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查询到20条相似文献，搜索用时 62 毫秒
1.
该项目受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水稻钵形毯状秧苗机插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2011GB23260004）、浙江科技重大专项“水稻秧苗机插技术研发应用及病虫害数字化监测研究（2010C12026）”等资助，针对我国稻作技术转型，及传统毯苗机插技术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水稻生产特点，发明了水稻钵形毯状秧苗机插新方法，创新了水稻机插新技术，建立了机插高产栽培技术体系。项目主要创新内容如下： 相似文献
2.
3.
东北地区的松嫩-三江平原是我国重要的水稻产区，由于地理纬度较高，大于10℃年积温一般介于2400℃～2700℃，无霜期90～140天，农业区划上属温凉作物一熟区。由于无霜期较短，作物的生育期也相应较短，为了确保水稻有足够的生长时间，东北寒地的水稻栽培一般采用大棚育秧再移栽到大田的方法。水稻移栽插秧一般在5月底至6月初进行，此时外界气温变化比较剧烈，白天可以升温到20℃以上，但夜间会降温到5℃～10℃，三江平原北部地区气温有时候甚至会降到0℃左右，夜间低温会严重影响水稻秧苗生长。如果插秧后，天气持续低温，会造成水稻插秧后不缓苗，甚至可能发生烂根现象。因此，有效提高插秧后稻田地表温度是水稻生长发育和高产的关键一环。此外，东北地区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也严重地浪费了农业水资源，在水资源越来越紧缺的背景下，在东北地区开发适宜的水稻节水灌溉模式也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相似文献
4.
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承担的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新疆棉田残膜回收关键装备熟化及中试”项目,由核心技术“耕前残膜回收机”和配套技术“棉花苗期残膜回收机”共同构成其技术体系;通过开展新疆棉田地表耕前残膜与苗期残膜回收系列机具的产品中试,旨在解决新疆棉区地表残膜污染的治理问题。 相似文献
5.
重庆市超级稻标准化栽培技术研究及示范推广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本文针对重庆高温伏旱区水稻种植区域生态气候复杂多样的特点,通过对超级稻品种引进筛选和配套机械化育插秧、免耕抛秧、规范手插、再生稻栽培等关键技术攻关研究及集成示范,确立了适宜丘陵山区的超级稻主导品种,形成了超级稻及再生稻配套标准化栽培技术规范。创新形成了集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劳于一体,有效降低能耗和环境污染,节能减排、集约高效的超级稻＋甘薯共生育苗新型低碳农业新技术。并通过技术推广扩散机制创新,创造了重庆水稻生产多项高产纪录,有效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 相似文献
6.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农业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只有提高作物生产技术,大力发展农业,确保粮、棉、油、肉、蛋、奶等农产品的充足供应,才能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我国尽快成为经济强国.
自上世纪袁隆平研制杂交水稻成功后,我国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在袁隆平的指引下,2010年9月,湖南邵阳隆回县羊古坳乡农技站站长、农艺师肖利民获得第六届袁隆平农业科技奖,成为全国6个获此殊荣的一名基层农技工作者.
肖利民,39载倾情农技推广工作,用辛勤和智慧先后为袁隆平院士实现了第一期、第二期杂交水稻亩产700公斤、800公斤攻关目标.2010年,他在该乡雷锋村为袁隆平院士实现了超级水稻亩产872公斤高产目标,创全国历史记录,创造了超级稻示范种植的奇迹. 相似文献
7.
由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农业劳动力不足,加上传统的种植方式制约了油菜产业的发展,油茱机械化生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但是,机械化播种方法多种多样,哪种方法最优,目前尚未定论.该课题将通过优化研究,得出科学结论,以期对油茱机械化生产起指导与推动作用. 相似文献
8.
2010年9月24—26日,第10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华南农业大学隆重召开。会议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日本农业历史学会、韩国农业历史学会联合主办,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承办,主题为历史上的水稻、水利、水运。来自中、日、韩3国 相似文献
9.
10.
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针对灌溉水源缺乏的东北半干旱地区节水抗旱问题,通过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先后开发研制了解决季节性干旱的暗式注水点播机,中耕作物补水施肥机;通过国家水利部"948"计划引进日本川边多功能振动式深松机,经消化、吸收、创新后,研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已成形系列化机械.这些成果水平均居国内领先,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得了国家实用型技术证书和发明奖.在农业生产中产生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发展质量效益型农牧业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最新技术.将上述技术以"移动式注水灌溉系列机具成果转化"、"多功能振动式深松机成果转化"两个专题申报国家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双双中标并获得资金支持. 相似文献
11.
一、引言术语是知识传播、技术传递、科技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工具,存在于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术语标准化,简而言之就是运用标准化的手段,通过对概念的严格定义,明确其内涵与外延,反映出其本质特征,进而为概念选择或寻求最适当的术语,力求达到术语的精确性和单义性,即一词一义(避免多义词)、一义一词(避免同义词),从而避免信息交流过程的歧义与误解。术语标准化通常是各专业领域实现标准化的前提和基础。术语数据库(又称术语库)是利用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对术语信息实现现代化管理的工具,是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利用术语库可以全面、迅速、准确地从大量术语数据中提取所需的信息;可以发现库中所存术语的多义性、歧义性,排除数据的冗余性、不一致性,进而维护数据的正确性;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要求提供服务。面向概念的术语库,含有对概念的严格定义,是标准化工作的支持工具;多语种术语库是翻译工作、语言研究与教学、科技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往来所需要的;而向知识型的术语库(有时又称概念库)又是专家系统、知识库系统、机器翻译系统、以至于人工智能的实现所必不可缺的。因此,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对科技、教育、出版、贸易、语言研究、标准化管理,以及国际间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二、术语库研究与开发工作的若干特点1.基础性。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是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术语信息管理和质量控制的工具,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基础性特征决定了术语库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基础性。2.综合性。术语学是涉及到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信息科学、科学分类法和各种具体学科及专业领域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更涉及到计算机科学和技术、情报学、管理科学以及电信技术、数据存储技术、数据库技术等。3.紧迫性。现代社会的信息量与日俱增,新概念、新术语大量涌现,以手工方式对大量的术语进行分类编目处理、分析研究以及检索已经越来越困难。根据ISO/TC37文件,国际标准化组织已发布国际术语标准大约300个,正在制订过程的国际术语标准草案(DIS)国际术语标准建议草案(DP)合计大约200个。我国现已发布国家术语标准600余个,所含术语词条10多万条,并且在其他非术语标准中也包含了大量的术语词条。这样大量的术语,若没有一个国家级标准化术语库进行管理,极易出现各种问题,给标准化管理工作带来困难。4.复杂性。一般来说,术语库中的数据有以下特点：(1)数据量大。通常每条术语及其定义需占用计算机存储容量的上千字节;(2)数据类目多。比较完善一些的术语库的数据类目通常有数十项甚至上百项;(3)数据类型复杂。有些定义中含有图形(片)、公式、复杂的符号等计算机较难处理的数据类型;(4)数据关系多样。例如概念间的属种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术语间的同义、反义、近义关系,行话与方言的限定关系等,既有一一对应关系,又有一对多关系,还有多对多关系。设计术语库的数据结构,记录或字段间的拼链是非常复杂的工作。5.艰巨性。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难度大,且综合性强,涉及多种学科以及高新技术,其中一些技术至今在世界上仍处于开发阶段。例如,大数量汉字处理问题,简繁汉字及日本、南朝鲜所用汉字的兼容处理问题;图形(片)、符号、公式处理问题;数据库标准化与术语库专用软件的开发问题;批量数据输入输出技术(如光电识别、语音识别);异机种联网等。大型多功能术语库的开发必需具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据有关资料,国外几家大中型(含10万或10万条以上术语)术语库,仅术语库应用软件的开发一项就都耗资十万美元以上。财力、物力的不足,使得大型术语库的开发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受到限制。6.社会效益显著。无论各行各业都有术语,无论是在行业内部,还是在各行业之间,以至于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交流,想要尽力避免歧义和误解,都必须进行术语标准化工作,而术语库的开发有利于促进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顺利进行。毋庸赘言,术语库的建立具有明显和现实的社会效益。7.经济效益长远。信息交流是技术进步的基础,术语标准化、术语库的建设又是信息交流所不可缺少的。同时,术语库的研究又涉及到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一些经济上极具开发价值的领域,对电子辞典、知识库系统、专家系统、机器翻译系统等具有商品价值的实用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因此,它具有潜含和长远的经济效益。三、国外术语库概况及问题分析术语学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刚刚形成的一个新兴学科。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则在六十年代刚刚开始。六十年代末,欧洲共同体翻译公司希望利用计算机为翻译人员迅速地提供多语种术语。欧共体的重要文件需使用英、法、德、荷兰、丹麦、葡萄牙、希腊等多种语言,建立多语种术语库可以为翻译人员迅速查询新术语提供方便,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欧共体以上几种官方语言文件中的术语协调和统一。欧共体术语库——EURODICAUTOM于七十年代建成,该库存有25万条术语,17万5千条术语缩略词,每年更新术语1万条左右,并包含了以上除希腊语(因为是非拉丁字母的语言)外的所有语种。该库由欧共体提供财政支持。六七十年代建成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术语库有：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的术语库——NORMATERM。该库主要用于标准化管理,最初是为编辑《国际标准化组织叙词表》提供资料。该库只收录法国国内和国际标准中的术语,存有2万多条术语,使用法语,提供英语对应词,每年新增术语约1000条。经费来自法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和工业的赞助。加拿大政府的术语库——TERMIUM。该库主要用来满足对加拿大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术语进行核实和标准化。现存有术语大约300万条,包含90多万个记录,其中英、法两种语言的术语数据记录80万个,专名数据记录9万个,惯用法数据记录1万个,以及包含英、法、德、西班牙四语种对应词的数据记录3万个。加拿大政府提供全部财政开支。德国语言管理局的术语库——LEXIS。该库主要用于翻译目的,现存有上百万条术语,使用英、德、法、俄、波兰、荷兰、意大利七种语言,年更新/新增术语3万多条,经费由德国政府提供。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术语库——TEAM。该库是出于公司生产和贸易的需要和用户的要求而建立的。现存有术语上百万条,使用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荷兰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年更新新增术语1万条,对外实行有偿服务,现已自付盈亏。