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的有效性问题初探

数学的有效性始终是数学史及哲学史上广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要对之达到深刻的理解,还必须作出本源性思考,回到数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源头--人类能动的社会实践去.本文立足于对历史的深入考察,指出从人类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抽象而来的"实体"范畴乃是数学的最根本的前提性预设,是理解问题的关键.进而对"实体"概念的现实基础及其理想化色彩作出了深入分析,由此揭示了数学乃至科学和现代技术的有效性及其限度,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科学哲学及技术哲学问题.     

亚历山大时期的数学家同哲学是断交还是续盟?

亚历山大时期的数学家秉承了古典时期的数学家同哲学结盟的关系,同哲学的关系不是断交,而是续盟。克莱因在《古今数学思想》中认为亚历山大时期的数学家"同哲学断了交"。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克莱因这句话的含义,通过阅读克莱因书中的这句话在该节的相关内容与克莱因的另一部著作《西方文化中的数学》相关内容得出,克莱因强调数学家同哲学结盟是指数学家研究纯粹数学,这时候数学就是形而上学的哲学,数学家把数学应用到工程中就是"同哲学断了交"。本文从亚历山大时期数学家研究数学内容的视角、从理论数学转向应用数学的视角,从古希腊数学与哲学密切结合对后世影响的视角,从古希腊天文学发展的视角,从古典时期的哲学家对亚历山大时期的数学家影响的视角,都说明了亚历山大时期的数学家同哲学仍然是结盟的关系。     

大数据时代“人的信息身体”的维度探析

信息身体的提出,是"从人的身体角度去关注信息技术"与"信息技术转向人的身体"的双向合力。信息身体的理论发展是从技术身体到信息身体再到数据身体的逻辑演进;人的信息身体理论来源是哲学对世界本原本质和人的存在状况的终极探索;人的信息身体的价值归属是从自然人向社会人再向信息人的升级和融合。现时代理解"人的信息身体",要从信息身体的大数据时代维度、信息身体的哲学维度和信息身体的信息人维度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     

我国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实证研究——“三大期刊”与“两大中心”技术文化类论文分析

1980年以来,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三大专业期刊刊发的技术哲学论文,山西大学和东北大学两大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发表的技术哲学论文,折射出了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兴趣的变化轨迹和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发展趋势。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促进科技与人文的沟通与融合,将技术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并轨推行。从技术的哲学研究扩展到技术文化的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思维新视角。     

"装置范式论"研究纲领的内在逻辑演进

A.伯格曼以提出“装置范式论”的研究纲领闻名于技术哲学界,这一研究纲领有其内在的逻辑演进:技术作为文化力的巨大影响,引起伯格曼对技术的密切关注,成为“装置范式论”的缘起;在前人技术哲学研究基础上,基于现代技术复杂性与丰富性的经验描述,伯格曼把研究的聚焦点放在了技术人工物;基于对技术人工物的考察,他提出“装置范式”的范畴,揭示了现代技术本质结构;并以现代技术之一——信息技术进行了哲学反思,成为“装置范式论”最有影响力的视角。     

当代技术哲学的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展开——以阿克塞洛斯为例

希腊裔法国哲学家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虽未进入当代主流技术哲学家谱系,但其思想却彰显了一条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的当代技术哲学潜在进路。他从技术概念切入对马克思的诠释、随后在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创造性对话的建构中阐发一种以技术现象及其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未来之思",这种思想以"行星性"概念为核心,最终迈向一种技术形而上学或技术的存在论。在当代技术哲学语境中理解和诠释阿克塞洛斯思想的理路和特征,有助于揭示其思想为学界所忽视的价值和从特定角度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技术哲学的发展。     

对“非”达尔文革命的多视角透视(对话)——兼论同时发现者华莱士的境遇

我们从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系统科学的观点,对达尔文革命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透视:(1)作为达尔文革命的功臣,华莱士确实受了许多委屈,对这种科学史中的"异化"现象,可以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进行解读。(2)达尔文的思想历经四次革命的飞跃。(3)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纲领可以用系统科学观点得到合理解释。(4)作为达尔文纲领的对立面,"宇宙完美设计"纲领仍包含合理内核和启发性。(5)借助于系统科学理解模式,进化论的科学语言与自然神论的宗教语言之间通过转译,有可能进行对话。     

