学科领域相关,又涉及到术语进入文本中所发生的不同过程。从话语理论的角度研究术语使术语学家们发现,如果把对术语的研究仅仅限制在语言系统内,那么术语的许多现象,如同义现象、多义现象、术语的形式变异等问题都无法圆满地去解释;而从言语功能角度出发,或者说,通过分析言语作品中术语的使用规律,可以帮助我们真正认识到术语的本质,揭示术语的特性。正是在此基础上,术语学篇章理论应运而生,其研究对象是术语在篇章中的功能：对篇章进行术语分析和对术语进行篇章分析。(三)认知术语学认知术语学是刚刚产生不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主要致力于分析术语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语言和思维的相互作用问题,确切地说,科学语言和科学认识的相互作用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同时对认知术语学研究也非常重要。科学认识的普遍过程中,术语的认识功能,术语系统的发展状况以及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在术语学中研究得不够充分。术语的主要认识功能是指对知识的固定、保存和传递,此外还包括术语的启发功能。术语的认识功能是术语的重要特点之一,因为术语主要用来表示概念。科学认识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术语。当我们说,语言是固定、保存知识并把知识代代相传的一种手段时,我们首先指的是术语。在科学认识中,术语的作用是多层面、多维度的。至于涉及到哪些层面和维度,这也正是认知术语学研究的方向所在。现代术语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以逻辑学和语言学为基础,规定理想术语,转向以认识论为基础,描写术语、术语系统的本质以及它们的形式、功能和内部的规律^[1-2]。术语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可以说是逻辑学—语言学阶段。在这一阶段,术语学研究主要采用规范法(规定法)。人们对术语提出了种种规定,种种“要求”,诸如单义性、准确性、系统性、无同义词等等。但后来,术语学家们渐渐发现,仅仅借助语言学与逻辑学的方法研究术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术语学与其他学科,尤其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同样具有密切的关系,认识论成为了术语学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于是,术语学家们认识到,术语并不是特殊的词,而只是用于特殊功能的词。此前对术语提出的种种要求,可能会有悖于术语的自然语言属性。由此,术语学研究转向了另一种方法——描写法。术语是在自然语言词汇单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自然语言词汇单位是术语的基质^[3]。术语的语言基质在篇章的功能中看得最清楚。二、应用术语学(applied terminology)研究应用术语学研究包括术语词典学、术语标准化、术语翻译、术语编辑和术语数据库等内容。其中,术语词典学(terminography)是研究有关术语词典的设计、编纂、使用以及演进的一门学科,主要任务是收集、描写属于某一学科领域或其分支的所有术语,这一工作的最终成果是形成一部将术语全部罗列出来的词典,如：术语词源词典、历史术语词典、频率术语词典、术语新词词典等。在不同语言间的术语协调过程中,还可以编纂术语翻译词典,为术语翻译服务。编纂教学术语词典,用于培训专业人员和进行外语教学。编纂信息术语词典,可以促使科技信息自动化。总之,随着信息系统和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与创立,术语词典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术语词典是术语工作所有基本领域的工具。因此,术语词典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也绝非偶然。术语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of terminology)是术语实践工作最佳化和规范化统一的结果,最终形成规定性的词典,包括规范性词典和非规范性词典。术语编辑(terminological editing)是一个边缘性的领域,涉及应用术语学和编辑学两门学科。建立术语数据库(terminological data banks)是术语实践工作的一个新方向。可以说,术语数据库拥有大量的术语信息及选择、保存和检索这些信息的自动化手段,目前,世界范围内已形成大规模地建立术语数据库的趋势。^[4-5]三、理论术语学和应用术语学的关系前文中已说明,理论术语学是应用术语学的思想源泉。术语学发展总的趋势是将术语研究的纯理论问题与带有实践性质的问题密切结合。在术语学的研究方向中,应用术语学一直处于边缘学科的位置。原因在于,术语学家们认为,应用术语学属于特殊的研究方向,应从术语学研究中分离出来。而在传统的语言学家看来,整个术语学都应被看作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那么,应用术语学的特点是什么？它与术语学本身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以术语词典学为例,分析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术语词典学和术语学之间的关系很像词典学与词汇学的关系。一方面词典编纂实践会提出大量的带有理论意义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期待后者做出理论上的回答。同样,术语学研究的许多问题是在编写术语词典的过程中产生的,术语学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反过来又直接影响术语词典的编纂。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术语词典学和术语的整理与统一属于术语学中的应用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它在吸收术语学一般理论观点的同时,在具体实践中,却并不总是紧紧跟随着术语学。^[6-7]应该承认,应用术语学研究和理论术语学研究之间的距离正在逐渐拉大。前者已完全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应用术语学完全不受理论术语学的影响,或许应该说,术语学理论对术语实践工作的指导作用,相对来说,是“软性”的,“隐含”的,潜在的,而并非是强制性的,决定性的。     

面向术语翻译的南海领域本体知识库设计及构建研究

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维斯特(E. Wüster)在其专著《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Allgemeine Terminologie und Terminologische Lexikographie)^[1]中定义“术语是一个专业领域的概念指称系统,它包括了所有的专业表达,这些表达是一般的、常见的”。传统的术语学研究局限于对词汇的研究,然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术语的抽取和标注更多地来自真实文本,特别是更加依赖于知识库的构建。本研究重点在于以越南为例构建南海领域汉英本体知识库,对领域相关术语及术语间的关系进行描述,以实现对南海领域知识的系统组织,更好地服务领域术语研究和基于知识本体的术语翻译。     

俄国的术语教育*

摘要 本文介绍了俄国开展术语教育的实际状况,特别阐释了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以及术语教育在俄国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回答了术语教育的对象、内容及方式方法等问题,以及这些对我们的启示。一、问题的提出“术语教育”对我国读者来说,也许还是个相当生疏的概念。对一个术语学理论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国家来说,开展术语教育也确乎无从谈起。好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据2002年第4期《科技术语研究》^[1]报道,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归来之后,提出的6条工作建议中,第1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今年恰逢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起的旨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俄罗斯年”。术语学理论研究又是俄罗斯的学术强项。考察一下俄国开展术语教育的状况,对落实上述建议,也许会有助益。二、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进入上世纪70年代,把术语学看做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的认识,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既然如此,术语学一定有它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有对其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做出解释的理论,以及相对固定的研究组织与研究人员,等等。既然术语学称得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这门学问就不会是无心不经意就可以掌握的。对术语学的正确定位应该成为开展术语教育的一个前提与根本出发点。众所周知。为了实行法制,落实“以法治国”,仅仅制定法律条文显然是不够的,对作为行为主体的公民开展普法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开展术语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毫无“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的人,很难指望他们能在专业交流过程中自觉地贯彻遵守有关的术语规范。诚然,不应该完全排除通过专业学习过程获得“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的可能性,但那可能是非自觉的、模糊的、无意识的行为。而自觉的、清醒的、带有理性的“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只有通过术语教育才能获得。完全指望让学习者自悟,那是靠不住的,甚至可以说,那也是术语工作者的失职。如果上述认识是对开展术语教育的一般性理解,那么,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俄国学者还有出自自家国情的切身体会。俄国的著名术语学学者格里尼奥夫(С.В.Гринев)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特别指出以下方面。首先,这与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有关。近四五十年以来,随着某些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某些部门学科的分化,致使术语出现了“失控性的增加与互侵”,以至学者之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术语对获取、积累与传播知识的作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其次,对在生产领域内使用的术语,人们越来越要求确定它们的明确界限,这促使全国范围内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工作不断拓展。再次,随着国际间科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翻译工作的需求,对术语词典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再次,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区域性的、地方性的、行业性的自动信息系统、管理系统、设计系统,以至语言信息保障系统的设计与建造日趋升温,这些浩繁的工程也与术语学密切相关。而信息检索的有效性更与检索关键词的科学性分不开。^[2]总而言之,上述的种种情势都呼唤术语学的理论指导,开展术语教育也成了相当广泛的客观需求。其实,上述这些认识大体上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所处的现状。三、术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俄国,最早的术语教育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先行者应推坎黛拉吉(Т.Л.Канделаки)。她本是著名语言学家列昂季耶夫(А.А.Леонтьев)的学生,60年代中进入俄国科技名词术语委员会工作,稍后便在莫斯科印刷学院开设了“科技术语原理”专题课。后来,科瓦利克(И.И.Ковалик)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大学也讲授了“斯拉夫诸语言中技术术语的语言学问题”。再后,哈尤京(А.Д.Хаютин)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大学也开设了术语学专题课。其主要内容反映在后来以《术语 术语集合 名称集合》为书名出版的读物中。这是苏联出版的第一部术语学的教学参考书。1970～1974年间,列依齐克(В.М.Лейчик)在莫斯科大学为语文学系的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了术语学课。这是第一次把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开设课程。这个事实本身,也是术语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此后,即从70年代中开始,不仅在一些综合性大学,还包括某些专业学院里,也都开始讲授术语学课程。与此同时,针对各种不同对象的进修班、短训班,也不断地、不定期地举行。术语教育的教学内容是随着教学活动的不断扩大而逐步充实完善的。坎黛拉吉的讲授内容偏重术语的语义与结构,以及术语的整理等。科瓦利克则较多关注与术语紧密相关的概念系统、术语的构词方法,以及术语与普通词汇的对比研究。哈尤京的专题课对术语、术语集合以及名称集合的概念区别、术语的系统性以及术语脱离开系统使用中的问题更感兴趣。由于列依齐克是把术语学视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来讲授,因此,其授课内容较为广泛,从术语的逻辑学、符号学、系统科学到信息学、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从理论术语学到实践术语学的多种活动形式,如术语词典编纂、术语的整理、标准化,以至术语的翻译等问题,也都有涉及。进入八九十年代,术语学的教学内容在格里尼奥夫的《术语学引论》一书中得到反映。本书是以他本人于1978～1989年在莫斯科大学以及1992～1993年在莫斯科师范学院为本科高年级、研究生以及不同进修班讲授术语学的授课内容为基础撰写而成。术语学教学内容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为教学内容的充实与扩展,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内容的细化与专业化。针对学习者的不同需求,以及讲授者的不同研究专长,有的以“术语的语言学方面”为题(如乌克兰的基亚克Т.Р.Кияк),有的以“对比术语学与科技术语翻译”为题(如蔡特金娜Ф.А.Цеткина),也有的专门以“科技信息专业的术语学原理”为视角,还有的以“带有术语成分的外语词汇学”、“拉丁语与医学术语原理”等为讲授内容。^[3]这里特别值得就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况单说几句。列依齐克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出版术语学著述的地域相当广泛——从圣彼得堡到东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秋明到克拉斯诺达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俄国很早就以大学为中心开展普及学科理论与培养年轻干部的工作,其中包括术语学基础理论与部门术语的应用培训。虽然近年来,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一些俄国城市学派的领衔人物的相继去世,使这些学派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但也有一批新的、年轻又富有激情的术语学工作者涌现。”“作为学科成熟的标志,也出现了一些可作为术语学初学者案头书的著作。”^[4]这段话实际是在说,由于术语教育工作做得好,俄国的术语学研究与实践工作是后继有人的,并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四、术语教育的对象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划分术语教育对象的人员组成。他们既可能是在校学习某专业的在读生,也可能是完成了专业教育的接受继续教育者。就专业知识背景与职业背景来说,他们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人：一是术语工作者,包括术语理论工作者与术语实践工作者;二是语言学工作者;三是科技信息机构和出版机构的工作者;四是国民经济专业人员及科学文化活动人员。一般说来,大多数术语理论工作者都受过语言学的教育,而术语实践工作者都有相关的专业教育背景。第三类人员又可以区别出文摘工作者与翻译工作者、信息系统语言手段研发者以及不同专业的编辑等。五、术语学的教学内容到目前为止,也许还没有官方正式批准制定的术语学教学大纲之类的文件。但下面介绍的一些具体讲授题目,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做选择教学内容的参考。因此,这里作为单独一节来加以介绍。据格里尼奥夫的调查,全部讲授内容可以归结成包含56个题目的8个板块。第一板块是引论,涉及的题目有：术语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术语学的研究对象;术语工作的科学意义与经济意义;术语学的哲学与科学学方面;术语学的历史;术语学的产生与发展阶段;现代术语学的不同学派及其对术语学理论的贡献。第二板块与类型学及专业词层的研究相关,包括如下题目：术语及其特征;专业词汇单位的类型;术语的性质及对术语的要求;术语工作的类别及其阶段组成;名称单位;术语的类型与选取原则。第三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学的逻辑学方面,具体题目有：概念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划分概念与建立概念分类示意图的原则;定义的类别与建立定义的规则;建立定义的典型错误;术语的系统化与分类。第四板块主要围绕术语的语义学问题,包括的题目是：概念与术语之间的关系;术语的等值与术语的变体;术语的多义与同音异义;统一术语的方法;国际术语的协调。第五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学的语言-结构方面,其具体题目有：术语的结构类型;术语的历史研究方法;术语构词的语义方法;术语构词的形态学方法;术语构词的句法学方法;术语构词方法的演进;术语系统的概念与术语模式;名称的模式与整理名称的原则;术语的借用、不同的借用方法以及借用词的同化阶段;整理借用术语与国际术语词的技术方法;省力原则在术语中的贯彻。第六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工作的不同方面,其中包括：术语参项描写的原则与评估原则;不同知识领域术语的特点;术语的评审;术语编辑工作;媒体使用术语的特点及自动化信息系统的语言手段研究;教学活动的术语学问题：术语的翻译问题,术语的标准化。第七板块主要关乎几个术语机构的活动;第八板块则涉及术语词典学理论问题,包括：术语词典学的对象与地位;现有专业词典存在的缺点与不足;词典参项概念;词典的结构与组成;词典编纂方法指南;词典的宏观参项;词典的微观参项;词典的比较评价原则;编纂术语词典的计算机方法与系统方法;术语词典工作的自动化与现有的术语库;术语库设计的原则与方法。针对学习者的不同行业与不同知识背景,上述的讲授题目,可以适当地加以调整与选配。对有语言学知识背景的术语学研究者,包括研究生、进修生等,上述56个题目要全选,而对研究某一具体专业术语的研究生,可选53个题目。某一专业的术语研究者与词典编纂者,可选择44或42个对口的题目;信息系统语言手段的研发者可选33个题目;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者可选32个题目;翻译工作者可选29个题目;科技编辑可选28个题目;术语系统审定委员会的成员可选19个题目;教师与教学参考书编者可选18个题目;拉丁语与医学术语教师可选17个题目,等等。为了削减讲授内容,除了可以舍去某些题目外,还可以将有些题目适当归并。六、几点启示在大致了解了俄国的术语学教育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可能在如下方面得到一些启示。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初俄罗斯术语学派产生算起,到60年代末术语教育步入高等学校讲堂,即使刨除二战期间的几年时间,术语教育的准备阶段也大约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这个准备是与术语学研究成果的积累与发展同时进行的。或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研究术语学,也就是为开展术语教育做准备,其中包括认识上的准备与内容上的准备。反过来,没有术语学理论研究,开展术语教育就是一句空话。无怪人们说,一门学科正式登上大学讲台,是这门学科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在我国开展术语教育,也许应该从重视与加强术语学研究开始。只有等到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开展术语教育才有实际可能。俄国的术语教育的先行者,是一位来自科技术语工作领导机构的语言学学者。这也许并非出于偶然。首先,在俄国,语言学,特别是词汇学,被视为术语学的源出学科。与奥地利-德国术语学派相比,俄罗斯术语学派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点。其次,身居领导机构,便于通观全局,其视野相对开阔。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也应该有更敏锐、更切实的体会。而来自领导机构的“第一推动力”,产生的效果与拉动作用自然也会更大。当然,随后跟进的人,主要还是来自高等院校的教师。这一过程本身可能反映出开展术语教育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术语学涉及的学科门类广泛,术语的规范使用关乎的行业与人员就更多。开展术语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该视对象不同,采取“因人而异”的灵活办法。这样做会加强活动的针对性与适用性。但这些灵活的办法,只有在积极的行动过程中,才会逐渐摸索出来。眼下我们要做的,首先是行动起来,迈出第一步。*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国外术语学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40180)中期研究成果。     