瑞典技术术语中心的术语库——TERMDOK。该库主要用于标准化管理,只收录官方规定的标准化术语,对用户提供免费服务,现收有近十万条术语。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到1977年,世界上共有术语库16个。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不断受到重视,1979年4月国际术语情报中心(Infoterm)为此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专题学术会议,并出版了一本“术语数据库(Infoterm Series 5：Terminological Data Banks,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论文专集。八十年代,术语库得以迅速发展,ISO/TC371986年底统计,世界上有各类术语库46个,1989年再次统计时已达到74个。世界上术语库统计情况见小表：注1：国际组织的术语库有3个设在美国;2个设在法国;2个设在瑞士;1个设在意大利。注2：多国术语库中一个为欧洲——阿拉伯术语库,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另一个为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和科学组织的术语库,设在突尼斯。注3：地区性组织的术语库为：欧共体术语库,设在卢森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术语库,设在法国巴黎。注4：以上所列术语库中,有少部分是正在开发中,例如中国机械科技情报所的机电工程术语库。八十年代建成的比较有影响的术语库有：前苏联技术情报、分类和编码研究院的术语库——ASITO。该库主要用于标准化管理,提高国民经济术语信息服务的效益,已收录标准化术语12万余条,年处理能力为1万条左右,含俄、英、法、德术语索引。该库使用两台大型计算机,有45个终端,工业部门和480余个科研、教育、出版、科技情报、图书馆等部门使用该库。丹麦术语库——DANTERM。该库建在哥本哈根经济学院,用于研究、教学和对外咨询,含有丹麦、英、法、德、西班牙等各种术语,已录入了从8000多篇论文中摘录的术语。德国夫浪和费研究院的术语库——GL0T。该库主要用于科学研究,使用德语,含有英语、法语术语对应词,并根据中－德科技合作协定,由我国学者为该库配加了国际标准ISO 2382《数据处理词汇》的中文(汉字)术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最近又有不少术语库在微机上建成。1989年11月下旬,国际术语情报中心又召开了“术语工作与高级微机的应用”专题国际学术会议,国际术语网通讯(TermNet News)出版了一期专刊,介绍了若干在微机上建成的术语库系统。据国际术语情报中心主任加林斯基先生介绍,现在世界上有各类术语库达200余个。根据对现有的统计数据的分析,现有的术语库大致可分为：政府或官方机构建立的,多用于管理目的,例如标准化管理、语言管理等;科研与情报部门建立的,多用于科学研究、科技交流、翻译等;大学或教育、文化机构建立的,多用于语言、翻译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对外咨询等;工业部门或企业公司建立的,多用科技交流、经济贸易和商业目的等。并且越是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科技、教育、文化、贸易等发展的国家与地区,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就越受到重视。根据表1的统计,欧洲术语库占世界术语库总数的近70%,但是其中东欧、前苏联术语库仅占欧洲术语库总数的不到10%;亚洲术语库占世界术语库总数为不到10%,其中有半数又是建在日本。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发达国家具有足够的经济技术实力来开发高质量、多功能的术语库;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信息传递的数量、速度和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实践过程中,认识到了术语库研究与开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ISO/TC37最近又向ISO中央秘书处建议,建立国际标准化术语数据库。国际上术语库研究与开发工作进展很快,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1.兼容性差,库间信息资源共享困难。由于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早些时候没有制订关于术语库开发方面的国际标准,因而,各国际组织、各国所建术语库在硬件、软件、数据项、数据格式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差异,兼容性较差。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ISO/TC37的重视,正在着手制订有关标准,现已完成ISO 6156《术语/辞书编纂记录用磁带交换格式》、WD 11(工作草案)《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技术报告》、WD 15《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和术语编目的数据元目录》;并提出新工作项目：NWI 16《面向翻译工作的术语编目》、NWI 18《术语工作文献管理》等。但是,在术语库标准化的国际活动中也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例如,前苏联对ISO 6156的修订就提出了非常强硬的意见(ISO/TC37/SC3 N45,en)。2.质量层次不一,规模大小不一。现已建成的术语库有的含定义,有的不含定义;有的术语和定义选自权威性的标准、辞书,有的仅选自一般性的词典;大的库专业领域覆盖面广,词条数量大,语种包含多,用户遍及各行各业,小型库专业狭窄,词条数少,属于建库单位自建自用。各库之间的科学性、实用性、易用性、可靠性、可维护性、安全性等技术指标都无法比较与评价。3.重复开发,浪费现象严重。有的库最初设计未考虑到未来的发展,不得不经常变换计算机机型,重新开发软件。有些库换代频繁,加拿大的TERMIUM库建于1974年,现已开始运行第四代;苏联ASITO库第一代1981年开始使用,1985年就改用第二代;欧共体的EURODICAUTOM库一开始运行在IBM 370/158计算机上,以后又改用Siemens 7760计算机;瑞典技术术语中心的术语库TERMTOK一开始使用微机,随着数据量的增加,不得不改用DEC－10数字计算机,IR系统3RIP对话式数据库。4.中文(汉字)术语库的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世界上只有个别术语库含有少量的中文(汉字)术语,尤其是简繁汉字、日本和南朝鲜汉字兼容处理问题仍未真正解决。5.多语种术语库有待进一步完善。多语种术语库,尤其是含汉字术语库,无论在计算机技术方面,还是在建立各语种对应的术语概念分类体系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6.术语库的综合利用不够,经济效益不显著。利用术语库制作出版物、电子辞典,以及支持开发具有商品价值的机器翻译系统、专家系统、知识库系统等有待进一步研究。7.发展不平衡,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术语库开发进展缓慢。在术语库研究与开发方面需要更多的交流与合作。四、国内术语库开发简况我国术语库研究与开发工作于1989年年初开始。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于1989年年初决定建立标准化术语库,拟收录国家术语标准、其他国家标准中的术语词条,IS0、IEC等国际组织的术语标准及标准中的术语词条,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前苏联等)的标准化术语。现该库仍处于调研和试开发阶段。机电部机械科技情报所1989年开始建立机电工程术语库,规划收录五十万条术语,第一期工程拟收录专业术语25万条,分20几个门类,100多个专业。该库小型试验库在微机上完成,使用中国科技情报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开发的Micro CDS/ISIS通用信息管理系统软件,该软件具有较强的数据库定义功能,能较方便地按用户需要定义数据库,每个数据库记录最多可有200个字段,其下还可以定义子字段,字段均为不定长,可重复;用户可根据需要设计录入工作单,对数据库记录进行追加、修改、编辑等操作;该软件具有多种检索(顺排全文本,倒排各种逻辑操作)功能,多种数据输出格式,可以方便地对数据库进行维护;该软件留有用户编程接口,用户可开发设计自己的应用程序,并与其衔接;该软件还支持光盘存储和IBM－PC局部网络,是一种比较适合于术语库开发用的软件。该术语库多语种处理采用信通公司和清华大学联合开发的QSML多语种处理系统软件,效果也不错。总之该库模拟库的开发是比较成功的。该库开发中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1.根据其计划,建设该库过程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要耗费在对入库术语和定义的组织审定及外文对应词的选配上。2.这样大型的,多语种的术语库,还没有解决数据批量输入的问题,靠人工键盘录入无论是在术语库生成(需要大量数据的录入)阶段还是日常的数据维护与更新,都是比较困难的。3.许多机电工程方面的概念,其定义需要用图象(片)加以说明,如何开发图象(片)数据库,并解决与文字库的联接问题也是该库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4.现有的多语种处理软件还不十分理想,不能同时处理简繁汉字、日文、南朝鲜文中汉字,而且俄文处理是采用双字节,字母间隔大,比较难看,也需进一步完善。目前,机械情报所正在通过国际术语情报中心邀请国外有关专家对该库进行评估。此外国家语委语言应用研究所利用微机建立了一个含有二万条应用语言学术语的术语库。该库设有六个数据项,含术语的英文对应词;中国科技情报所周智佑研究员等利用微机建立了一个情报与文献标准术语库,收录了28项有关文献与情报国家标准中的术语约200条,该库设有10个数据项,配有英文对应词。以上两个库均使用dBASEⅢ软件,在IBM－PC微机上开发而成,属小、微型自建自用术语库。dBASEⅢ数据库软件是国内比较流行,并且汉化较好的一种软件,但也有一定局限,例如,可处理数据的容量小,处理速度慢;采用定长记录,空间浪费较大等,不十分适合大型多功能术语库的开发。目前,还有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化工部、地矿部等单位均表示了建术语库的意向。总的来看,我国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工作起点低、起步晚、进展慢,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以及经济的实力,技术的保障等方面都与国际上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同时各有关建库单位对国际上的经验研究不够,缺乏足够的国际资料,而现有的资料又利用率不高。各单位分散开发,缺少必要的交流与合作。针对上述问题,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采取了以下措施：1.1990年3月成立了第三分委员会——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分委员会。该分委会由术语学、辞书编纂学、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机器翻译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代表十多个单位,以加强该领域内的协调与合作。2.利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1989年以来组织各有关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出国参加国际会议10多人次,邀请国外专家访华,组织报告会和座谈会近10次。3.报请国家技术监督局,申请加入国际术语网(TermNet),以获得完整的国际资料和更多地参与有关国际活动。4.决定搜索、整理现有的国际资料,翻译出版《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译文集》。5.提出并制订一套建库国家标准,以对我国各单位建库工作进行标准化管理,保证建库质量以及未来各术语库间信息资源共享。五、术语库开发用系列国家标准的构想1.基础工作由于我国有许多单位已经开始建库工作,而在建库标准化方面并无直接可参照使用的国际标准,因此,我国建库国家标准的制订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其一,研究国外的经验与教训,从理论的高度分析考虑建库中的各种问题;其二,收集并综合国内各建库单位建库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使制订的标准适合我国术语库开发的实际需要。2.标准制订的三个阶段鉴于目前我国建库的进展状况,建库系列标准应分三步走。首先,在研究国外经验,相关的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制订《建立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与方法》,解决建库过程应该考虑什么,必须注意那些问题,做那些工作。但是只提出原则性规定。因为在建库方面国内尚无成熟的经验,规定宜粗不宜细,要在各单位建库之前或之中搞好标准化原则与方法的协调。其次,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一部分特殊(具体)规定,解决建库工作应如何做的问题,例如制订：《术语数据库开发规范》;《术语数据库开发用文件编制指南》;《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和术语编目的数据元目录》(参照ISO/TC37/WD 15);《对入库术语信息源、数据项、数据结构的基本要求》;《对术语库计算机系统的基本要求》;《术语/辞书编纂记录用磁带交换格式》(参照ISO 6156);《术语库间数据交换的方法与技术要求》;最后,解决术语库建成后的检验、评价、管理、维护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制订：《术语库的审查与验收》;《术语库的运行与维护》;《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的技术要求与评价》(参照ISO/TC37/WD 11)等。