卡西尔论技术与形式

卡西尔是当代哲学中德高望重的人物,现今思想界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一位学者,在技术哲学方面被认为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考察技术的代表人物。在《形式与技术》一文中,他把技术置于文化哲学的大框架下,分析科学、艺术、语言、巫术等各种文化形式与技术的关系,探讨技术的本质。他对技术本质的分析,不是停留在工程学的层面上,即探讨技术发明的原理、技术构思的来源;而是要深入挖掘使技术得以形成发展的根本力量:技术在本质上乃是人的愿望与意志的集合体。用卡西尔的话说,考察不能停留在技术产品的范围内,停留在功能和产品的范围内,而是要从形成的东西追溯到形成的法则。     

生态伦理思维下对农业的认知分析

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农业源和工业源业已成为全球生态胁迫的主要来源。为了获得一种良性的人与生态的互动关系,人们有必要在生态伦理逻辑下对农业行为进行重新认知。这种逻辑认知主要围绕下述方面展开:农业的哲学轮廓、农业生态伦理内涵的动态表达、农业的道德内涵以及农业的功利性探讨。这将有助于社会建构对基于生存需求的生态伦理的理解,同时有助于培育技术思维范式下的理性的生态超越意识。     

西方工程技术与宗教关系的阐释范型及其局限

工程、技术与科学是人们实证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们与宗教、艺术等共同构成人之生存的基本建构。因此,对工程技术与宗教关系的考察不能脱离现实的人之生存实践和历史性境遇。西方学者在基督教背景下,依循总体性原则,形成既有对工程技术与宗教关系的解读范型:一是基于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内在关涉,延伸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到工程技术与宗教关系中来的"冲突说",指认工程技术与宗教分属于经济和文化领域;二是试图为工程技术寻找宗教文化根基的"相融说",强调基督教直接支撑了现代工程技术的发展,而工程技术是深层宗教文化准则的物理表达形式;三是在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保有调和立场的"调和说";四是立足"协同"概念之上的工程技术与宗教的"协同说"。这些解释模式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面对当代全球化所创生的文化多元性与复杂性样态,上述寻求解释范型的普遍有效性的努力必然受到挑战与解构,与此同时,昭示出对工程技术与宗教关系的考察有待在不同文化处境化下结合特定的经济与社会背景作出具体说明。     

托马斯·休斯“技术-社会系统”思想探微

通常对休斯思想的理解定位于"技术系统观"或"技术系统方法",这种定位无助于把握休斯思想的精髓。本文通过对休斯思想的系统阐述,说明其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采用了"技术-社会系统"这一视角,透过这一视角,休斯才能洞见大技术系统变迁过程中技术与社会互动互构的变迁特征。休斯的"技术-社会系统"思想,打破了技术与社会的二分观念,将对技术系统变迁的理解提高到一种新的维度,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怀特海有关宗教与科学的观点

怀特海认为，影响人类最大的两种普遍力量是宗教与科学。宗教作为人性内在的形上诉求，赋予外部世界意义，其文化孕育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专注纯粹事实的客观科学只是一种理性抽象，但它有助于人性明晰且净化了宗教观念。科学与宗教的统一不仅诉诸理论上克服抽象误置为具体的谬误，扬弃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并建构一种植根于审美价值经验哲学的努力，而且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持有宽容的态度并作出积极的理解。     

研究科学发现的计算途径:对BACON程序的考察

二十世纪末，人工智能(AI)界出现一个不同于历史、哲学、心理学的研究科学发现的新领域，即机器发现，这种机器发现工作已经远远超出其本身所有的人工智能价值而对科学史、科学哲学乃至认知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从方法论视角考察最重要的机器发现程序之一BACON，以揭示它对我们了解科学发现本性的重要意义。     

技术路线图vs行动者网络:特定语境中的两种文化

斯诺的"两种文化"提出至今已有50余年。将议题置于特定语境之中,可能是深化讨论的一条途径。技术路线图和行动者网络这两个研究领域,以及各自相应的研究者,大致对应于技术哲学中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研究技术路线图和行动者网络的关系,在理论上,一方面有助于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且开拓技术创新方法的视野,另一方面为两种文化的讨论提供新的场域;在实践上,有助于在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推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对爱因斯坦的“内在的完备”标准的再认识