现代术语学的主要流派

现代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在现代术语学形成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术语学的流派。本文简单地介绍国际上现代术语学的4个主要流派,以便大家了解术语学的基本理论。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趋迅速,国际间的科学技术交流日趋活跃,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显得更加重要,出现了国际性的组织来协调术语工作。1906年建立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开始编纂多语种的《国际电工词典》。1936年国际标准化协会(ISA)建立了第37技术委员会,又称术语学委员会。195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继承了ISA第37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建立了术语学原则和协调委员会,仍称第37技术委员会(ISO/TC37),它的秘书处设在奥地利标准化研究所。该委员会一直在国际范围内协调和组织术语工作。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上术语标准化工作的进展。在这个时期,现代术语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初具雏形。奥地利著名科学家维斯特(E.Wüester,1898—1977)对于现代术语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于1931年写成了第一篇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Internationale Sprachnormung in der Technik,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提出了现代术语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阐述了术语系统化的指导思想,为现代术语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如《术语学的基本概念,系统化的定义词典》(Grundbegriffe der Terminologielehre,Systematisches Definitionsworterbuch,1955),《普通术语学——一门界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情报学和专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Die 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Ein Grenzgebiet zw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Logik,Ontologie,Informatik und den Sachwissenschaften,1972)等。在他八十高龄时,还写了《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引论》(Einfuhrung in die 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 und Terminologische Lexikographie,1979)一书。维斯特对于现代术语学有着极大的贡献。现代术语学可以分为四个学派,即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一、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维斯特、达尔伯格(I.Dahlberg)、魏尔西希(G.Wersig)和费尔伯(H.Felber)。维斯特是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他在柏林技术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后,于1931年以术语学论文获得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回到他的故乡——奥地利南部的维森堡,经营一个生产木制工具和带钢的工厂。他在这里收集世界各地的术语研究文献,创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术语综合图书馆。1977年维斯特逝世后,这个图书馆由奥地利标准化协会接管,并且从维森堡迁移到维也纳的国际术语信息中心。维斯特在维森堡建立了一个民间的研究所,专门从事术语研究,他还吸收了维也纳的一些术语学研究人员参与这个研究所的工作。这种研究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联邦德国,逐渐形成了术语学中的德国-奥地利学派。维斯特倾其全力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来制定术语学原则的国际标准,当时总共有230页的ISO推荐标准和标准草案,几乎全部出自维斯特之手。维斯特的研究工作涉及面很广,术语、术语标准化、术语索引、术语文献编制、译音和转写、符号理论、分类法、计划语言、词汇学、词典编纂法都是他感兴趣的问题。1972年至1974年,维斯特担任维也纳大学普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系的名誉教授,开设了“术语学理论与术语词典学入门”的课程,这门课的教材后来形成了一本专著,于1979年作为维也纳技术大学文集第八卷出版。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强调概念在术语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首先要划分概念,然后才能划分概念的名称,概念系统是术语的基础。因此,术语学的研究应该先从概念出发,即先从概念的定义开始,而不是先从词语开始。术语学应该研究概念的本质、概念的产生、概念的特性、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概念系统的结构、概念的描述和定义、概念与事物的关系、概念与名称的关系等等问题。由于概念王国是不依赖于词语王国而独立存在的,必须对概念王国的研究给以特别的注意。2.在语言学方面,术语学的研究一般只限于词汇的范畴,术语的形态变化和句法规则与全民语言是一致的,它们应从全民语言中吸取。3.术语学的方法是共时的方法,它只关心概念体系的现状而不涉及概念体系的发展历史。4.强调术语学与语言学的不同。他们认为,术语学与语言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语言学只对语言进行描写,而术语学不仅要对语言进行描写,而且还要对语言进行规定,目前,ISO国际标准和其他标准化组织编纂的标准化词汇表已达一万份左右,这些标准都对术语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规定;语言学一般不对语言进行评价,而术语学则要对术语中的各种成分进行评价,以便筛选现有的术语并创制新的术语;语言学特别重视对本民族语言的描写,一般并不强调语言的国际化,而术语学则强调要用国际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来指导各国的术语工作,这种国际性的原则和方法不随着国家的不同或语种的不同而不同;语言学既要重视书面语的研究,也要重视口头语和语音的研究,而术语学则以术语的书面语研究为主,并不强调术语的口头形式。5.定义在术语学研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为了保证术语定义的一致性,他们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定义方法。6.强调术语学各门科学和各个学科分支中概念系统的原始基础。术语是传递知识、技术和不同语种之间的概念的工具。二、俄罗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洛特(D.S.Lotte)、德雷森(E.K.Drezen)、戈龙文(B.Golovin)、丹尼连科(V.Danilenko)等。20世纪30年代初,俄罗斯学者开始从事术语学的研究,他们把维斯特的著作《工程技术中(特别是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翻译成俄文,建立了技术术语委员会,后来改名为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术语委员会(KNTT),这个委员会负责阐述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制定术语结构和概念术语体系的原则,制定术语标准和术语表,汇编收集到的推荐术语,制定使用术语和创造新术语的原则。俄罗斯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术语学研究的对象是属于语言范畴的。解决术语学问题的方法应该从语言学中去寻找,应该在术语学中大量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俄罗斯学派研究术语的方法,一般是先从某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出发,建立概念体系,而不像德国-奥地利学派那样,概念的划分总是先于名称的划分。2.术语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应该研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原则和方法。俄罗斯的术语学研究首先要解决俄语和独联体其他各国的语言中出现的问题,例如,术语标准化问题和创造新术语的问题。3.术语学的研究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俄罗斯的高等学校和俄罗斯科学院都十分重视术语问题,大部分俄罗斯的术语学研究人员不是属于某大学,就是属于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直接抓术语工作,他们总是把术语问题当作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第一分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莫斯科,由俄罗斯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全俄技术情报分类和编码研究所具体负责。在第一分委员会的主持下,起草了《术语学词汇》、《术语命名原则与方法》、《概念与术语的国际统一》等重要的文件和标准,在国际术语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三、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代表人物是哈夫拉奈克(D.Havranek)、霍列茨基(J.Horecky)、克库莱克(K.Kocourek)、鲁登尼(M.Roudny)等。布拉格语言学派是现代结构语言学中的三大流派之一。布拉格语言学派主张从实用的观点来研究语言的规范问题,也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从人类文化、文明和技术交流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规范问题。语言学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改善语言的使用状况,促进语言的规范。术语学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受到布拉格语言学派这些观点的强烈影响。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继承了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传统,强调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术语问题。他们认为,要有意识地推广多数人认可的语言习惯,加强约定俗成的社会影响,消除少数人乃至于个别人使用的不符合多数人习惯的、或者是不精确的、重复累赘的语言现象。2.重视术语的社会交际功能的研究。为了发挥术语的社会功能,他们主张：术语不要与日常使用的词语发生过多的联系,以免产生歧义：从几个同义术语中挑选标准术语时,要选派生能力强的术语：不要过多地干预术语的国际化,吸收外来语可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术语。3.注意术语特性的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研究术语的特点,是正确地创造、翻译、移植术语的前提。捷克斯洛伐克的术语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它的形成和发展同保护捷克和斯洛伐克两种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学派实际上是语言学中的布拉格学派在术语学中的代表。四、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隆多(G.Rondeau)。这个学派是现代术语学中后起的学派,20世纪70年代才形成。他们批判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并将其应用于术语工作的实践之中,在建立术语数据库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目前加拿大术语数据库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术语数据库。隆多教授在魁北克的拉维尔大学开设了术语学讲座,并培养术语学的硕士和博士。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概念是术语的基础,概念单位是术语分类和定义的对象,又是术语命名的出发点,术语工作应该建立在概念层级体系的基础之上。2.术语在本质上是由概念和名称两个方面组成的语言符号,它之所以能作为特定的概念总体的一部分,是由于在概念总体中它同其他的概念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3.术语标准化工作应该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要注意标准和推荐标准之间的区别。4.术语工作应该同语言规划的政策紧密地联系起来。5.术语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术语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新术语的研究。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对世界上的术语工作,特别是对于维斯特的工作,进行了批判性的综合。这个学派在国际术语学的研究中一直是十分活跃的。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第二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魁北克法语管理局内,负责研究专业词汇与术语词典的编辑方法,他们组织和起草了《单语种分类词汇的编排》、《分类词汇编辑指南》等重要文件和标准,在国际术语工作中很有影响。* 冯志伟研究员是第四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