3.标准制订过程的协调在制订标准过程中,需吸收术语学、标准化学、辞书编纂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语言学、逻辑学、情报学、管理学以及各有关专业学科的专家参与,也要吸收各建库单位的代表参与,搞好标准化协调工作。4.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首先,向国外介绍我国正在开展的有关工作。在最近召开的有关国际会议,我们介绍了我国建库及建库国家标准制订方面的工作,引起了一些国际反响。ISO/TC37/SC 3以编号文件的形式分发了我国的有关资料：《建立术语数据库的基本规定》(国家标准草案讨论稿纲要,英文本)ISO/TC37/SC 3 No.73。《中国的术语标准化工作》(英文本)ISO/TC37/SC 3 No.74。其次,促请国外有关机构和个人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并向我们提供他们的经验。目前,我们已收到加拿大有关机构来信,希望我们提供我国建库标准草案的中文本,并表示愿意译成英文,法文后,与我国有关专家共同研究讨论。奥地利、加拿大、日本、德国、挪威等国的有关机构也向我国提供了他们建库方面的有关资料。最后,是加强与国外或国际有关机构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奥地利、前苏联、日本、加拿大等有关方面均有意向与我国在该领域内进行双边或多边交流与合作。六、我国术语库标准化工作的进展情况1.两项国家标准91年完成审定报批：《建立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与方法》;《术语/辞书编纂记录用磁带交换格式》。2.已翻译有关国际文件：ISO 6156《术语/辞书编纂记录中用磁带交换格式》;ISO/TC37/WD 11《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技术报告》;ISO/TC37/WD 15《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和术语编目的数据元目录》;ISO 1087《术语学词汇》;ISO/DP 10241《国际术语标准的制订与编排》;ISO/TC37/WD 10《概念体系(发展与表述)》;ISO/TC37/WD 860《概念和术语的国际协调》;Infoterm 8－87 en《奥地利标准的术语数据库》;Infoterm 11－8 en《计算机辅助术语文献工作与知识传播——发展中国家的术语工作和知识管理》;Infoterm 12－87 en《术语数据库的分类体系》等。3.有关专家撰写论文及背景材料,例如：冯志伟《国外术语库研制概况》;安树兰、姜树森《ISO 6156参考资料——书目信息磁带交换格式》等。4.两项新国家标准项目已列入计划,落实经费：《术语数据库开发规范》,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所负责起草,制订期为1991－1993年;《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的技术要求与评价》,国家语委负责起草,制订期为1991－1994年。七、《建立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国家标准草案基本框架《建立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国家标准草案的主要内容有：1.术语库开发的宏观管理建议分为三级：国家级标准化术语库;部委行业术语库;基层术语库。分别提出管理要求。2.术语库类型及其结构描述类型划分为：面向概念型、面向翻译型、面向特定领域型和其他特殊用途型四类。结构划分为：信息源、输入端人机接口、术语库主计算机系统、术语库中处理的数据、输出端人机接口、库间(机－机)接口、用户等若干功能块。分别提出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3.质量控制对构成术语库系统的各功能部分提出质量要求,对术语库系统在质量、性能、功能、效益费用比、兼容性等方面规定了若干基本要求。4.过程控制对建库过程规定了若干阶段及基本要求。5.生成和使用对术语库生成和使用的有关方面,例如数据输入、检索、排序、输出、更新等规定了一些基本要求。6.维护与管理简述了维护与管理的几个方面及基本要求。7.信息资源共享简述了库间信息资源共享的几个层次和基本要求。八、《术语与辞书条目的记录交换用磁带格式》国家标准草案的基本内容该标准草案提供了术语与辞书条目数据在磁带上的组织和标识方法,为单语种和多语种术语与辞书条目数据的交换规定了一种通用的格式。该标准还包括四个附录：附录A是经国内著名语言学、术语学专家研究确定的“汉语术语库推荐用术语数据项及其标识符”;附录B为“ISO 6156规定的术语数据项及其标识符”;附录C是“信息交换说明书”示样;附录D是相关的国际标准目录。该标准不仅为我国各单位术语库间磁带交换提供了统一格式,而且还为国际上术语库间涉及到汉语术语与辞书条目数据的交换提供了依据。九、结语术语数据库的开发,建库标准的制订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两项工作,要搞好这两项工作,需要各有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各有关单位积极配合,要吸收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与国内外专家学者一道研讨术语库的研究与开发,及其标准化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相似文献
12.
中医药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最富特色的一门学科,至迟在2400年前中医药名词术语就已形成了自已独特的体系。随着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不断产生新概念,出现新名词、新术语。为了满足学术交流的需要和适应学科的发展,历代医家或政府,总是不同程度、不停地进行着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一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建立在有关的概念体系之上的。名词术语则是科学概念的语言符号。一般认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内经》问世是它的标志。之所以称《内经》为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是因为在这部著作中,关于人体生理、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养生等重要的中医学概念都已提出,并命名了与概念相对应的术语。如中医的阴阳(阳气、阴气、阳虚、阴虚等)、五行(金、木、水、火、土)、脏腑(心、肝、脾、肺、肾、小肠、胆、胃、大肠、膀胱等)、经络(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督脉、带脉等)、俞穴(涌泉、合谷、曲池、足三里等)、精神气血津液、六淫(风、寒、暑、湿、燥、火)致病、四诊(望、闻、问、切)、治则(治未病、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等)、治法(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等)、制方(大、小、缓、急、奇、偶、复)、配伍(君、臣、佐、使)、养生(养阳、养阴、恬淡虚无等),这些初步构成了中医药理论名词术语体系。至东汉,名医张仲景著成中医临床经典之作《伤寒卒病论》,其中《伤寒论》部分针对外感热,提出397法,113方;《金匮要略》部分专论内科杂病40余种,载方262首。书中所确立的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及其方药,为后世所推崇,被称为“众方之祖”。书中所载病名(疟病、黄疸、中风、肠痈等)、证名(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等)、方名(麻黄汤、桂枝汤、小青龙汤等)、药名(诃黎勒、红蓝花、生姜、白前等)沿用至今。最迟在东汉就已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是一部中药学经典著作。它系统阐述了中药学理论和用药原则,提出药物配伍、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概念名称,并按三品分类法记录了365种药物,绝大多数药物至今仍在应用。此书为中国古代药物学奠定了基础,魏晋以后的一些中药学著作,都是以它为基础的。其中所使用的药物名称、中药学术语大多沿用至今。综上所述,最迟在公元1世纪,我国中医药学学科体系构架已经完成。从术语学角度来说,反映中医药学概念的术语体系此时业已形成,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从总体来说,中医药名词术语体系建立之初,已独具特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随着医疗活动的不断开展,新学说的提出,新药物的发现,要求医生对新出现的事物或概念定出一个合理的名词或术语;外来医药传入,要求按照我国汉语及医学特点进行名词术语的翻译,以利学术交流和医药知识的传播。一方面是出现新的名词术语,另一方面是随着医药学的进步,对一些原有的医药知识重新认识,亦要求对旧的医药名词术语进行修订、规范。所以,在我国两千年来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一直进行着,未曾间断过。二由于药物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因此历代医家甚或政府都十分重视药物学名词术语的规范统一。其中药名的规范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综合魏晋以来名医之见,对《神农本草经》进行补充、整理,撰成《本草经集注》一书。该书新增前胡、百部、牵牛子等药物365种,在提出药物正名之后,列举多个异名,如苦参列了8个异名,而《神农本草经》一书中只列一个异名。在当时我国南北长期分裂,造成一药多名等混乱现象,陶氏将正名与异名同时列出,这对于统一药名是有意义的。唐朝统一中国,成为强大的封建王朝。鉴于陶弘景个人及所处时代的局限,唐政府批准医学家苏敬的建议,编修一部国家药典,名《新修本草》。该书在《本草经集注》730种药物的基础上,新增药品100多种,如蒲公英、蓖麻子等,其中还有民间已广泛应用的外来药,如密陀僧、麒麟竭、阿魏、安息香、龙脑香、胡椒、薄荷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味外来药叫“底野迦”,据日本中山久四郎考证,系希腊语“Thteriak”的音译[1],即鸦片。该书为了药物的鉴别,还配绘了药图,可见当时医家对药物的定义已不再停留单用文字的表述上,而且还用图象来配合说明。北宋百余年间是我国历史上官修本草(中药著作)的高潮时期,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就编修了三次。先后编写《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以及以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编修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和南宋《绍兴本草》。这些官修本草都不同程度地新增或修订了药名。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驰名中外的中药学巨著。经作者(李时珍)考证,发现前人书中有不少名实不符、类别不当者,如“有当析而混者：葳蕤、女萎二物,(《证类本草》)并入一条”;“有当并而析者：南星、虎掌一物,(《开宝本草》)分为两种”;“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冠氏衍义》之舛谬。黄精即钩吻,旋花即山姜,《陶氏别录》之差”[2]。作者(李时珍)遂于“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王世贞序),设集解、辨疑、正误、发明等项,对药物的名称、历史、形态、鉴别、采集、加工、功效、方剂等方面详加论述,无者增之,误者正之。《本草纲目》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仅就药名而言,书中将1 892种药物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原则,归为16部60类,依次排列,构成当时最为先进的中药名词体系。该书问世后,很快就流传至朝鲜、日本等国,先后被全译或节译成日本、朝鲜、拉丁、英、法、德等文字,在中外科技史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药名书写的规范统一对于治病救人的医生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最早的中医杂志《吴医汇讲》早就刊载清代顾铭照写的一篇题为“书方宜人共识说”的医话。文章说他“尝见一医方开小草,世人不知为远志之苗,而用甘草之细小者。凡此之类——如写玉竹为萎蕤,乳香为熏陆,天麻为独摇草,人乳为蟠桃酒,鸽粪为左蟠桃,灶心土为伏龙肝者——不胜枚举。”他认为尽管“方书原有古名”,但药名已经成为生僻名时,就不得使用,“若图立异矜奇,致人眼生不解,危急之际,保无误事？”于是提出“取用宜乎通俗”,要求医生处方所写药名必须使用通用名,这符合术语学里的通俗性原则,很有现实意义的。三历史上,中医名词术语规范化虽不如中药药名统一那样显而易见,但亦从未止歇过。一般来说,历代医学名著,尤其是被国家医学教育机构列为必读的医著,如唐太医署把《素问》、《黄帝针经》、《甲乙经》、《脉经》等作为医学生的教材;中央政府组织编纂的医书,如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特别是清代的《医宗金鉴》,不仅被清太医院定为医学教科书,而且在问世后一直为中医界所推崇,作为医生的入门书,由于这些书的权威性,使得它们在对中医学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对中医名词术语起到规范化的作用。近代以来,欧风东渐,西医传入,致使中国医学界发生很大变化。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包括医学,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有一些人将西医与中医对立起来,后来竟提出要取缔中医,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政府为了平息民愤,于1931年成立了中央国医馆。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将统一病名列入工作计划。1933年下发《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统一病名建议书》、《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凡例》及《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给各地分馆,因遭反对,没有实施。[3]究其原因有四：一是由少数人提出,缺乏学术民主;二是行政命令强制实行,不是学术界的共识;三是限期3个月后一律使用审定的统一病名,时间太短;四是武断地认为中医不科学,统一以西医病名为标准。最后一条是导致这次病名审定夭折的致命伤。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个教训,当引以为戒。历史告诉人们,中医药名词术语的规范统一非常重要,历代医家甚至政府对这项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予以重视,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资料。这是我们今天进行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可资借鉴的珍贵文献。只有用现代术语学的方法对这些历史文献进行认真梳理、发掘,才能使当今的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并有所创新。* 朱建平研究员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 相似文献