本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内在的完备”标准,是现代科学理论评价中的一个主要尺度,因而它在国内哲学同仁中引起了极大关注。《哲学研究》曾在1985年第6期和1989年第3期上先后发表了李醒民同志的《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和李正风、李勇枝同志的《爱因斯坦为什么反对量子力学》。二文从不同视角揭示并阐释了爱因斯坦的“内在的完备”标准的两个方面,即作为准美学标准的方面和作为哲学标准的方面。无疑,双方都有其深刻性的一面,但由于视角的限制不可避免地都有其片面性的一面。克服这种片面性需要一次新的综合,它不可能是两种观点的简单相加,理论上同样要求转换视角。因此,新的综合导致对原有观点的重新评价,导致对理解的理解。本文就试图这样做,以求得对爱因斯坦的“内在的完备”标准的再认识。     

社会心智中的认知渗透与预测加工

社会心智是我们处理和运用他人信息的能力。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社会心智的情境性特征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然而,“情境”不仅涉及个体行动和与他人交互的具体语境,还涉及更为广阔和根本的文化境遇。从知觉的认知可渗透性视角看,文化以内生的方式渗透到对他人的知觉经验中,影响甚至“改写”个体对他人的理解和判断;从预测加工的视角看,文化不但作为先验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社会性预测的起点,而且作为降低错误预测的调节参数渗透在大脑的层级预测结构中。由此,文化对社会心智的建构不但能够在认识论上得到辩护,同时在经验上也能够得到说明。     

“科学”与“宗教”概念的演变——评彼得·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

"宗教"和"科学"这两个文化范畴对于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及其遗产最为重要,但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与"宗教"都是相对晚近的观念,是在过去三百年里在西方出现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和"宗教"这两个概念起初都是指个体的内在品质或者说"德性",到了16世纪则渐渐成为首先通过教理和实践来理解的东西,成了命题式信念系统,这种客观化过程是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前提。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传统叙事,无论是冲突、独立、对话和融合,都无法刻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是因为,"科学"和"宗教"并非划分文化领土的自明方式或自然方式,它们既不是人类的普遍倾向,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特征,而是因为独特的历史情况而形成的。无论是持冲突观点,还是持融合观点,都同样巩固了"科学"与"宗教"的现代边界。     

从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看科学与宗教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中国学术界虽不乏探讨,但迄今尚未见到从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的视角探讨科学与宗教的论著。启蒙运动以来世俗化理论框架下的宗教认知一直在东、西方广为流行且影响深远,近二十年确立起来的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则揭示了一种新的宗教认知和新的宗教观。认识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对于全面、客观地理解科学与宗教、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乃至对于科技与社会领域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拓展意义。本文首先阐发了为"范式"一词重塑辉煌的思考以及相遇"新范式"的机缘之幸;继而简要介绍了宗教社会学新、旧范式的主要差异,新范式中的科学与宗教之观点;最后就新范式对于科学与宗教以及科技与社会(STS)研究可能的启示进行几点思考。     

反思性社会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

社会工程哲学研究有两个主要视角:一个是以"工程"为核心范畴去阐发社会工程哲学,可称为规范性社会工程哲学;另一个是以"社会"为核心范畴来探讨社会工程哲学,可叫做反思性社会工程哲学。对于反思性社会工程哲学而言,它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研究,即社会工程的本体预设、社会工程的认识基础和社会工程的价值维度。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去解决社会工程的根源性和基础性问题。反思性社会工程哲学体现了辨证理性的实践自觉,对于超越工具合理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地震预报的困境——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下的分析

当前科学实践哲学表明科学是一种建构的实践活动,建构活动意味看,只有在各式各样的行动者的介入的活动中,科学才得以构成.建构活动本身就是包含着社会--政治因素在内的人类与非人类的各种因素相互博弃的网络系统.我国地震预报研究工作一直处在尴尬的困境中.探究预报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博弈对科学预报形成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困境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