摘要 本文大致按时间线索介绍了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历程,评述了俄罗斯学派的一些特点,同时,也着重分析了俄国语言学传统对该学派形成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上,术语学研究已经愈来愈引起各国学者的普遍重视。位于欧洲的德国－奥地利与俄国,以及位于北美的加拿大魁北克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三个最有影响的学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一下俄国的术语学研究概况,即使是浮光掠影,对我们也是有裨益的。“术语”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形成于本世纪初,而“术语学”的出现,自然更晚。对术语学的学科地位,至今仍存有争议。但总的趋势是愈来愈倾向承认,这是一个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独立的边缘学科。与术语学较短的存在历史相比,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历史就要算是较长的了。事情要从彼得大帝(1672～1725)的改革说起。随着全面学习西欧,大量的科学文献被译成俄语,大批的科技外来语也随之涌入。于是,如何处理科技术语的问题便自然被提了出来。俄国的物理、化学、机械、天文等学科的术语体系的建立与著名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1711～1765)的名字分不开。他在研究自然科学与构建概念体系的过程中,也创造并规范了大量的术语。这中间,当然也有翻译工作人员的重要贡献。进入19世纪后,搜集整理术语的工作变得更活跃了。1807年,已有矿物学词典问世。据有关文献统计,19世纪上半叶,俄国已出版的不同学科的术语词典有4部之多。19世纪末至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工业、农业、以及文化、艺术不同领域多种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术语更是大量涌现。同时,社会对术语研究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反映这种研究成果的著作,包括百科词典、语词词典以及翻译词典等,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十月革命前,在术语工作方面,已有过重要的尝试。1910年,俄国邮政电信总局属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电工学术语问题。几乎同时,开始陆续发布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编写的带有术语工作性质的材料,俄国是这一国际组织的成员之一。十月革命以后,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尤其是20～30年代的技术进步,不仅术语的数量剧增,而且术语越来越多地进入全民语言之中。术语学成了亟待语言学家研究的课题。俄国术语学研究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期间确立的。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术语学研究的不仅有语言学工作者,还有许多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科技人员。日常的工作实践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术语研究的重要性。这里有必要列举一些较有影响的学者名字以及他们的代表性著作。1931年,洛特(Д.С.Лотте,1898～1950)的《科技术语学当前的任务》一文发表。他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标准化协会术语标准化的负责人,苏联科学院院士。加拿大著名术语学家隆多(G. Rondeau)说他“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位真正的术语学教授”^[1]。洛特文中指出,术语学的现状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不适应,已经成了技术进步的严重阻碍。1933年,根据苏联科学院院士恰普雷京(C.A.Чаплыгин,1869～1942)的提议,建立了苏联科学院术语委员会。1936年,标准化委员会与术语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世界语学者德列津(К.Дрезен)发表了一部专著,其中指出,术语的功用在于,在人的意识中尽可能充分地再现科学或技术对象的性质与特征。1939年,著名语言学家维诺库尔(Г.О.Винокур)发表了《俄语技术术语中某些构词现象》。这一著述对俄语科技术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仍为术语学关注的许多问题在该文中都有涉及。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坚持术语的语言学性质。正如隆多所指出：“自30年代的这些活动开始以来,苏联学派就以其双重发展的趋势而著称。一方面使术语学的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全部术语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术语资料的处理方法在奥地利问世之际,术语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苏联诞生了。”^[2]的确,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维斯特(E.Wüster)的工作总是面向实际的。在他的领导下,制订了编写国际术语词典及建构术语体系工作的细则。而俄国的术语工作总是既注重实践,又重视理论,把术语研究发展成一门学科,俄国学者功不可没。俄国的术语研究有一系列自己的特点：1.把术语工作看成是一门应用科学,它研究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问题则来自科技领域的概念和名称。2.术语研究的对象是属于语言范畴的,所以,解决方法也要从语言学中寻找。这一点与德国-奥地利有明显不同。后者更重视哲学对术语学的影响。在其代表人物维斯特的方法中,划分概念先于确定名称,首先被看作是一个抽象过程。与此相反,俄国的方法则是从某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开始去建立一个概念体系,然后为这些概念定义,最后确定术语。3.术语问题是社会文化问题,因此有必要与高等教育结合在一起。4.注重对术语学基本问题的探究,其中包括术语的定义、术语的划分、术语的特性、术语与全民词汇的区别、术语在其他学科中的地位等等。50～60年代,在苏联对术语学研究建树最多的是以下一些学者：安德列耶夫(Н.Д.Андреев),阿赫玛诺娃(О.С.Ахманова),维诺格拉多夫(В.Е.Виноградов),坎杰拉基(T.Л.Канделаки),库兹金(Н.П.Кузъкин),皮奥特罗夫斯基(Р.Г.Пиотровский),列福尔马茨基(А.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其中有几位是极有影响的一流语言学家。然而,这期间术语学研究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也非常值得一提。这就是,一些研究者过于关注文艺作品中的术语运用,例如,革拉特科夫的长篇小说《水泥》中建筑术语的使用问题之类。此类研究当然无法揭示术语的本质特征,对术语学研究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1956年第二期《语言学问题》杂志郑重地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用“语言学家应该改变对术语工作的态度”这样严肃的标题,提出了批评。文中写到,自1933年术语委员会成立以来,语言学家还没有拿出一个在建立和选择术语方面可供术语工作者遵循的科学且可行的操作指南来,而只是泛泛地谈论。据说,这一批评收到了一定的效果。70～80年代,探讨得最多的术语学问题,可以归纳成以下4个方面,即：(1)术语的性质及术语组织的语言学描写;(2)计算机在术语学分析方法中的使用;(3)旨在设计现代信息系统语言的术语分析;(4)科技术语的标准化问题。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术语学研究学者是：阿维尔布赫(К.Я.Авербух),沃尔科娃(И.Н.Волкова),格尔德(А.С.Герд),达尼连科(В.П.Даниленко),莱奇克(В.М.Лейчик),莫伊谢耶夫(А.И.Моисеев),斯科罗霍季科(Э.Ф.Скороходько),普罗霍罗娃(В.Н.Прохорова)等。如果有机会浏览这些方面的俄语资料,俄国术语学研究成果之丰,学术活动之频,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80年代发表的术语学专著或论文大约有2000部(篇),每隔两年都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术语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仅从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研究者兴趣之广泛,其中不仅有“科学、术语、信息语言的符号学问题”、“科技术语中的语言学问题”等重大题目,也有关于其他国家术语研究的专题介绍。这里不仅涉及英、法语中的术语问题,甚至汉语术语的构词法问题,也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内。50年代中期,在苏联术语委员会工作的学者已达400人。至于术语学作为一门学科,更是早已进入了许多大学的课堂。纵观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历史,会深深感到,处理好语言学与科学在术语学研究中的关系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现代化学的奠基人,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34～1794)在《化学基本教程》的前言中说得好,“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因此,不完善科学,就无法完善语言;不完善语言,也无法完善科学。不管事实如何可信,由事实引起的概念如何正确,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3]拉瓦锡的这些话很好地说明了语言在科学中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苏联既是科学家又是语言学家的罗蒙诺索夫,简直就是这种结合的化身。19世纪20～30年代之前的俄语语法,通常被称为罗蒙诺索夫语法。其中许多沿用至今的术语及其体系都是罗蒙诺索夫创建的。后来的学者,包括一些民主主义革命者,如别林斯基、杜勃留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对罗蒙诺索夫的概念术语体系及其原则都给予高度的评价。据说,在19世纪中叶曾有一段时期,俄国语言学家对术语学问题存有一种隔膜,他们对语言学在术语研究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其中的语言学问题也采取“不介入”的立场。这一倾向很快得到了纠正。这在1854年的《科学院二部学术记事》中有明确的记载。到了19世纪下半叶,诸如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符号性,语言的体系与结构等,成了语言学家最关心的课题。著名语言学家波铁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1835～1891)在这方面的研究,占有显要的地位。词的生命,词的语义结构是他的研究的重要对象。他的著述中常引用一系列术语名称为例,以说明术语意义的体系性特征。语言的体系性这一概念,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И.А.Ъ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1845～1929)以及波科罗夫斯基(М.М.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42)等人的著述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阐述。词汇的体系性在术语中表现得尤为一贯。波科罗夫斯基提出,不要研究单个词的词义,而要着眼于属于某个社会生产领域内的一组词,这也就是术语。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甚至提出了调整术语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人为’途径,即有意识的调整,大量新科技术语才能出现”。术语学研究无疑与语言学中的词汇学关系更密切,重视词汇研究是俄国语言学的传统。与西方语言学研究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在那里,词汇学的地位是受到冷遇的。从重视一般词汇研究到特别重视术语研究,是自然的发展过程。这些当然都有利于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     