13.
科技名词,作为一种符号表征,在承载知识的同时,也衍射出社会万象。因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总会在这个社会使用的语言中留下痕迹。2003年是我国科技、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一年,但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多事之年。编辑部对2003年诸多事件进行了梳理,从中提取了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并结合事件进行介绍,从科技名词的角度来对已经过去的2003年作以回顾。传染性非典型肺炎2002年11月在我国广东省部分地区悄然出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始发期后,扩散到我国内地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全球共波及亚洲、美洲、欧洲等32个国家和地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3年8月7日公布的疫情,全球共报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8422例,死亡916例,中国内地总发病数达5327例,死亡349例。该病的流行给我国2003年二季度的国民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也给当时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带来一定影响。全社会都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给予极大关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防治“非典”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临床上以发热、乏力、头痛、肌肉关节酸痛等全身症状和干咳、胸闷、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为主要表现,部分病例可有腹泻等消化道症状;胸部X线检查可见肺部炎性浸润影;实验室检查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正常或降低;抗菌药物治疗无效是其重要特征。重症病例表现明显的呼吸困难,并可迅速发展成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其传播方式为：近距离呼吸道飞沫传播,含有“SARS冠状病毒”的气溶胶经空气传播、手接触传播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定名上似乎还可以商榷,随着对该病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也许会给该病起一个更确切的名字。艾滋病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出现,至90年代被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为规范名词,可以说,它不是新词。但是,基于如下理由,我们认为它仍然是2003年的焦点名词。2003年12月份,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在2003年里,全球有300万人死于艾滋病,500万人新感染上艾滋病,达到了历年来的最高峰。日前,据我国卫生部报告,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人,其中艾滋病人约8万例,居亚洲第2位。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据估计将以30%的速度增长,2010年达1000万！中国正面临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期。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地坛医院,与艾滋病患者交谈;吴仪副总理走进了中国有名的艾滋病村——文楼村两户艾滋病患者家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清华的讲坛上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拥抱,赢得众人瞩目。我国著名科学家何祚庥、曾毅、钟南山等22位院士联名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防治艾滋病的“121联合行动计划”,为艾滋病防治、科研事业捐助善款;重庆市红十字会等组织出资救助4名“艾滋孤儿”,让人备感社会真情。2003年,艾滋病感染者的犯罪现象也比较突出,杭州警方从扒窃人员中累计查出了100多个自愿感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感染的原因居然是为了逃避警察抓捕。如何处理此类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公众拭目以待。外来种入侵食人鲳撕扯活鱼的情景,不知让多少人心惊胆颤,这种号称“水中狼族”的小鱼,就是外来种。外来种,是经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一个规范名词。对外来种入侵的关注,在去年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外来种入侵的主要危害是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根据国家林业局的调查,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外来有害植物107种,外来害虫32种,外来病原菌23种,这些有害外来种已经入侵了我国大多数生态系统,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心腹之患。目前已有16种外来种在我国形成严重危害,据统计,松材线虫、湿地松粉蚧、松突圆蚧、美国白蛾、日本松干蚧等森林入侵害虫严重发生与危害的面积在我国每年已达150万公顷左右。稻水象甲、美洲斑潜蝇、马铃薯甲虫、非洲大蜗牛等农业入侵的害虫近年来每年严重发生的面积达到140万至160万公顷。由此造成的农林业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已达574亿元,相当于海南省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入侵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的豚草,入侵西南地区的紫茎泽兰和飞机草,入侵广东的薇甘菊,在我国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作饲料引进的空心莲子草(水花生)与凤眼莲(水葫芦)、沿海省区引进的大米草等疯长成灾,侵入草场、林地和荒地,形成单种优势群落,导致原有植物群落的衰退。我国专家呼吁要求严格防止和消灭外来入侵有害物种。而我们普通百姓应该怎么做呢？至少,你从国外带回一束鲜花或一只蜗牛之前,您一定要想想会不会有什么后果。井喷可以肯定,2003年岁末发生在中国重庆市开县,造成230多人死亡的“12·23”气矿井喷特大事故,在环境和人的价值被越来越看重的新世纪,使井喷也成为众人瞩目的名词。井喷是石油或石油气开采中非常忌讳的事故。钻井时要把泥浆注入井管来平衡地下地层对油气的压力。但是,当勘测时对地下压力测试不准或注入的泥浆密度太低,或出现地层压力突然变大等情况时,井管中的油或气喷出地面或流入井内的其他地层就发生了井喷。井喷往往伴随着有毒气体的着火,造成对环境和人较大的危害。井喷发生后对其控制的方法叫压井,压井主要有司钻压井法和工程师压井法,司钻压井法是先把井里的气或油排出来,再用重泥浆替换原来太轻的泥浆,这种方法需要时间较长,在加重设备不足的时候时常使用。工程师压井法是在计算好需要泥浆的量以后一次性打入井管的方法,这种方法较快,但物资上必须有保证。虽然类似的气矿井喷事故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两起,但这次造成的危害和灾难是空前的。井喷,一个让人心情沉重的名词。龙芯“龙芯1号”中央处理器(CPU)2002年9月28日在北京的正式发布,“龙芯”两个字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龙芯2号”中央处理器(CPU)于2003年12月20日的正式亮相,使“龙芯”更深深地印在公众的心中。我们总是对新生事物充满期待,对襁褓中的婴儿寄予厚望,那么更有理由盼望“龙芯”在祖国科技工作者的精心照料下,早日长大成才。“龙芯2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可用于桌面和笔记本个人计算机(PC)的通用中央处理器(CPU),其主要应用目标是Linux桌面PC、安全服务器、网络防火墙等,其低功耗的版本也可以用于网络计算机(NC)、无盘工作站等瘦客户机。它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惟一的一个64位通用CPU,直接面向高端市场。到2004年中期,采用0.18微米的工艺,实现主频500MHz、SPEC CPU 2000测试分值超过300的64位通用CPU芯片。SPEC分值的指标意味着这款芯片的实际性能是龙芯1号实测性能的10～15倍。“龙芯”的成功,意味着我国在核心芯片领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完成了一个历史的跨越。对国家政治、经济、信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大大推动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龙芯”作为术语恐有牵强之感,但它在2003年给予我们强烈的冲击和太多的期待,使我们难以割舍。不对称数字用户线中国电信“宽带极速之旅2003”活动于2003年5月15日拉开帷幕。“无限宽带梦想、星空闪耀光芒”在我国掀起了一波宽带浪潮,萦绕在众多国人心中许久的宽带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2003年中国宽带市场爆发出空前的活力,宽带的用户数量开始急速攀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宽带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伴随宽带进入我们视线的曝光率最高的一个术语就是ADSL。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宽带甚至就等于ADSL。那么,ADSL到底是什么呢？ADSL是DSL(数字用户线)家族中最常用,最成熟的技术,它是英文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的缩写。汉语的名称应该是“不对称数字用户线”。它是运行在原有普通电话线上的一种新的高速宽带技术。所谓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上行速率(最高1Mbps)和下行速率(最高8Mbps)的不对称性上。它因其下行速率高、频带宽、性能优等特点而深受广大用户的喜爱,成为继调制解调器(MODEM)、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之后的又一种全新、更快捷、更高效的接入方式,被欧美等发达国家誉为“现代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快车”。干细胞2003年12月4日,北京人民医院,由志愿者杨曦捐献的造血干细胞输入湖北白血病患者胡朝辉体内,这是北京首例同城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干细胞,因其不可估量的医学价值,更因其饱含着血浓于水的人间真情感动了千百万人,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名词。干细胞(stem cell)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和多分化潜能的细胞,保持未定向分化状态并具有增殖能力,在合适的条件或给予合适的信号,可以分化为许多不同类型的具有特征性形态、特异分子标志和特殊功能的成熟细胞。造血干细胞可从血液或骨髓中分离,能分化为血液和免疫系统的各种细胞类型,可有效治疗白血病、淋巴瘤和某些遗传性血液病。现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与以往的骨髓移植有所不同,采用将造血干细胞从骨髓中动员到外周血液中的方法,通过血细胞分离机采集造血干细胞,其余的血液回输到供者体内。非血缘关系的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成功的概率只有四百到一万分之一,甚至只有几十万分之一。