俄罗斯医学术语编纂实践的源发与演进

医学术语编纂既是医学术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医学术语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文章以俄罗斯医学术语编纂实践为中心，从历时的角度追根溯源，探寻在词典学和术语学理论形成之前的不同历史阶段医学术语编纂实践发展的背景和特点，以厘清俄罗斯医学术语编纂活动的早期发展脉络，从而管窥俄罗斯医学术语编纂实践的演进历史。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其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这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科技内部术语爆炸,每年产生一百多万个,仅化学术语就有几十万个,而且常常定名不一。另一个是术语大量迅猛向共同语渗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从30多个学科中选收7000多个术语,占总收词量的13%,而《现代汉语词典》编者中的四位(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1987年出版了一本《汉语新词词典》选收术语已占了总词条数的56%。英国语言学家G.Leech把这个趋势叫“行话化”。这就迫使世界的科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信息学家、哲学家等都来研究术语。中国的术语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当前急需的是理论建设。一、理论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主要依靠经验、知识和技巧。科学,主要依靠理论,它是理论框架中的知识体系。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主要是技术,很少有科学。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开始于公元前613年,到1910年共记录31次。其记录之早,早于阿拉伯人679年,早于欧洲人1602年。其记录之详细,更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后来这颗星居然叫做“哈雷彗星”。那是因为英国天文台台长哈雷用理论首次认识了它的科学属性。从这两个悲剧中,我们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我们祖宗头上,既有光环,也有伤疤。握住光环,自然会增信心。袒露伤疤,令人图强发愤。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同理,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学。业内人士都了解,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距离一个立足于世界的学派理论,还有一段较远的路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必须连续经过四条途径：一继承,二借鉴,三移植,四升华。二、继承中国的有关术语学术思想继承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外国学者的术语著作时常用作篇首语)和荀子的“正名论”。往下,在一些专业翻译思想中闪烁了术语理论的晨曦。比较重要的有晋代的道安(314～385)提出“五失本”,即五类译文允许跟原文不一致。唐初玄奘(602～664)提出“五不翻”(见《翻译名义集》),即五类词语不能意译,只能音译。北宋赞宁(919～1001)提出“六例”,即详论了翻译的六类事例(情况)。再往下,到了近现代的严复。他1895年译完,1898年出版了《天演论》,其序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胡以鲁1914年发表于《庸言》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的《论译名》认为,有十类词可以音译。1932年成立的南京国立编译馆于1933年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此后至1983年上半年中国总共出版的920种术语工具书,其编撰“说明”都包含着术语学思想。而刘涌泉先生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中国语文》的《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一文,多半篇幅是谈术语理论,如术语的特征,术语的产生发展,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的数据库等。1950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做了许许多多术语工作,同时也总结了许多工作经验,特别是从中提取了一些术语学思想。这些都反映在《科技术语研究》等公开或内部书刊中。近来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冯志伟教授的力作《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该书有三点贡献：一是中文单词型术语的结构模式,二是术语形成的经济规律,三是潜在歧义论。在《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2期,冯志伟先生又发表了《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对另一大类术语的结构做了补充研究。最近郑述谱先生出版的论文集《词典·词汇·术语》中有许多文章是属于理论建设的,例如《关于术语及术语学》《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术语学与语言学》《历史术语研究的启示》《术语学的研究方法》《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等等。以上这些,就是今后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基础。三、借鉴外国已有的术语理论欧洲术语学思想溯源,最早有Aristoteles的间接论述,较为直接的是18世纪三位科学家。第一位是现代化学奠基人法国化学家A.L.Lavoisier的论断：“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第二位是英国科学史专家W.Whewell的见解：“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第三位是英国哲学家J.S.Mill的观点：“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他还多次论述过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以上引语转自郑述谱,《词典·词汇·术语》2005)现代术语学理论可以借鉴的有以下四个学派的理论：德国—奥地利学派的术语研究的逻辑思想、概念理论。俄罗斯学派的术语研究的语言学思想、词汇理论。他们认为术语是词汇学的现实问题。俄罗斯学派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译介,如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的《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等。郑先生还将译介一些俄罗斯术语学理论。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术语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思想,即把术语放在言语或社会环境(包括不同文本,不同专业语言以及计算机系统)中,研究它跟相邻因素的功能关系。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综合理论。好在这个理论已经有了一个概要的译介,那就是其首领人物G.隆多写的《术语学概论》,1985年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理论,如术语的界定标准,选择标准,术语的特点,术语的研究方法等等。现在见得较少的,是德国—奥地利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译介理论。希望有关人士尽快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而且能够提高攻玉的速度、水平,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赶超。四、移植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在一个学科诞生、发展,甚至成熟的过程中,都经常从相关、相邻学科那里移植一些新理论。国外的四个术语学派的理论多数都是移植的,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移植。那么,从哪里移植呢？从它的邻近学科——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语义学、词汇学那里移植。这些学科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聚合和组合、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标准化或规范化、结构和功能等理论早已被移植进来。而中国术语学还要移植更多的理论。可以这样说,词汇学、语义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移植过来。例如：词的分离性和术语的界定,词的同一性和术语的变体,术语的造词法,术语的模糊性,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术语的全民化和全民词的术语化,术语的语义特征,术语的比较,术语的分类,术语的演变,等等。例如术语比较,可以开展许多方面工作：术语能指比较,术语所指比较,不同类型百科全书的术语比较,同类型百科全书术语比较,百科全书和语文辞书术语比较,语文辞书(如《现汉》、《简明牛津》、《拉鲁斯》、《俄语词典》)术语比较,等等。不同学科的同一术语的比较,对澄清术语的混乱很有好处。众所周知,genus和species,属和种,都是逻辑学和生物学使用的术语,其拉丁文和汉字(即能指)以及所指不尽相同。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和一般读物都采用了“种”指genus、“属”指species的译法。(王维贤《关于“种”和“属”的译名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10～11期)大类叫“种”(genus),小类叫“属”(species)。(李世繁《关于“种”和“属”》,同上)到现在,逻辑学界趋于统一：用“属”译genus,指大类,即上位概念;用“种”译species,指小类,即下位概念。生物学界比较统一,无论是C.Linne的五级分类,还是他人的多级分类,都是“属”在上,“种”在下,而且两者的相对性比逻辑学上的相对性小得多。语文辞书术语释义,一般的原则是“外行能理解,内行能认可”。可是在贯彻落实这个原则时,各国语文辞书选择术语的语义特征的多寡很不相同。又如术语的分类,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可以分出许多类。这里要讨论的从术语的频率以及跟共同语关系角度,可以分出：最常用的,约七八千至一万,大多数出现在中学教材里,大多数已经进入共同语;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七八万至十万(除最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未进入共同语;次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除最常用和次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各专科、专业辞典里;罕用罕见的,未在任何辞书中出现,少数见于巨型语料库中。分类研究,对于认识不同类型的术语的性质以及编撰各类有关辞书,都大有益处。五、理论建设的高峰——升华新理论上文所说的继承、借鉴、移植的理论,都是已有的理论,都是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建设的高峰是新理论。新理论,从哪里来？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从哲理本源上说,是正确的。但是,个人的实践,总带有狭隘、片面、直感等因素。而新理论,常常是由少数智者首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而从直接来源看,有些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实践。因此,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科学研究经验时再三强调：“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中直接概括的。”作为理论之一的概念如此,那么作为理论另一内容的假说呢？它除了以一定的事实和已有的理论为基础之外,更突出的内容是想象、推测、推理。即使都在同一个实践基础上,有人没能产生理论,有人产生了理论,而且产生的理论水平有高低之分。这是为什么？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积累的多少不同,理性思维(有时叫logos)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后者是更重要的。术语工作者是必不可少的,术语学家更是当前急需的。而要成为术语学家,就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受过多种哲学的熏陶;第二,要受过理性思维训练;第三,要有现代先进的文化思想;第四,要有足够的跟术语学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第五,当然应该具有术语学本身的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升华出术语学的新概念、新原理、新学说、新假说。美国科学哲学家M.W.Wartosky认为：“从科学是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说,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国诞生。     

我国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近代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始于清朝末年(1906年),当时,在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馆,由严复任编纂。辛亥革命胜利后,江苏教育会之理化教授研究会曾组织过物理学、化学等名词术语的审定工作,1918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着手分学科组织术语审定,1927年设立译名统一委员会,1928年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专设编审处负责各学科名词审订工作,1932年成立国立编译馆,统由该馆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多学科名词术语的审定,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馆尚有数十种各学科名词术语草案,为新中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提供了素材,奠定了基础,为推动学术交流,繁荣学术气氛起了积极作用。一、解放前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历史回顾地质学名词的审定,当以1923年董常所编《矿物岩石及地质名词辑要》^〔1〕为最早,这虽然尚属个人编纂辞典之类,但他搜集之广,又经多人参与审订,订名上尚称准确、严谨,流传甚广。1927年大学院成立的译名统一委员会虽然着手审定矿物学、岩石学、地质学名词,但尚属初步草案。1930年杜其堡(1898－1942)编成了《地质矿物学大辞典》^〔2〕,填补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名词辞典的一项空白,辞典共1145页,收录了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晶体学、化石学、地文学名词术语,并选编著名地质学家的传略和肖像,除每条目做扼要解释外,尚附有插图说明,每条注有英文和德文^〔3〕。杜其堡以10年之心血,倾注于这部辞典的编订,编成后又经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赵亚曾等的严谨审订,正像翁文灏先生在序中所指：“按专门辞典之作,盖所以集学术之大成,便学者之检阅,意至善用至广也,……。地质矿物学辞典教育界既久感此需要,则杜君此编,固亦今日不可不有之书,殆亦今日中国地质矿物学界力能贡献之作”^〔4〕。国立编译馆负责编订的有关地质学名词,分矿物学名词,普通地质学名词、岩石学名词,以及古生物学名词。矿物学名词于1932年着手收集材料,1933年开展审定,由当时教育部聘请了老一辈地质学家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王宠佑、李四光、何杰、王烈、叶良辅、谢家荣、杨锺健等15人为审查委员,进行逐条审定,于1934年由教育部令公布,《矿物学名词》包括普通矿物学及矿物分类学,共6,000余条,附有英、德、法、日文^〔1〕。在矿物订名上以矿物的物理性质为主,以化学特性为次,尽可能多采释义为原则,为我国的矿物命名奠定了科学的原则与方法。《地质学名词》(普通地质学)于1934年送教育部审核。教育部聘请了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叶良辅、谢家荣、郑厚怀、王恭睦、朱庭祜等17人为审查委员,经一年多的逐条审订,于1935年发送中国地质学会复审,经过大量修改,于1936年整理公布,《地质学名词》近万条目,与矿物学相同,附英、德、法、日文^〔1〕,仍以释义为原则,包括天文地质学、地形学、外动力地质学、火山、地震、经济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地壳运动以及重要的地层学名词等,正是由于这部分名词包罗万象,虽然经过17人的审查委员会逐条审定,也难以一一修订完善,仍有不少不当甚或是错误之处,这在《地质论评》第3卷第3期(1938年)李悦言的专文中做了系统的评述^〔5〕,不仅指出订名错误之处,也提出具体修正建议,如侵蚀盆地(Basin Karst)应改为喀斯特盆地,粘土石(claystone)应改为泥岩,冲积丘(Alluvial cone)应改为冲积锥等,不一一赘述^〔5〕。国立编译馆虽然做过审定工作,还仅限于草案阶段,这就是解放前夕留下来的地质学名词草案,岩石学名词草案,矿物学名词草案等。二、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置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属于自然科学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组织各学科审查小组,地质学审查小组,聘请尹赞勋、王竹泉、王嘉荫、李春昱、侯德封、袁复礼、张文佑、陈光远、杨遵仪、谢家荣为委员,据我记忆,像孟宪民、冯景兰等也经常参加审定活动,经两年多的审定,于1953年定稿,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后,于1954年正式公布^〔6〕。这次审定公布之《地质学名词》乃以中英对照,以中文为正编,以英文为副编,其内容范围：包括地质现象、地质作用、地质构造、古地理、矿床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貌学,以及与地质有关的钻探,采矿部分名词在内,矿物、岩石以及古生物学名词另有编册,未列入其内,这次公布之地质学名词是由政府组织审定的,审定要求严谨,科学性较高,得到学术界的赞誉。按照地质学名词审定的原则与方法,于1954年公布了《岩石学名词》(汉英)^〔7〕,《矿物学名词》(汉英)^〔8〕,1956年公布了《英俄中古生物学名词》^〔9〕;《综合地质学名词》^〔10〕,1957年《水文地质学及工程地质学名词》^〔11〕(俄中对照)。此外,还编订了中俄对照的《岩石学名词》^〔12〕(1956年),俄英中《矿物学名词》^〔13〕(1957年)。这里以中俄岩石学名词为例,说明其特点：1.范围：岩石学的原理、成因、分类、产状、成分、结构、性质、形变、内外作用等,都包括在内;2.订名：以物理性质为主,以化学特征为次。凡对特殊结构、构造以及特殊意义者,悉从其含义而定。3.文种：虽系中俄对照,仍附注相应的英文;有的选译名词,一般保持原作者所订原名,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4.审查组：聘请谢家荣、王嘉荫、苏良赫、冯景兰、何作霖、袁复礼、朱福湘、刘乃隆为审查组成员。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受到政府的关怀和重视,把这项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正像郭沫若院长在《序言》^〔14〕中所述：“目前我们国家正在积极准备进行计划性的经济建设。为适应这种需要,文教部门必须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与技术教育,大量培养科学技术人材……。因此各种学术专门名词之使用,已经不只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事情,且已成为广大人民的需要。这些情况说明统一学术名词工作在今天尤其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着重指出：“这些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由于这样,统一学术名词工作才具有它实际的迫切的需要,……。”^〔14〕正是由于国家的重视,才获得较大的进展,取得可喜的成就,公布了一批又一批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为全面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做了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三、地质辞书词典的编篡弥补了审定工作的中断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期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虽一度中断,但有关出版机构,在严密组织下,以各种形式。聘请本学科学者、专家,集体编订了一批质量较高、有影响的辞书类工具书,为国内外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生产起了重要作用。下面选其一部分做简要介绍：1.《英汉综合地质词汇》^〔15〕197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根据1957年版进行的修订和增补,共收集有关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地球物理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以及深部钻探、采矿术语25,000条,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已多次重印,可以说,是我国地质工作者常备的工具书。2.《英汉矿物种名称》^〔16〕这是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中国地质学会矿物学专业委员会联合组建的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审定,他们以Fleischer的《矿物种名汇编》(Glossary of Mineral species,1980)为蓝本,并参阅了国内外有关文献整理编订而成,多次经过专门审定会议讨论订名,组织了国内著名矿物学者进行严格审定。像蒋溶、陈正、池际尚、郭宗山、彭志忠、丁毅等都参加编订与审定工作。该书内容包括1980年底以前发表在国内外有关书刊的矿物名称、重要变种名、族名概称和同义词等共3,100词条,值得提及,书中还收入了新中国以来发现的新矿物,如黄河矿(Huanghoite)、湘江铀矿(Xiangjiangite),斜方钦铀矿(Orthobrannerite),氟碳铈钡矿(Bastnaesite)以及香花石(Hsianghualite)等,成为中国地质矿物工作者难得的工具书,为中国新矿物的研究和命名工作提供了重要科学资料。该书于198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又重新发行了修订本。3.《英汉现代地层学词典》^〔17〕198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现代地层学术语1,460条,每条做扼要的词义解释,尽可能运用当代术语学的基本原理,做释义性的解释,诸如地震地层学(seismic stratigraphy),定量地层学(quantitave stratigra－phy),动力地层学(dynamic stratigraphy)等术语。4.《英汉地质词典》^〔18〕1983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词近15万条,包括三十多个学科,主要有地质科学及其所属各个学科,其中有普通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学、矿床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震学、火山学、煤田地质学、石油地质学、地球化学,也包括一些新兴学科,诸如遥感地质学、数学地质学、环境地质学、宇宙地质学等,组织国内二百位著名地质学家参加审定,是历经五年的成果。也是地质工作者常备的工具书,有着广泛的影响。5.《地质辞典》^〔19〕1983年陆续由地质出版社分五个分册出版,该书是由原国家地质总局责成书刊编辑室和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组织力量编纂而成,历经几年的努力,有三十多个教学、科研和生产单位参加编订,经过全国四百多个地质单位征询意见和修改,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地质辞典(带有解释),包括四十多个学科,一万一千多词条,共达三百多万字,其特点是对许多地质科学的基本概念,做了定义性解释,特别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地质现象,分别做了论述,像在第一分册中大地构造学部分专门分列出中国区域构造,震旦地块、华夏地块、昆仑山地槽、喜马拉雅地槽、震旦褶皱带、喜马拉雅造山带等都一一做了基本概念及特征的论述。众所周知,中国大地构造学派是各有特点的,理论观点自成体系。该书中把几个主要学派各自分成独立系统,并集中篇幅加以注释,以不同学派的术语,反映出不同学派的理论概念,使读者对中国大地构造学说、学派有系统的概念,这正表现出中国地质术语是反映地质现象特征和概念内涵的。该书分列的主要学说有：多旋回说(65条),断块构造说(82条),地洼学说(86条),波浪状镶嵌构造说(65条);而地质力学则分为构造要素、构造地块、构造体系、构造级别、序次、岩石力学性质、构造应力场、地壳运动七大部分,所列词条较多(共364条)。此外,该书还比较系统地分列了板块构造说,使收集的词条术语更具时代感。《地质辞典》五个分册是：第一分册：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上下册)第二分册：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学等第三分册：古生物学、地史学、地层学等第四分册：矿床学、应用地质学、包括海洋地质学、工程、水文地质学^〔19〕第五分册：地质普查勘探技术方法(上下册)此外,与地质学科密切相关的学科,还编篡出版了《英汉综合地震学与地球物理学词汇》^〔20〕,《地球物理勘探词典》^〔21〕《英汉石油地球物理勘探词汇》^〔22〕,《英汉地质学缩写词汇》^〔23〕、《古生物命名拉丁语》^〔24〕、《自然地理学名词》^〔25〕、《英汉自然地理词汇》^〔26〕等,为地学界的学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四、当前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现状上述地质辞书、词汇的编纂与出版,虽然弥补了统一审定工作的中断和不足,但由于各单位缺乏统一审定术语的原则与方法,出现了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特别是在引进新词中未能严格按术语学原则要求,缺乏科学性,使中文术语不能准确地反映所指概念,造成一定混乱现象。近年来地质科学迅猛发展,反映新学科、新理论、新概念的术语大量涌现,像环境地质学、灾害地质学、旅游地质学、城市地质学、农业地质学等新学科、新分枝的建立,都要创出反映新学科内容和术语体系,必须有一个统一而权威性的命名原则与方法,加之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频繁,科技情报信息的传递,新学科的开拓、新概念的引进、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纂、出版和检索,特别是科技术语库的建立与使用,都有待于科技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鉴于此,国务院委托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1987年委员会委托中国地质学会组建了地质学名词审定委员会^〔27〕,并初步制定了工作条例和审定原则与方法,确定了审定范围、审定步骤和具体工作安排。学会决定由当时的理事长程裕淇教授任主任委员,由两位副理事长王鸿桢教授、叶连俊教授为副主任委员,聘请著名地质学家30余人为委员。分为8个学科组：1.地质学综合名词组,2.地史和地层组、3.构造地质学组、4.矿物学组、5.岩石学(沉积学)组、6.地球化学组、7.矿床学(含能源地质学)组、8.环境地质学组^〔27〕。经过1987年分学科收词,集中讨论初稿,1988年形成地质学名词草案,几经讨论和整理,于1989年,在程裕淇主任及两位副主任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地质学基本词的审定会,出席会议的委员,历时三天分学科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最近确定第一批地质学基本名词约4500－5000条,其中地质学综合性名词170－180条,地史与地层学450－500条,构造地质学500－550条,岩石学850－900条,矿物学650－700条,地化800条、矿床学450－500条,环境地质学(水文、工程地质学)450－500条。《草案》整理后,将发送全国有关单位征询修改、补充意见。再经整理后,将召开第二次审定会,经过委员会讨论通过,送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复审后,批准公布。五、关于地质学名词审定公布的几点思考即将公布的地质学名词,是第一批地质科学领域内的基本词,其数量仅在4500－5000词条,其余亦将分期分批由委员会负责审定,由全国委员会予以公布,其特点是由国家统一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审定,因此,审定的各学科术语,应达到标准可靠,这不仅要求在科学性上是高标准,而且也要在使用汉语特征上达到高水平,鉴于此,根据个人所接触的范围,提出几点建议,以供最后定稿时参考。1.补充与增加新名词术语问题现已初步讨论的四千余词条的地质学名词中,强调基本词较多,而有忽略反映地质科学新理论、新思维、新概念的术语较少,缺乏时代感、像近两年内实施国际岩石圈计划过程中形成的新学科,幔岩学、幔岩矿物学,特别是在地球科学面临横向交叉、综合、相互渗透的形势,涌现出大量交叉性理论和概念,像地质重演律、地质全息律、间断平衡论、海—地—气耦合,全球地学大断面(GGT)以及计算机断层摄影扫描术(CT)、地质回向系统、地质黑箱方法^〔28〕等,认为在讨论过程,应适当增加一些反映新思维的术语,以表示公布的地质学名词有明显的时代信息。2.与相邻学科的重复问题地理学名词(第一批)共1428条已于1988年5月正式公布^〔29〕,地球物理学名词(1339条)^〔30〕。亦已公布,古生物学名词,虽包括一少部分地层名词,亦进入定稿阶段,因此,地质学名词(基本词)与相邻学科名词虽有一些的重复,地质学名词可能是在地学几个学科中最后公布的一种,避免重复与本学科的系统性问题,就自然成为突出需要讨论的课题,我认为,既是分期分批审定,就难以求全责备,宁可少些系统性,也尽可能减少重复,少数重复的术语,必须严格求其统一,不然就失去这次全国统一审定自然科学名词的真实意义。3.审定地质学名词工作中,要贯彻“双百”方针。学术论战是地球科学本身特点决定的,也是地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中国地质学就是在长期学术论争中求得发展和进步,近年来中国地质学界、学派林立,假说纷纭,可以说所有的理论、假说,都要以其明确的概念,创用术语来表达,术语的统一也是概念上统一,涉及到各学派对各种地质现象的不同认识和论点。矿床学领域内,有多源成矿理论,也有层控时控成矿规律,传统的还有热液,交代、围岩蚀变、变质、重熔、岩浆、火山喷发等成矿假说,国内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进行过论战,也都有各自的侧重者,反映这些概念的术语选择和定义,则要历史而客观考虑,避免厚此薄彼,特别是在中国大地构造学的术语审定中更是敏感的学科领域,多旋回说理论、断块构造说、波浪状镶嵌构造说、地洼学说、地质力学,以及板块构造说,都各自有其完整的独立概念体系,各自创用一套反映其理论概念的术语,表达不同的论点,有别于其它学派,因此,在审定工作中要充分尊重现实,特别是在词条取舍中要慎之又慎,要公正地弘发各学派学术论点的概念系统,尽可能采纳其创用的术语。此外,还有中国冰川理论的争论、“中国贫油论”的争论以及地层划分、新矿物命名原则等,都应在相继公布的地质学名词中有所反映。4.与《地质矿产名词、术语及代码》的协调和统一问题。本文中列举的地质学词汇、辞典均属工具书类,而《地质矿产名词、术语及代码》^〔31〕属于国家标准,它的覆盖面是全学科性的,涉及35个学科60分册,共10余万词条,既包括传统常用术语,也有现代地质学发展中新出现的概念。基本反映了地质矿产科学发展现状,是由国家技术监督局组织,地质矿产部牵头,动员各有关学科专家集体编纂而成,早已于1987年审议完成。这对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来说,一方面是创造了更有利的基础,许多词可以借鉴,另一方面重复是在所难免了。但这次审定工作可在科学性上,在确定术语反映事物内涵概念方面,多做些推敲;另一方面,在精选新词上,多从当代术语学的原则与方法方面显示出优势,以便使公布的地质学名词有自己的特色。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与《地质矿产名词、术语及代码》的协调与统一。5,重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汉语国家地质名词的协调。最近笔者阅读了台湾出版的《经济地质学的发展》,《台湾四十年的地质学的发展》、《台湾地质矿产现状》,特别是1981年由赵敏修编纂,台北出版的《地质学名词词典》^〔32〕,其中有许多术语是与大陆不相同,其中有些地质学用语另具特色,像反映台湾地区地层、构造,特种地质现象的术语,也应适当选用。结语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迅猛,现在世界上已知的150多种矿产,我国都已找到,其中138种已探明了储量,稀土、钨、钼、钒、钛、汞、铅、锌、铜、锑等20种储量,居世界前列^〔33〕;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实测面积639.97平方公里(1986年)达到应测面积88.9%;煤炭产量占世界第一位,钢铁占第四位,石油占第五位,黄金占第六位,有色金属占第七位^〔34〕。全国地质系统大军已达百万,从事地质的队伍已达386861人(1986年)^〔35〕地质学术语是这支大军的工作语言,学术活动的交流工具,因此,地质学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就越发显示着紧迫性和重要性,特别是面临能源、资源、保护环境、防止和预测预报自然灾害的重大任务之际,这项工作更与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现代化密切相关,也是发展地质科学的基础性工作,〔附记〕本文是根据1989年3月第一次地质学名词审定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术语学和专业词典编纂学:两个相得益彰的领域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术语学和专业词典编纂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一直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乃是从事术语工作和专业词典编纂工作的团体众多,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认识论出发,考察术语在其具体工作中的身份和作用。葡萄牙女术语学家R.科斯塔(R.Costa)教授研究术语学理论二十余年,从事术语工作的具体实践经验也颇为丰富。文章旨在介绍她从术语学的双重维度(语言维度和概念维度)出发,把术语学和专业词典编纂学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相得益彰、互相补充的连续统一体的理念。     