干细胞技术是当今生命科学领域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可能干预治疗一些临床难以治愈的疾病,如脊髓损伤、帕金森病、肝衰竭和癌症等,给人类战胜顽症带来了新的曙光。火星大冲火星一直是备受人类关注和令人充满遐想的星球。中国古代称火星为“荧惑”,意为荧荧像火,轨迹古怪,亮度变化大。2003年8月27日,这颗红色的星球迎来了6万年来与地球的“最亲密接触”,距离仅为5580万千米(而在去年的同一时间它们的距离为4亿千米)。8月29日,火星、地球与太阳几乎成为一线,形成了火星大冲的天象奇观。火星在大冲前后,亮度达到-2.9级,成为夜空中最耀眼的明星,吸引了全世界无数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的目光。冲(chōng)是天文学术语,其定义是当一个移动天体在天球上的黄道坐标中的经度(称为黄经)与太阳的经度相差180°时的天象。因此,只有地球公转轨道之外的太阳系天体才可能出现“冲”。亦即当外行星(轨道在地球轨道之外的大行星)或小行星运行到地球同侧,与地球、太阳形成一条直线时称为行星“冲日”,简称“冲”。火星冲日指火星、地球和太阳三者间相互运动而产生的一种天文现象,每780天一次。因为火星的运行轨道是一个椭圆,地球运行轨道也是近圆,当火星冲日发生在火星的近日点时,距离地球较近,叫做火星大冲,火星大冲平均15～17年一次。这一次的火星大冲恰恰又发生在地球的远日点,再加上地球轨道平面与火星轨道平面间的角度非常小等因素,使得这次火星大冲成为6万年来最近的一次,而下一次与火星如此亲密的接触要等到公元2287年了。天文学界针对此次火星大冲进行了许多火星观测活动,人们用望远镜观测到了平常看不到的火星景观,这对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利用火星如此接近的距离,2003年6月,欧洲的“火星快车”、美国的“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探测器先后飞向火星,这可以节省大量的燃料。现在,“火星快车”已顺利进入环火星轨道,“勇气号”和“机遇号”也已成功登陆火星。借此次火星大冲的契机,人类开始了探索火星的新一轮热潮。载人航天“载人航天”一词,因2003年10月15日8时我国首次成功发射了“神州”5号载人飞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而成为2003年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这个词随着航天员杨利伟胜利飞向太空,使它承载太多、太浓重的内涵。它充分表明：中华民族上天的千年梦想,一朝实现了;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是一个深具伟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登上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强国之林。我们自豪地宣布：中国开始步入太空时代。它激励、振奋了中国人和全球华人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这次发射的飞船一开始就瞄准了当代最先进的第三代飞船——3舱式载人飞船,即由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1个过渡段组成。载人飞船的发射、运行和返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系统的支持与保障。我国载人飞船工程是由载人飞船系统、运载火箭系统、航天员系统、应用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系统等7个系统组成。数字电视更清晰的画面,500多套的电视节目,与电视实现互动——这是数字电视给我们勾画的未来场景。这种场景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已能听到她越来越近的脚步声。2003年9月,数字电视已开始在北京试播。2003年6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按规划,2008年全国部分地区实现高清晰数字电视播放,2010年全国基本实现数字电视播放。数字电视是电视数字化和网络化后的产物。其图像质量可以达到演播室的质量水平。传统的模拟电视看不到的,数字电视能看到,模拟电视做不到的数字电视做得到,这就是数字电视的独特之处。 相似文献
14.
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产物。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这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中有充分的反映;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醢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古籍中还记述大量而丰富的利技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的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汉字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属于表形、表意性文字,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特点,其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铭文、小篆、隶、楷几个阶段。汉字为单音节,属声调语言,其信号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汉字以单体书写,呈两维方形矩阵,字体千姿百态。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汉字反映出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有专门队伍,可以说具有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解放后,五十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并有其专业分类,研究汉字形、音、义演变的称之为“历史汉字学”;研究现代汉语、汉字现状、特点,以及应用的语言形式者,正蕴育着一个新的分支——现代汉字学,它的主要范畴是研究汉字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表制定,汉字电子计算机和传声技术,以及现代汉字的信息值等。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据光辉地位,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概念的术语,也有其独特的体系和风格。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总体来说落后于先进发达国家,许多近代理论概念往往是从西方引进而来从而反映这些新理论、新概念的术语,也就随之转译而来,现就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土壤学等几个基础学科术语探源做简要介绍,以供各学科审定术语参考。限于篇幅全文分两篇刊登,续篇包括地理学、地质学、矿物等术语溯源。各节所附文献,除文中内容直接引用外,还包括笔者学习术语学过程中选读或查阅过的文献,对刚刚从事科技术语工作的青年同行,提供查阅有关文献的线索。〔2〕之称,其中像西周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3〕、魏晋刘徽的《海岛算经》等,均采用“算”这个汉字,使用广泛,历史悠久;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9〕,以“数”为题也有相当影响。其次尚有金代李治的《浏圆海镜》〔6〕,清康熙时代的《数理精蕴》等〔4,5〕,都是我国古代数学的光辉篇章,反映了我国古代数学的成就,在这批古代数学论著中,按照古汉语的特点,使用了一批反映数学概念的术语,像《周髀算经》中的勾股定理〔8〕,有了表、圆、方的概念,直角三角形的性质、测远、测高的计算,甚至使用了繁杂的分数计算和开平方的方法;而《九章算经》中方田：采用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积法,进行土地测量;粟米：度量粮食的计算法;衰分：各种分配比例的算法;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术等,共搜集246个数学问题,其中更突出的是代数方面,有些法则曾披靡于世界,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数学著作中,上述有些计算法,被称之为“中国的算法”。祖冲之在《缀术》中,精密测算出圆周率值达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以和为用分数表示圆周率的疏率和密率。《数书九章》八十一题,九大类,其中像求解一次同余组的“大衍求－术”和求高次方程数值解的“正负开方术”,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成就。近代科学引进中,数学也起着先导作用,早在明代万历年间[10],1607年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hieu,1552－1610)合译了《几何原本》〔7〕,徐光启采用“几何”汉字为书名,显示出汉语的标识原理的特征和传统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对定理尽可能采用汉字的象形、表意特点,其中第五卷精采地阐述了欧多克索斯的比例论。后人称颂这部译著,概念清晰、定义明确、定理直观可信,至今仍不失是一部数学经典著作。徐光启在翻译过程中,在依照原意的基础上,创造出我国一套数学术语,其中象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相似形等,至今仍被应用,为我国数学术语汉语的系统性,奠定了基础。相继在1613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指算》出版,1856年李善兰(1811－1882)与伟烈利亚(A.Wylie,1815－1887)合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以及《棣甘代数学》的出版,西方近代数学知识广为流传[1]。1867年华蘅芳(1833－1901)与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合译《华里司代数学》,《微积溯源》,《海麻士三角原鉴》,《伦德代数学难题》以及《算法统宗》,《算式集要》,《三角数理》等西方著述的翻译出版[1],都创用了一批反映当时西方数学理论概念的术语,有的沿用至今。中国数学名词的审定工作〔11〕,在众学科中也是起始较早的学科,在1925年就讨论通过了代数学、微分、函数论方面的术语。在数学界内部,数学与算学的激烈论争也是持续最久的〔12,13〕,终于在1938－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专门召开了讨论会,邀请了各地区28个单位的代表讨论算学与数学问题。经过激烈地辩论,最后通过表决,有14个单位赞成采用数学一词,13个单位代表赞成采用算学,其中一票弃权,以微弱的多数通过〔12〕,最后由教育部通令使用数学。采用数学(Mathematics)为广义词,以“六艺之教,数居其一”为根据。包括虚实复整分常变合偏等词,与此同时,还定出了无限、无穷、无尽的含义和用法〔12〕。主要〔1〕中就有物理一词出现：“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杨泉曾有《物理论》,明清之际的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11〕,虽以物理一词为书名,他们所指物理含意更为广泛,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各学科和人文科学在内。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代表物理学、化学含意之说,像1901年京师大学堂专设有格致科。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最早以耶稣会传教士用不同方式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声、光、磁、电的各类著述的翻译。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在1623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汉语音译成“费西伽”。1900年王季烈重编日本藤田丰八沢的饭盛挺造编著的《物理学》,才始用中文物理学一词,当时由江南制造局出版,也是我国第一本具有现代物理学概念,而称之为物理学的论著。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国之一,对自然现象认识较早,其中许多物理现象和知识早于西方,像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中,就有较明确的角度概念,惯性概念;在制作弓箭技术上,对箭的结构和飞行状况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了解,基本上掌握了抛射体沿直线前进的理论原理。还有杠杆原理的钓沉〔3〕远远早于西方。从近年出土的春秋时期齐国不等臂的权和战国时楚国不等臂的衡,反映了祖先对物质磁性的认识和应用〔3〕。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制造出不少复杂的机械,如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浑仪等。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万毕术》〔2〕,是西汉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及其门客的作品,书中描述物理知识不少,其重要者有七条,像冰透镜对日取火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是我国关于冰制凸透镜对日聚焦取火的最早记载。