谈谈布拉格学派对术语的研究——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的术语学座谈会（1987年1月13日，北京）上的发言

(一)布拉格学派这个概念,既包括1926年以来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Prague Linguistic Circle)以及在学术观点、学术活动上与这个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也包括五十年代以来继承发展布拉格语言学会的传统,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领导下的语言学会(Linguistic Association)等语言学团体的语言学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学派的语言学活动十分广泛,对世界各国语言学的发展都有程度不等的影响。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鲍林格(D.Bolinger)认为“在欧洲语言学团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布拉格语言学会,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大发展,都与这一学派的学说有关。”^①布拉格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系统,并认为每一个符号或符号范畴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们在整个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但三大学派在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观点有差异。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与现实是两者不可分的现象,他们承认超语言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影响,因而在研究语言时,重视超语言因素的功能,并注意为社会服务。因此布拉格学派称自己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中的功能学派,即结构——功能学派。(二)1945年前,在布拉格学派成员中外籍语言学家人数不少,特别是俄裔。因而在谈古典时期(1926年－1945年)的布拉格学派时,常把这一学派分成两翼：俄翼和捷翼。俄翼的代表人物是特鲁别茨柯依(N.S.Trubeckoj)^②和雅可布逊(R.Jakobson)^③,他们的主要成就在音位学(fono1ogy)方面;捷翼的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V.Mathe－sius)和哈弗拉奈克(B.Havránek)。马氏是该学派的创建者、第一任会长,主要成就是句子的实际切分理论^④;哈氏是该学派的第二任会长,主要成就是标准语和语言文化^⑤理论。布拉格学派的术语理论是标谁语与语言文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标准语和语言文化理论是一个外延很宽的概念,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对它进行概括。它的核心大致与我国语言学界所说的“语言规范化”相当,因为它也强调“有意识地推广多数人认可的语言习惯,加强约定俗成的社会影响,同时消除一些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使用的不符合多数人习惯的,或者是不精确的、重复累赘的语言现象。”^⑥此外,它还包括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和有关术语的理论。对这一理论曾作过系统阐述的最早文献是著名的《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⑦,它的第九节中有如下的内容：1.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民族共同语的交际作用,语言文化应该重视标准语所必备的一些特性,如稳定性、明确性和灵活性,因而：在语音领域就要有定型的发音规则,不要有多余的变体;在书写规则上,则要求正字法要简明易懂,一经公布,就不应再轻易更改;在构造新词时,则要求尽量避免采用不符合民族语构词习惯的构词法;在词法上,提倡使用语言体系中普遍使用的词形,不提倡细节上的特殊性;在词汇和句法上,既要注意语言表达上的个性,又要注意表达手段潜在的可能性。词汇和句法手段的合理性均应以有关语体的功能为依据。2.要重视精炼的口语,因为它不仅能培养语言使用者良好的语感,同时也能丰富书面语的表达手段。3.要对术语词汇和术语词典的编篡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对没有稳定的语言文字传统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4.语言的纯洁性是十分重要的,重视标准语的特性和对标准语加以种种规范,以及重视精练的口语与术语词汇,这些都是为了捍卫语言的纯洁性。(四)布拉格学派历来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际。为了完成日益繁重的交际任务,各民族语言都会越来越多地吸收外来成分,特别是外来术语,捷克语也不能例外。为了捍卫并宣传这一主张,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纯语主义”(Purismus)的论战。三十年代初,提倡纯语主义的捷克语言学家主要以《我们的语言》杂志为阵地,他们的口号是“语言必须保持其历史的纯洁性”,因此捷克语必须不断剔除其外来成分,特别是来自德语的词语。此外,他们还主张书面语应忌用一切在日常口语中不用的语词等等。对此,布拉格学派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答。他们以查理大学文学院为基地,于1932年1月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对纯语主义者的论点进行逐一驳斥。马泰休斯等人认为：人为地让语言保持所谓“历史的纯洁性”,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为了丰富捷克语的表达手段必须充分利用已经进入和正在进入捷语的一切词汇手段和句法手段,不管这些词语和句法结构是源出于日耳曼语,还是斯拉夫语,是来自拉丁语还是希腊语;民族自傲感不是妄自尊大,固步自封,更不是“种族主义”;想用人们已经遗忘了的捷语古词语或含义不清的复合同组来替代已为人们所熟悉的“imperia1ismus”(帝国主义),“motor”(马达,摩托)“manifestace”(宣言)这样的外来词,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徒劳无益的。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手段在行使功能的过程中,随着交际领域、交际条件、交际目的不同,会形成各种不同的语言手段的组合方式,即形成具有多种不同功能的语体,如口语语体,诗歌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等等,要求用自由市场上叫卖商品的商贩的语言来为科学通报写论文,这种主张显然是缺乏常识的。在与纯语主义者论战中,布拉格学派在强调自己的功能语言观的同时,也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本学派在术语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他们在《语言文化的普遍原则》^⑧一文中提出了：1.术语不能与日常使用的语词有过多的联系,否则容易产生歧义,也容易沾上作为术语所不应有的感情色彩;2.从几个同义的称谓中挑选标准术语时,要优选派生能力强的词;3.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术语,不能因其“理据错误”或“理据不足”而被轻易更换;4.不要多余地去干扰专业术语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主要表现在民族语的术语与相应的外国术语保持概念上的协调一致。用人造语言(如世界语)统一科技术语的主张^⑨不能苟同。与此同时,布拉格学派的元老们也指出了在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内的单义性是术语的一项重要特性,科别茨基(L.Kopeckij)说：“专业语词分作术语(termin),自动化了的词和自动化了的词组”,“所谓术语,就是指在专业语言中有着精确和单一意义的词,这种词即使出现在口语中,也会使人感到它是属于某一专业领域的,例如：伏特、透平、设计、发票、订货等等。”^⑩哈弗拉奈克说：“术语是某一特定专业中使用的单义词,即使出现在其他专业的用语中或日常语言中,它基本上仍能保持其专业意义。”⁽¹¹⁾(五〕五十年代初,布拉格语言学会被新成立的语言学组织所代替。新的组织有：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现代语言学家学会和功能语言学研究学会。鉴于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原来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成员,布拉格语言学会虽然名义上已不存在,但实际上仍在起着它的影响,因此国际上常把这些新组织的成员们称为当代布拉格学派。上述这些组织是接受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领导的。科学院是在1952年建立的,包含有捷克语言研究所,所长就是哈弗拉奈克院士。他把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机关刊物《词和文》(Slovo a slovesnost)改成了科学院的“研究语言理论和语言文化问题”的刊物。在这位“语言文化理论之父”⁽¹²⁾带动下,一批中青年语言学家投入了术语研究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即在术语学方面初露头角的有：娄特尼(M.Roudn)博士,他曾在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委员会⁽¹³⁾长期担任主任的职务,曾撰写术语学论文百余篇;索哈尔(K.Sochar)博士,他是《捷克专业术语手册》(布拉格,1955年)的作者;霍莱茨基(J.Horeck)博士,他是《斯洛伐克术语学原理》(布拉迪斯拉伐,1956年)一书的作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术语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召开了全国规模的术语学科学讨论会(布拉格,1969年,1971年),出版了新的研究成果,如：贝契卡(J.V.Beěka)教授的《捷语科技专业文献词汇结构,〔上〕〔下〕》(布拉格,1973、1974年);德罗兹德(L.Drozd)博士编辑的《布拉格农业经济及管理学院论文集·术语研究(5)(6)》(布拉格,1975、1976年)。1976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关于语言文化的紧迫问题”学术会议,是以语言文化理论为主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外,还有苏联、保加利亚等国的有关专家。会议是由哈弗拉奈克院士主持的。他的开幕词很简短,但用一大段话强调了语言学家参加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国专业术语发展曾一度中断,因而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强调语言学家参加专业术语的创造和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仅表现于专业词书的编纂和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实际合作中,不仅表现于制订术语学原则与方法,以指导新术语的创造和移植工作,同时也表现在对术语进行科学分析和对术语的词义交叉、内涵变化和部分术语更新换代等现象的研究方面⁽¹⁴⁾。由于政府的倡导,专家的推动,捷克斯洛伐克广大语言学家走出书斋,深入各层次的术语委员会⁽¹⁵⁾和大众媒介机构,他们或任委员或任顾问,为编纂多语种的专业技术词典、制订国家术语标准和推广标准化的科技术语作出了贡献。来自实际工作的经验又成为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术语学理论的可靠依据。(六)对术语进行科学分析,特别对术语特点的分析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因为了解术语的特点正是正确创造、翻译、移植术语的前提。年轻一辈术语学家的近期论文(如：I.Masár发表在斯洛伐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机关刊物《词的文化》上的论文,B.Potolková发表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捷语研究所机关刊物《我们的语言》上的论文)以及博什托尔科娃、泰诺尔(Ant·Tejnor)和娄德尼三人合编的术语手册《关于捷语术语词汇》(布拉格,1983年)也都讨论过术语的特点问题,虽然在哪一项特点是术语的首要特点这一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¹⁶⁾,但他们都认为术语不同于通用词汇(或称一般词汇),理想的术语应有自己的特点,它们不外乎：1.透明性,即术语的构成成分应有一定的意义,使术语能给人一种“熟悉感”。这儿讲的是“熟悉感”,不是精确性。有人说“精确性”才是术语的首要特点,这未免有些要求过高。术语只有通过精确的定义去反映概念,想通过术语本身的内部形式(几个字或几个字母)精确反映概念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汉语中“激光”一词,其内部形式告诉人们,这是“一种受激而产生的光”,因而它具有一定的透明性,说它已精确地反映了“激光”的全部内涵,这也未必。意义上的透明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术语内部形式和超语言因素的变化和发展都有可能使透明性发生变化。借用一般词语的明喻义或隐喻义构成的新术语的成分,大都能长期保持术语的透明性,如：“机翼”、“船尾”、“双体船”等。在汉语中一些“混合词”(音符加意符),如：卡车(car)、啤酒(beer)、芭蕾舞(balet)、法兰绒(flanel)中的类名“车”、“酒”、“舞”、“绒”正是为了使这些词语能给人“望文生义”,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凡具有一定透明性的术语,都具有一定的理据。但透明性与理据性之间不能划等号。因为术语(特别是新术语)大都是有理据的,但有理据的术语(如以科学家的姓作为通名的科技术语：伏特、法拉弟等)并非都是透明的。2.简明性。为新概念命名时,人们为了使新术语能较为充分地反映概念,往往要用几个词来为一个概念命名。这种由长长一串词语组成的术语的出现,扩大了语言的繁化程度,其后果是增加了术语使用者的记忆负担。因此,人们又设法通过多种途径减少新术语的音节数(词数、字数)。办法有几：1)减去不必要的“定性词”,如：Cs.transformátor stidavého proudu(交流发电机),其实“Stidavého proudu”(交流)两字完全可以去掉,因为变压器本来就是变换交流电压的;Cs.elektrickáindukni pec(电感应炉),这几“elektrická”(电)一词也是多余的,因为“感应”指的就是“电感应”;2)合词,把词组合成单词;3)节略,减去长音节词中某个(某些)不必要的音节,以去了之后不影响术语的透明性为度;4)把长词、长词组改成缩略语,它可以由原术语的主要构词成分(或所有成分)的首字母或首音节组成,也可以由首音节和首字母混合组成,如：D.D.T.(滴滴涕)←dichloro－diphenyl－trichlorethenelaser(激光)←light of amplifier with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radar(雷达)←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nylon(尼龙)←New York a London地铁←一地下铁道aids(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5)用简短的音译词替代冗长意译词⁽¹⁷⁾,如：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损)综合症,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3.单义性。一个概念一个命名,这样的术语当然是最理想,但不能个个术语都如此,因为这样做,势必大量增加新词,有悖于语言经济原则。因而退而求其次,允许一个术语代表儿个概念,但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必须是单义的。术语的单义性是语言精确传递信息的一项重要保证,它可以避免因为术语含义不明而产生的歧义。严济慈(前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半世纪前曾发表过一篇题名为《论公分公分公分》的文章,他用幽默的笔锋批评了国民党当局把长度、重量和面积的基本单位都规定为“公分”的做法。在一个专业领域内一名多义,必然引起混乱,试读：“今有长方形铜版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即2000平方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8.93公分。”⁽¹⁸⁾4.纯概念性。即要求术语只包含具有明确的语义范围的实体一逻辑意义,不要有附加意义(如象征意义等)和情感色彩。因此,在有选择可能时,要挑选色彩上中性的、不含说话人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主观评价成分的词作术语,如：驱逐机(×歼敌机)气垫船(×腾空船、翱翔艇)、超短裙(×迷你裙)、肺结核(×肺痨、TB)、艾滋病(×爱滋病)。纯概念性与单义性一样,这一要求也是相对的。因为“词并非仅仅是交换思想的不带色彩的筹码。”⁽¹⁹⁾特别是来源于普通词汇的术语,要求它们连一星半点的附加意义或感情色彩都不带,这是难于实现的。拉丁语学名为Pica－pica的鸟,在斯拉夫语中它的称谓分别是：R.Uk.copoka,Cs.Sk straka,Bg.Cbpaka,Sh.svraka,Sn.srák⁽²⁰⁾,它们除了实体一逻辑意义之外,还含有“小偷小摸者”的象征意义⁽²¹⁾;在汉语中这种鸟的称谓是“(喜)鹊”,含有象征意义：“传佳音、报喜庆者”。尽管这一种鸟在斯拉夫语和汉语中各具不同的象征意义,但这仍不妨碍它的称谓在各自民族语中担任动物学术语的角色。这是因为词的意义在句子中受着词组的限制,在连贯性话语中受着上下文和语体的限制,科学语体对词有一定的净色彩作用。5.系统性。即要求术语的构成成分的形式应有助于识别有关概念在所在序列上的属性。因为科学上的概念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如：以相似为基础的属(上属)——种(下属)关系(genus－species system),同一抽象水平上的平列关系,以接触和本源为联系基础的本体关系(整体一局部关系等),以空间、时间或因果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非等级(非隶属关系)等等。这些,在生物学和化学领域内显得最为明显。如：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是由它所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这就是说,语词系列已决定了下一个属于这系列的新概念的命名方式,有了“甲醇”、“乙醇”,下一个就只能是“丙醇”了。在语言学上,先有“Teмa”这个术语,后来又有了“Peмa”这一术语,北京外语学院的人喜欢把这一对术语译成“主题”、“述题”,上海外语学院则把它们译成“主位”“述位”,孤立来看,两种译法都可成立,但从术语系列性角度来评审,则“主位”、“述位”的译法更可取,因为它们可以与语言学上的其他一些术语构成系列,如：与“音位”(фонема)、“形位”(морфема)、“义位”(сенема)等。6.承载性,也就是构词上的能产性,即术语应该有较强的构成新词的能力。如：“显微镜”这一概念在捷克语中可用两个词来表示,一个是本地术语“drobnohled”,另一个是从外语移植的国际词“mikroskop”。这两个词在内部形式上都有理据可寻,但“drobnohled”对捷克人来说“透明性”更好一些,因为它是由两个常用词“drobny”(微小的)和“hledět”(观看)的词根组成的。尽管如此,但术语学家们认为作为术语,国际词“mikroskop”更为可取,因为它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如：加上动词词尾“－ovat”,即可构成“mikroskopovat”(用显微镜观察),而“drobnohled”则缺乏这种“承载性”。7.稳定性,即要尽可能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能不作变动的,最好不动。特别是一些已经进入通用词汇的术语,即使随着认识的深化,它们的内部形式所反映的理据错误日益明显,但也不宜轻易去更换这些词语。如法国化学家拉瓦西(A.Laroisier)把“氧”定名为“Oxygène”,来源于希腊语“oxys”(辛),因为他认为“氧”存在于一切酸中,而酸具有辛味。根据现在对氧与酸的认识,拉瓦西的这一看法显然是错的,但也未必需要创造一个新词去替代它。8.国际性,即要求术语应与国际上已通用的相应术语保持概念上的一致;在概念一致基础上,在不违反本民族语的构词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力求词形与发音上也能与国际词接近。上述八项特点,既是创造新术语时必须关注的条件,也是从一组等义语词中选择术语的标准。实际上,并不是每一术语都能具备上述八项特点的,因此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辩证地处理好特点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创造、翻译、移植和推广新术语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广大术语使用者的心理因素。术语除了个体特点外,还有建筑在个体特点基础上的术语体系的整体特点。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家认为每一专业领域的术语词汇还应有下列的整体特点：民族代表性、历史纯洁性、规范性、逻辑性、实用性和美学性等。最后,请允许我引用马泰乐斯的一句话作为发言的结束：“不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艺术上,在外来理论面前不必躲躲闪闪。应该把它拿来,吃透它并对它进行改造。”⁽²²⁾本文注释①见《语言学译丛》第一辑,第223－2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②维也纳大学斯拉夫学教授,布拉格学派音位学代表作《音系学原理》(Grundzugo der phonologie)一书的作者。③学生时代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员,二十年代以苏联派出的半官方组织“俄国红十字使团”成员去捷克斯洛伐克,后留居捷克,曾在布尔诺大学任教,1939离捷去北欧,最后在美国定居。④Actual division of the sentence,aktuálul ělenění větnè;按实际切分理论,每一话语可切分为表述出发点(即主位,theme)和表述核心(即述位,rheme),由于在语言交际中通常是把已知信息作为表述出发点,进而再传递新知信息的,因此在连贯性话语中,各语句通常按“前一句的表述核心即为后一句的表述出发点”这样的结构排列的。⑤其英、法、德、捷的名称为：Language(Speech)culture,cultivation of language;culture de la languo;Sprachkultur;jazykováKultura。⑥胡明扬教授有关“语言规范化”的论述,见北京语言学会论文集。⑦1929年,在布拉格召开了首届国际斯拉夫学大会,布拉格语言学会在会上发布了一份供讨论用的提纲(the－aee),在语言学史上称其为《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⑧载布拉格语言学会：《标准语与语言文化》(捷文版),第245－256页,布拉格,1932年。⑨这是奥地利学派维于斯特(E.Wuster,1898～1977年)的主张,最早见于《工程学,特别电工学语言的国际标准化》(Internalo Sprachnormung in der Technik,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柏林,1931年;〔第三版〕波恩,1970年)一书。⑩见科别茨基：“关于经济学语言的词汇层”一文,载1935年的《词和文》。(11)见1943年版《奥托百科词典》(捷文版)中的词条“terminologie”。(12)这是苏联、东欧语言学界对哈弗拉奈克院士的“尊称”,见《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文化紧迫问题》第9页,布拉格,1979年。(13)这个组织原来是ISO/TC37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归口单位,现已解散。(14)见《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文化紧迫问题》第10－11页,布拉格,1979年。(15)捷克斯洛伐克的专业术语委员会或属标准局领导,或属科学院系统的各学会领导。属标准局领导的有：矿业、可燃气体利用、冶炼、硅酸盐、制砖、化学工业,橡胶工业、塑料、农业机械、建筑机械、蒸汽涡轮、空中索道、材料检查、磁带录相、农业和林业、印刷工业等专业术语委员会。归科学院领导的有：法学、大地测量学、地理学、鸟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营养学、体育学等学科术语委员会。(16)P.Hauser,J.Chloupek等人认为术语的首项特点应是单义性,而K.Sochar,J.Horeck等人则认为主要特点应是系统性。(17)在汉语中则喜欢用“混合词”,如“艾滋病”,在音译“Aids”后再加一个类名“病。(18)见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一期附录。(19)帕默尔：《语言学概论》(中译本)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20)这儿使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ISO/R639推荐标准《语种、国家及权威机构的符号》(Symbols for lang－uages,cuntries and authorities)中的语种符号：R.俄语,Uk.乌克兰语,cs.捷语,sk.斯洛伐克语,Bg.保语,s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n.斯洛文民亚语。(21)这种鸟有“小偷小摸者”的象征义是无可怀疑的,有下列例句为证：Krade jako straka,(Cs.他象喜鹊一样会偷。)Pozerájako straka(Sk.他象喜鹊一样目光贪婪。)Copoka－bopobka(R.偷儿喜鹊。)(22)见马泰休斯文集：《语言、文化和文字艺术》,第225页,布拉格,1982年。     