西汉时就已制作出放大镜,认识到磁体同性相斥的道理,晋代掌握了金刚石高强度及强折光率等物理现象,北魏发明了漏水计时装置等,中国古籍中,战国时鲁国人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为首的墨家作品《墨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物理学著作,书中有关于力和力矩的概念,提出力是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原因,在应用杠杆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方面,概括了较系统的力学知识。书中还记述了浮力原理。关于运动的分类、运动和时空的关系,圆球的运动及其随意平衡、轮轴和斜面的受力等都有论述;书中提出了我国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在声学方面,该书还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4,5〕等。从这些古代物理学知识的论述,自然都表达有反映这些知识概念的术语的传播和积累。关于《墨经》中的物理现象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早有论述。我国古代论著中,反映物理知识概念术语的古籍中,尚有《论衡》、《博物志》、《梦溪笔谈》、《武经总要》、《新仪象法要》以及《革象新书》等,书中有磁偏角概念、演示共振现象〔4〕等;此外,还有液体比重计和表面张力演示器的发明等都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物理术语遗产。关于中国近代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可追溯到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的当时,就组成了十余人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33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审定会议,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了物理学名词,1935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在《东方杂志》〔9,10〕上发表了《论公分公分公分》一文,把学术名词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1942年改组了审定委员会,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于1947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审定会议,为解放初期审定、出版物理学名词奠定了基础。关于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及演变,钱临照先生最近也有专文〔7〕论述。另外,还值得提及的是：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逝世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彭桓武、黄祖洽、周光召、何祚庥发表了《一代师表》〔8〕,论及了我国的物理学名词演变及王竹溪教授在物理学名词审定中的卓越贡献。〔1〕。关于汉语“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我国学者袁翰青〔2〕、潘吉星撰专文〔3〕探讨,笔者1985年在《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4〕中,也曾做过概述。一般说来,最早是从阿拉伯文的音译“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的《苏氏舍密》,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8年出版的《舍密开宗》〔5〕了。据考证：英国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一书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而未得流传,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才正式使用,据专家考证〔6,7〕：后来才传入日本,当时日本曾派柳原前光等三人专程来上海,选购了一批论著,带回仿效,其中就有上述著作在内。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似可判定直到日本在宇田川榕庵翻译《舍密开宗》为止,仍在使用“舍密”一词,国内曾误认化学一词是由日本传入的,似可予以纠正。同时,从坂口正男的论述中,还反映了当时关于化学命名的概况和原则。在中国相继翻译出版大量西方近代化学著作〔23〕,诸如1868年的《化学入门》,1870年的《化学初阶》,1871年由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我国学者徐寿〔10〕(1818－1884)合译的《化学鉴原》,1875年的《化学鉴原》续编,1879年的《化学鉴原》补编,《化学指南》(1873),《化学源流论》,以及《化学分原》(1872),《化学阐原》(1882)等〔22〕,系统的化学书目,可见《西学书目表》〔8〕,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11〕,《十九世纪中文化学书籍补考》〔12〕,徐维则辑、顾燮光补的《东西学书录》〔9〕,谭勤余的《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13〕等,潘吉星专文〔14〕说明上述《东西学书录收录了1629》1902年间的化学著述,《译书经眼录》则收录了1902－1904年间的作品,而《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则补录了1904－1910年的化学著作,连结起来,化学书目收录了1629－1910年间化学文献,这是化学界的宝贵遗产,从这些系统书目中,比较清晰而系统地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著述中,关于我国化学术语的演变与命名、译名的概貌。更应值得介绍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教授1984年在《中国科技史料》上发表了《明清(1640－1910)化学译作书目考》〔14〕较系统地介绍了重要化学译著的内容,以及原著和作者的情况,是研究化学史的重要〔15〕中还作了分类：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15〕。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有六齐之说,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合金工艺总结。其内容是：“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铜占七分之六)谓之鼎;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六分之五,锡占六分之一)谓之斧斤;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五分之四,锡占五分之一)谓之戟;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四分之三,锡占四分之一)谓之大刃;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铜占5/7,锡占2/7)谓之削杀矢。金锡半(铜锡各半)谓之鉴燧”〔1〕。从上述可见,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5－20%左右最为坚韧,过此逐渐变脆。青铜中锡的成分占30%左右时硬度较高,削杀矢均为兵器,即需锋利又要坚韧,这一化学冶金知识是令人赞叹的。从1955年郑州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诸如司毋戊鼎,经测其化学比例是：铜84.77%,锡占11.64%,铅占2.79%,足以证明商代人已知根据器具的不同用处,选择铜、锡、铅、合金的不同工艺和比例。这段引文中,自然也反映了表达不同概念的术语。此外,还有《梦溪笔谈》〔16,17〕、《本草纲目》〔18,19〕、《天工开物》〔20,21〕等古籍中,都有大量化学知识内容和自成体系的汉语术语。〔1〕。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又有颇大的发展,像《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说文解字》中,都有一批反映植物概念的术语和植物种类的出现,像《尔雅》〔2〕一书中就记述动植物1000余种,其中仅《释草》、《释木》中就有近400种植物名称。书中不仅记述了植物性状,还有各植物形态专词分类。西汉《汜胜之书》〔3〕,被誉为世界上最古的农学专著,书中就有了麦、稻、稗、黍、豆、桑、麻等的分类及其术语,东汉时期(25－220)我国植物知识的发展进入了本草时期,仅《神农本草经》〔3〕就记述药用植物200余种。梁代陶弘景(456－536)的《本草经集注》〔3〕,《唐本草》、《证类本草》等〔4〕。北魏贾勰的《齐民要术》〔5〕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全书十卷,九十二篇,记述的植物有各类农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等)以及染料作物等〔6〕。唐宋时期,除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类更为繁多外,还有一批专志谱类的著作出现,像陆羽的《茶经》,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1031),蔡襄的《荔枝谱》(1059),刘攽的《芍药谱》(1073),刘蒙的《菊谱》(1104),范大成的《范村梅谱》,赵时庾的《金漳兰谱》(1233),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1082),是我国最早的观赏植物专著,陈景沂的《全芳备祖》(1253)算是我国最早的古典式植物志。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7〕(1590),不仅总结了我国历代“本草”的精华,也是我国植物学的珍贵遗产,全书52卷,近200万字,描述植物达千种,是国内外公认的古典植物学本草名著,相继译成日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版本,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8〕(1628年)共六十卷十二目,与植物相关的有：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蚕桑广(木棉、苎麻),种植(经济作物),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等,乃集我国古代农学之大成,在我国农业发展上有着重要贡献。书中比较精密地记述了作物的形态,按其形态命名一批植物名称,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像1621年问世的王象晋的《群芳谱》,1708年汪灏等撰写的《广群芳谱》,都在植物名称、术语的命名上,反映汉语表形、会意的特点;更值得提及的是,在陈扶摇的《花镜》一书中,在总结我国古代观赏植物过程中,对一些植物名称的命名,做过一些新的尝试。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3,9〕,可算是十九世纪我国一部重要植物学专著。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植物838种;另一部分是《植物名实图考》,38卷,收录植物1714种,分为谷类、蔬菜、果、木、山、石、水、芳草等12种,并绘附精图,从概念精确程度上,显示了我国近代植物学的交溶孕育阶段。西方描述植物知识的著述晚于我国,据考证,西方最早的植物著述是公元前四世纪出版的希腊学者狄奥弗拉斯塔(Theophrastus,BC.370－BC,287)的植物史(Histori－aplantarum)和植物本原(Decausisplantaram)。相继出现卡托(Cato,BC234－149 BC),瓦罗(Varro,Iib BC－27BC),韦吉尔(Vergil,70BC－19BC)等著述,记载了西方农业、园艺、以及本草植物概念和植物种属名称及其分类。狄奥斯科雷德(Dioscorides)的《本草》(Materia Medica)当时享有较高的声誉〔1〕。意大利学者达·芬奇(L.daVinci,1452－1519)对植物学和解剖学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意大利植物学家沙尔毕诺(Caesalpino)于1583年出版的《植物》(De plantis)一书中,植物学才从“本草”中独立出来。1665年英国学者胡克(R.Hooke,1635-1703)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胞,给西方植物学的发展,增强了力量。1858年达尔文〔10,11〕(1809－1882)在林奈学会宣读了《物种起源》报告,植物分类系统才逐步走向自然亲缘关系的认识。相继有德·坎多列(DeCandolle,1824－1874)文学的《植物界自然系统序论》,英国的林德莱(J.Lindley,1799－1865)的《植物学纲要》等都是西方近代植物学发展的不朽著作,为近代植物学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在这些论著中还分别拟订了一套完整的近代植物学名称和反映植物学概念的术语系统,为当代植物学的发展,创立了必要的条件。西方的植物学论著,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也有过积极作用,像林德莱的《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就是其中之一。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涌入,明清以来,我国学者着手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著述,像我国学者李善兰(1811－1882)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编译了《植物学*》〔12〕,1858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可称之是我国最早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在该书中,李善兰参照中国古代植物学传统知识积累,和古代植物名词特点,第一个将英文“botany”一词,创译了中文“植物学”,在书中将stamen译作须(即雄蕊),将pistil,译作芯(即雌蕊),书中还创译了细胞、萼、瓣、心皮、子房、胚、胎座等;在分类单位上把family译作“科”,菊科(Composite),蔷薇科(Posaceae),豆科(Leguminosal),伞形科,石榴科等。1867年《植物学》一书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植物学一词,便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界通常将“Botanica”译作“植学”,像1835年出版宇田川榕庵的《植学启原》,1874年出版的《植学译筌》,1875年出版的小野职慤的《植学浅解》即可明了。在李善兰之前“Botanica”也常译作“浡太尼加”,1922年宇田川榕庵将拉丁文“Botanica”译作菩多尼诃经〔22〕。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中刊载大量植物学译著,像1876年的《论植物学》等文,不但普及了近代植物学知识,也广泛地推广了植物学术语。我国学者专事近代植物学研究〔17〕,原则上来说,还是从植物学分类开端〔13〕,从1910年开始钟观光在湖南高师和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采集15万号标本,终身从事近代植物分类方法,考证我国古籍中植物名称、术语工作。1915年钱崇澍译有《生命论》、《天演论》,1915－1916年胡先骕发表了《说文植物古名今证》,1918年孔庆莱、黄以仁、杜亚泉等13人编撰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为我国近代植物学名词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16〕。更应提及的是20年代中,我国早期植物学家们从实地调查、采集标本入手,相继编撰成地区植物名录,影响较大的有：张珽的《武昌植物名录》(1918年),韩旅尘的《广东植物名录》(1918年),钱崇澍〔14〕等的《江苏植物名录》,辛树帜等的《湖南植物名录》(1919年),胡先骕《江西和浙江植物名录》(1921年),刘振业的《河南植物名录(1921年),钟心煊的《中国木本植物名录》等。根据《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所载,截至1949年解放前,共发表植物学文献达8000篇之多,足见我国植物资源丰富,植物知识悠久〔15〕,因而留给我们的植物名词财富也比较雄厚〔17－21〕,解放后编撰的巨著《中国植物志》相继出版,显示着中国植物学的基础雄厚、繁盛,其中包括反映新发现植物的生态、形态特征的新概念和新术语,无疑将对近代植物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1〕一书中曾指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这可能是最早认识“土”的记载,其含意就是说“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撰的《说文解字》〔2〕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3〕”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意和形象。关于“壤”字,至少可以介绍三种解释：(1)《周礼》：“以人所耕而树艺焉曰壤”;“壤,和缓之貌”。(2)《说文解字》：“壤,柔土也,无块曰壤”。(3)禹贡(马融注)〔4〕：“壤,天性和美也”。上述概念定义中都表明,“壤”是由土熟化而成,也就是经过人耕而树艺,使其具有肥力的土。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4〕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地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4〕。从中国古代历史来讨论中国土壤概念的发展,及其一套完整术语概念,那就更为丰富多采。三皇五帝时代有神农作耜,教民耕种;黄帝划疆分野,规划土地;尧舜时代以食为政,“耕田而食”;夏禹时代,平治水土,进行土壤分类;商代提倡改良土壤,“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周朝有五土之辨,实行“土化”之法,制定“土训”,创立“田制”,像《周礼》一书总结了周代以前我国古代土壤概念,为我国古代土壤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记载我国土壤理论概念的古籍千百种,其中值得介绍的有下列几种：1.春秋时代管仲(公元前770－476)：《管子·地员篇》提出：“凡草土之道,各有各造,……,凡彼草土,……,各有所归”。〔4〕2.战国时代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的《天论》强调：“疆本(重农)而节用”,并指出：“楛耕伤稼,楛耕失岁,田秽稼恶”〔4〕。提倡精耕细作。3.西汉汜胜之的《汜胜之书》〔5〕记述了汉代实行“和土”(改良土壤),务粪泽(土壤肥水),早锄等政策,创立了“代田”耕作制度。4.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6〕是我国比较完善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着重土壤改良。5.唐代陆龟蒙撰的《来耜经》〔5〕和韩编撰的《四时纂要》〔5〕,虽不是专事土壤之书,但内容涉及许多土壤性质的了解,反映当时人们对土壤的认识。6.南宋农学家陈敷的《陈敷农书》〔4,5〕是我国最早水稻栽培技术的专著。书中有专篇讨论土壤利用的原则和方法,强调：“土壤是脉,其类不一,肥沃硗簿,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王安石在变法时也提倡用土、改土、养土等方法并提出“地力常新壮”的理论。7.元代王祯编的《王祯农书》〔5〕中《农桑通诀》是农业总论,贯穿农本观念,包括许多土壤概念;《农器图谱》中记述了耕地、整地、播种、灌溉、施肥的技术和方法等。8.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9〕中,强调：“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而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7〕中分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等12目,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成就,记载了我国人民发展农业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特别强调：“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变,此行必无之理,若果尽力树艺,无不宜者,‘人定胜天’,何况地乎？”9.清代官方编撰的《授时通考》〔5〕是乾隆时,1737－1742年间完成的近古代大型农书,在土宜中,又分为辨方、物土、田制、水利等,反映了当时对土壤的认识和土壤改良的措施和方法,涌现了一批接近近代的土壤概念和术语。土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十八世纪末叶,近代土壤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更晚,十九世纪末,约在光绪(1845－1850)年间,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农学理论,像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8〕的《农务土质论》,《农学初级》,《农学津梁》,《农务化学问答》,《农务化学简法》以及《农学要书简明录》等,都记述有土壤学概念和术语译名。1906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设有农科,开始了近代土壤学的教学工作,三十年代,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设立了土壤学研究室,比较集中地开始了土壤调查与土壤学研究工作,我国土壤学先躯者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地推动着近代土壤学研究与发展。(待续)第13页*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举行业务学习报告会而提供的素材(1847年)共8卷35,000字,插图300余幅。-------------------第21页*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相似文献
15.
鉴于目前我国术语规范工作做得多而术语学理论研究薄弱的现状,提出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七点建议：即成立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学研究会;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争取早日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完善支撑条件;扩大文科比例;联络国际和协调国内有关组织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有关条款;目前研究重点应是中国术语学的方法论,并以中医术语为例说明其重要性。我国的术语(即专业名词)规范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诸子就有关于名实的论述,如儒家的“名不正则言不顺”,道家的“无名无为而治”,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正形名”等。而我国设立专门机构来规范术语,是20世纪初的事。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大学部下设“科学名词编订馆”,负责科学术语翻译规范工作。1932年,民国政府在教育部下设国立编译馆,迄今台湾仍延续此体制。建国后,1950年政务院下设“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文革”中断。1985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改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迄今已成立了专科委员会60个,审定并公布了名词63种,基本建成我国科技名词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术语规范工作经验。由此可见,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术语规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绩非常显著。但相比之下,我国在术语学理论研究方面显得非常薄弱。这与我国有着丰厚术语资源的实际极不相称,也不能适应当前开展的名词审定,也将不能满足未来的术语规范。随着国力的强盛,我国由科技大国成为科技强国,对我国的术语学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而汉语作为联合国使用的语言之一,汉语术语学的建立,创建有汉语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成为继德国—奥地利学派(德语)、俄罗斯学派(俄语)、加拿大—魁北克学派(法语)、捷克—斯洛伐克学派(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之后中国学派(汉语),也是中国术语工作的历史使命。因此,目前提出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是非常必要的。按照学科建设的要求,审视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供学界讨论。1.成立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学研究会全国科技名词委已经成立的二级名词审定委员会是按理、工、农、医、技术科学与交叉学科的不同纵向来设置的,主要任务和功能是审定名词,较少涉及术语学的理论,所以在目前全国科技名词委的组织构架里,为了加强术语学建设,有必要设立横向的二级组织——术语学研究会。术语学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学科发展计划,加强分工合作,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不同学科的术语学专家可以通过这一全国性学术平台,一起研究中国术语学的共性问题,一起探讨其理论、原则、方法等重大的关键性课题,从众多个性经验中归纳总结出一般性的原理。通过召开定期或不定期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促进术语学科的进步。2.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一个学科必须有一支稳定的学术队伍,其队伍的稳定性主要由专门的研究机构来保证。因此,应该倡导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设立术语学研究所或研究室,如全国科技名词委与黑龙江大学拟成立的术语学研究所,就是一个良好开端。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在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初步设想在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设立中医术语研究室,期待这一构想能通过学科论证。要有目的地引导、鼓励综合性大学、研究院所语言专业、科技史与文献专业机构中率先设立术语研究机构。3.争取早日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术语学是研究专业概念及其名称的一门学科。从语种分类,有单语术语学、多语术语学。从实用性分类,有理论术语学、应用术语学。当然,还会有不同的其他分类。一般来说,一个学科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与特征、发展目标,以及一支学科队伍。发展目标是该学科核心理论、前沿领域、尖端技术长期稳定的发展趁势,而且每个学科应有3个以上稳定的研究方向,每一研究方向应有数个系列研究课题来支撑。