Misrepresentation in “Misrepresentation in Context” in Context

I argue that in aiming to integrate the notions of representation and resemblance in the arts, philosophy of sciences and cognitive sciences one needs to focus on those processes of reasoning and creative inquiry that (i) exploit our faculties of imagination and mental imagery, (ii) create novel and useful metaphors based on iconic types of meaning, and (iii) may result in discovery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practices of artists and scientists. To address these matters within the confines of Goodmanian conventionalist and symbolic theories of logic, thought and language is unlikely to deliver these points. A comprehensive philosophy of signs, however, might do the job.     

美国2001年度获奖词汇

美国遭到的恐怖袭击事件产生了一整套新词汇。这套词汇在美国2001年度词汇奖中囊括多项奖项。美国方言学会将本年度词汇大奖授予了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受的恐怖袭击事件的缩写“9·11”。这次评选是1月4日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方言学会年度会议上进行的。这次评选的奖项主要包括最富创造性的词汇、最委婉的词汇和最无礼的词汇等,以及最能体现2001年精神的词汇。最富创造性的词汇是“自杀性爆炸手”,它是指2001年12月,在一架飞往美国的班机上,一名男子被发现在鞋中藏有炸药。而最委婉的词汇被授予了“摘菊使者”,它指的是美军在阿富汗使用的一种毁灭性的空袭炸弹。在最有用的词汇中,“面容鉴定”与“二手话”得到了相同的选票。前者是指对人群进行录像以找出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工作;后者是指无意中从手机上听到的谈话。“Osamaniac”用于描述对本·拉丹具有性吸引力的女子,它获得了“最不可能沿用的词汇奖”。(摘自《参考消息》2002年1月7日)     

科技期刊中生物信息学常见名词用法错误辨析

为准确编辑生物信息学稿件,对目前科技期刊生物信息学稿件中最常见的一些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名词用法错误进行了辨析。结果表明:生物信息学稿件中常见的基因、蛋白质、核苷酸序列、氨基酸序列、同源性、亲缘关系等名词的使用及其表述经常有误甚至有歧义;同时对基因和蛋白质的符号表达错误进行了辨析,虽然有90%的科技期刊中基因符号已用斜体字母表达,但其中还是有很多基因符号尤其以基因命名的引物名称以及重组质粒中的基因符号未能用斜体字母表达。该研究结果可为科技期刊编辑掌握生物信息学稿件中最基本的一些名词的使用及其表述提供参考。     

《数学汇编》中的数学问题在中国——兼与古希腊数学思想比较

帕普斯的《数学汇编》是世界数学史中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数学著作,它对希腊经典数学问题的研究为后来的数学指出了方向,拓展和预见了许多数学新领域。本文分析了明末至清末近300年间传入的《数学汇编》中的典型问题,探讨了中算家对古希腊传统问题的理解、接受情况。通过比较发现其在中国和在希腊发展的差异,西方由此导致了数学的进化,而中国延续了中算以算为主和重视实用的传统,发展了不严谨的证明方法,在西学的引导下触及到了数学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所有这些为中国进一步接受近代数学奠定了基础。     

种植Bt棉花可有效控制棉铃虫在我国多作物生态系统中的发生与危害

为防治棉铃虫,我国1997年开始种植Bt棉花,到2000年已在华北地区大面积商业化种植。由于人类对于大规模种植Bt植物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尚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认识,Bt棉花对害虫地位演化的影响受到高度重视并引起广泛争议。本研究组在1997-2007年间在河北省系统研究了棉铃虫在Bt棉花田和常规棉花田的种群动态,结合华北地区1992—2006年100个试验点棉铃虫种群监测数据的模型分析表明：Bt棉花的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破坏了棉铃虫在华北地区季节性多寄主转换的食物链,压缩了棉铃虫的生态位,不仅有效控制了棉铃虫对棉花的危害,而且高度抑制了棉铃虫在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等其它作物田的发生与危害。这一研究成果明确了我国商业化种植Bt棉花对靶标害虫的生态效应,为阐明转基因抗虫作物对昆虫种群演化的调控机理提供了重要基础,对发展利用Bt植物可持续控制重大害虫区域性灾变的新技术有重要指导意义。     

2004年我国基础研究工作回顾

2004年是我国基础研究工作取得全面发展的一年。围绕基础研究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基础研究总体发展方向和任务，加强了基础研究宏观管理，改善了基础研究原始性创新环境，继续组织实施了各类研究计划，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提高了我国原始性创新能力。     

信息学科新词定名工作中的一些体会*

一、需要加快信息学科新词定名的速度人类正在步入信息社会,我国亦正在加快信息化的步伐,这样,我们科技名词工作就面临两个现实,一是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产生并引入表达新概念、新技术、新事物、新业务的新词,须要及时定名、推广;二是各种信息概念、产品正在迅速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领域,因此新闻媒体均大量报导这方面的有关信息,例如程控交换、蜂窝电话、集群电话、寻呼、传真、计算机、因特网等均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大家都迫切需要运用科学的、规范的术语来进行交流,新词工作若跟不上,社会就出现把蜂窝电话手持机叫做“大哥大”这样的笑话;Internet这样的词已成为新闻媒体最时髦的,使用频率很高的科技名词,其名称也是最混乱的,短短两年多就有十多种叫法。因此全国名词委员会确定把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列为新词工作重点,是十分正确的。二、最近信息学科新词定名工作的简单回顾需要加速新词定名工作这件事,领导机关和基层的同志都有迫切的要求,因此,有些学会和杂志都曾在近二年内零散地做了一些工作,虽有一定效果,但影响不大。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权威机构的领导,工作开展中碰到的一些问题难以解决。去年全国名词委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开展新词定名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用机动灵活的组织形式,及时审定并公布试用等方式,这一系列积极,慎重的精神,有力地指导、推动了信息学科新词的定名工作。我们在全国名词委有关负责同志的亲自参与指导下开展工作,已于7月18日向社会推荐一批新词。在工作中我们碰到三个主要问题,一是要用什么样的机制来进行新词定名工作,即如何组成机动灵活的组织形式;二是如何入手,即在众多的新词中先从哪一些词入手;三是如何发布、推广新词。我们的初步经验是：(1)如何建立机动灵活的定名机制由于信息科学技术综合了电子、计算机、通信、广播电视等诸多领域,现代技术的发展使这些学科之间互相渗透,密不可分。按原有的分学科成立的审定委员会进行新词定名工作显然是行不通了,因此全国名词委成立了由电子、计算机、通信三个学会的专家组成一个综合的新词审定组,其中包括学术部门专家和有关的政府、企业、新闻出版机构的专家们共同参与新词的定名工作。事实证明由学术和应用两部分专家来讨论新词的定名,工作将更为全面、完善并易于推广。因为新词的定名工作并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与新词工作相联系的,有广大的基础单位,其中有些单位(如南京邮电学院)并已正式成立新词小组,积极地参与了此项工作。(2)如何选择新词,有步骤地开展工作经讨论,一致认为要先抓当前社会上最为关注,与大家有密切关系的新词,如网络、信息基础结构(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等方面,因为这些词在社会中应用频繁,其中有些词的命名比较混乱,故需优先考虑。而在每一大类中,则着重审定与应用密切有关、面向用户的那些新词,并且要较完整地成批研究发布。在实践过程中,有些专家还统计了新闻媒体中出现的频度较高的新词,提出了要优先讨论定名的新词表。(3)如何发布推广新词利用新闻发布会、杂志、报刊多种渠道进行报导、推广,并及时获得反馈信息,这是我们与以往公布推广学科名词不同的新形式,事实证明这是很有效的统一名词的渠道。此外我们还与港台方面的专家进行了非正式的交流(并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从最近一次推荐的17个新词发布后的反应来看,前一阶段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三、开展新词定名工作中的几点体会新词定名工作,才开始不久,有待今后不断积累经验,总结提高。目前有几点初步的体会如下：(1)整个社会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关注新词定名工作,因为它是我们进行正确科技交流的基础,各方面都在思考、探讨,有很好的社会基础,只要加强领导,定能水到渠成。(2)在全社会有很好的人力资源来参与新词的定名工作,包括学术部门与应用部门。例如有国家信息化管理部门的专家、新闻出版单位的专家们(例如参考消息已成立了科技译名咨询机构),这为建立机动灵活的新词工作组提供了很有利的人才资源。(3)联合有关学科共同探讨信息学科中的一些关键新词是一种有利于名词统一的有效的办法。(4)现代术语学是一种专门的学问,若能有更多领域的专家参加到这方面来,通过切磋、掌握、熟悉这些原则与方法,将会加速今后的新词定名工作。(5)由于各人的经历不同,认识不可能一致,因此在定名中要发扬学术民主,不厌其烦,遵循定名原则——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国际性等,研讨问题会愈来愈深入,认识终能得到统一。(6)建立广泛的新词小组是开展定名工作的基础,特别是一些从事特定专业的研究所,他们有专门从事名词研究的专家,并作了一些名词工作,若能早日建立新词小组,对于系统地开展新词定名,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7)中国有句老话：“大树下面好乘凉”,我们的体会是“大树下面好定名”,前一阶段的工作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主要是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取得的。感谢全国名词委、各学会、各政府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各报纸、杂志、出版社等部门的支持。第一批新词发布后大家作了报导,很快推广了这些名词。各位为统一我国的名词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希望今后我们加强联系,及时反映大家的意见和要求,共同做好我国的名词统一工作。 *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2003年我国基础研究工作回顾

20 0 3年是我国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第一年。 2 0 0 3年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 ,加强了宏观管理和指导 ,稳步推进了科技管理和体制改革 ,强化了基础研究工作的原始性创新环境建设和制度建设 ,继续实施各类项目、基地和人才计划 ,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一、加强宏观管理正确引导科技工作健康发展　　为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科技持续创新能力 ,正确引导科技工作健康发展 ,2 0 0 3年 5月 ,科技部会同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起草并发布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