很显然,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在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并没有“术语学”。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学科代码,就像一个人没有自己的身份证。国家的科研计划、教育计划,往往依据《学科分类与代码》,给各个学科科研立项和教育招生开立户头,给予人、财、物方面的支持,所以其重要性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学科发展很快,《学科分类与代码》已经不能反映学科的实际情况,几年前制订者就想顺应实际需要进行修订。因此,学界要与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争取在修订《学科分类与代码》时,将术语学列入。术语学由一门应用语言学,演进为一门语言学与专业学科的边缘科学,并发展为一门横跨语言学、逻辑学、本体科学、信息学和专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文、理交叉,应属于一级学科,排在自然科学之后,社会科学之前。虽然,术语学还没有自己单立的户头,但有关的工作并不能等待,而是要抓紧。只有工作做好了,就为将来的列入增加了法码,所谓有为才有位嘛。呼吁列入与抓紧工作,两者并行不悖,可以互动进行。要积极组织向有关部门申请科研课题,获得一定的经费,结合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开展术语学研究,多出成果,并促进成果转化。提倡学界多发表研究论文、多撰写学术著作,扭转目前术语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论文少、专著少的局面。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一个学科要持续良好地发展,必须要有一支梯队合理的专业队伍,有学科带头人、后备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后备骨干、专业人才。就现阶段而言,由于术语学的多学科性质,一般本科生难以胜任其研究、教育工作。因此,术语学人才,要抓研究生培养,要有计划地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根据研究生不同的知识背景,结合术语学的需要,做好选题,如术语概念演变史、从术语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等。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本科生教育中开设《术语学概论》课程,普及有关常识,给一些初步的熏陶,培养一些爱好者,为招收术语学研究生打下生源基础。4.完善支撑条件如果要建设好一个学科,那么相应的支撑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术语学来说,有关支撑条件建设,包括本学科资料库、本学科的术语规范、供学术交流的杂志、网站等。一般都由实体性机构来承担,来建设。目前术语学科杂志有全国科技名词委主办的《科技术语研究》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主办的《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两种,也建有网站。以后陆续组建的专门术语研究机构,都有责任并且要有计划地完善有关学科发展的支撑条件,为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5.扩大文科比例术语学有多学科的性质,需要文理学科的交叉融合,而目前全国科技名词委下属的二级名词审定委员会中,绝大多数属于理工农医学科,文科只有语言学一种,呈现“一头沉”的现象。显然对于术语学学科建设是不利的,因此,建议继续扩大文科的比例,成立哲学、历史、社会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使其学科组织构架趋于合理。6.联络、协调、修订全国科技名词委以及以后成立的术语学研究会要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37技术委员会(简称TC37)及其有关机构的联系。ISO-TC37是国际专门的术语标准化组织,秘书处设在奥地利维也纳,下属的一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第三工作组秘书处设在加拿大魁北克,第四工作组秘书处设在德国柏林。与它们的联络,有助于及时交流信息,促进我国术语工作的进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有必要成立中国术语学会,将我国术语学研究工作者组织起来,搭建中国术语学交流平台,为创建术语学中国学派而努力。2001年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组织审定。”随着我国特有的学科术语规范工作的开展,如中医药学术语都是我国独有的,不存在译入,相反是译出的问题,可见这一条款显然已经不适合了,有必要进行修订。7.目前研究重点是中国术语学方法论如前所述,我国术语学学科发展目标是创建有汉语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成为世界第五大术语学派。这是根据我国汉语特点而提出来的。而这方面以往我国虽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但并没有更多的符合术语学理论的阐述。近一个世纪以来,多数术语尤其是科技术语来自国外,随着科技领先地位的转移,西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日文、俄文、英文术语先后传入,我国的科技术语工作主要是如何将外文术语准确地译成汉文术语,积累了丰富的术语规范经验,但对其归纳、总结,进行理论提升,都做得很不够。同时,我国学界对国外四大术语学派的概貌作了介绍,只是点滴的,并不系统、全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系统全面介绍国外的学术与经验,对我国的术语学工作肯定有借鉴意义。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德文、俄文、法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与汉文不同,拼音文字与方块文字不同,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不同,因此外国的东西仅仅是借鉴,而决不能机械地照搬。创建符合汉语特点的中国术语学,不仅是理论问题,而是解决我国当前术语规范工作实际问题的迫切需要。理论再好,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探索研究汉语术语的方法论是目前研究的重点。自1985年以来,全国科技名词委制订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一直是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所遵循的,尽管理论略显简约而方法却具操作性。不过,由于中医术语不同以往大多数学科术语译自国外,自有其特点,而这些特点所带来的问题就对原有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提出了质疑。中医术语特点约有：①历史性：不仅有字、词、词组构成的术语,而且有短句形式的术语,如肺主气,木克土等,术语以概念为基础被认为是术语学的基本原理,显然这类短句形式的术语自有其所指的概念。②人文性：如三子养亲汤,用苏子、莱菔子、白芥子治疗老年性气喘病,有自然科学的含量,同时此方还隐喻诸孝子侍亲奉老之儒家伦理观,这就有了人文的含量。因此,不能简单地按植物的自然属性,将“三子”规范成为“三籽”,否则将丢掉它的人文属性。③定性描述：如实喘、虚喘,岂能用定量来描述？④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名词来表述：如五行的木、火、土、金、水,如何来定义？⑤中医有的概念表达不完全符合形式逻辑,因而适合于大多数科技名词作内涵性定义的“种加属差”方法,在此就不适用了。譬如,证是中医特有的概念,不同于病、症,以气血两虚证为例,既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在实际病例描述时,又常常与病名相组合,如滑胎气血两虚证、子眩气血两虚证、产后腹痛气血两虚证,它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多维的,可能辩证逻辑的方法才比较适用。“简明性”是科学名词审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在完成科技部项目《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之后,又得到科技部的支持,目前正开展《中医内妇儿科名词术语规范与审定》工作。众所周知,天文学中木星、土星等的多个卫星,其命名采用组合法,但它不用全称“木星1号卫星”、“土星1号卫星”,而是加以缩略,称“木卫1”、“土卫1”,符合术语的简明性。但我们在中医术语规范过程中,面临了一个问题：组合后的术语字数多,不简明。如上所述,滑胎、子眩、产后腹痛等病均有气血两虚证,采用组合法定名,便有滑胎气血两虚证、子眩气血两虚证、产后腹痛气血两虚证,显然组合后的术语变长了。又如关格(病)有“脾肾亏虚,湿热内蕴”、“脾肾阳虚,寒湿内蕴”、“肾气衰微,邪陷心包”等证,组合后就成了“关格脾肾亏虚湿热内蕴证”、“关格脾肾阳虚寒湿内蕴证”、“关格肾气衰微邪陷心包证”等,这么长的术语,显然使用会不方便,会影响学术交流。因此,必须进一步缩略,使之简明,方便交流。那么汉语术语缩略的原则是什么？方法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术语学界提供有关方法论研究成果,以解决当前汉语术语尤其有中国特点的中医术语过长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出我国术语界目前研究重点应放在中国术语学方法论上的原因。中医术语所具有的古今演变、中西差异、文理交融的特点,为我国术语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我们期待着有志于创建术语中国学派的人士加入到中医术语研究中来。* 朱建平研究员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王永炎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相似文献
16.
前言水产科学(Fishery Science)是一门综合性应用科学,包括资源、捕捞、养殖、加工、海洋、气象、渔机、仪器、渔船以及渔业环境等方面,涉及范围广。因此,水产科学的名词术语非常丰富。随着现代水产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许多新的边缘学科名词术语逐步渗透到水产科学中来,使水产科学技术名词术语越来越丰富。在借鉴国外先进的水产科学技术,发展我国的渔业术语学(Fishery Terminology),逐步形成和建立渔业术语标准化的基础上,推动我国水产科学的发展。本文着重对水产科学术语的编辑方法、科技名词译名和定名的原则作一些探讨。一、水产科技名词术语的特点水产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专业性强,概念繁多,统一名词术语,实现水产科学技术术语的规范化,是发展水产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工作。在渔业科学发展演变历史过程中,大量外来语组成的新的名词术语渗透到水产学科中来,这给翻译水产科技术语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英语水产科技术语中,应用了大量复合词汇,占科技术语的95%。由于不同的搭配组合,其含义完全不同。复合词组构成通常有以下几种类型：1.形容词＋名词artificial culture 人工培养,人工养殖artificial fertilization 人工授精,人工施肥artificial hybridization 人工杂交artificial propagation 人工繁殖experimental biology 实验生物学2.形容词＋动名词artificial hatching 人工孵化artificial ripening 人工催熟artificial feeding 人工投饵artificial seeding 人工采苗artificial drying 人工干燥artificial smoking 人工熏制3.名词＋动名词fish farming 鱼类养殖fish finding 探鱼fish tagging 鱼类标志放流fish utilizing 鱼类利用fish processing 鱼类加工fish searching 鱼群侦察4.名词＋名词stock assessment 资源评估fishery regulation 渔业法规fish microbiology 鱼类微生物学fish yield 鱼产量gilllamella 鳃小瓣5.动名词＋名词fishing method 渔法fishing season 渔汛fishing vessel 渔船fishing port 渔港fishing index 渔捞指数fishing lamp 集鱼灯6.合成词两个或多个词的全部或部分构成合成词。mariculture(=marine culture) 海水养殖bioenergetics(=biological energetics) 生物能量学ecosystem(=ecological system) 生态系统automonitor(=automatic monitor) 自动监测器aquafarm(=aquatic farm) 海中牧场biodynamics(=biological dynamics) 生物动力学bioengineering(=biological engineering) 生物工程学bioelectronics(=biological electronics) 生物电子学7.利用特定词头、词尾构成新词：词头构成许多新词。multispecies 多品种microsporocarp 小孢子果microspectrometer 显微分光计polygene 多基因postlarva 后期仔鱼prelarva 前期仔鱼proactinomycin 原放线菌素词尾－sis构成许多新词。ichthyophthiriasis 小瓜虫病ichthyophonosis 鱼醉病gyrodactyliasis 三代虫病stigmatosis 打印病costiasis 口丝虫病cytolysis 胞溶immunodiagnosis 免疫诊断erythrolysis 红细胞溶解从以上不难看出,词头、词尾组成的科技术语均有固定的搭配规律。由于不同词头、词尾的搭配,大大地丰富了水产科技术语。特别是翻译时要仔细分析研究这类术语的使用领域,才不致于造成误译。二、译名准则科学技术术语的翻译准则是什么？至今尚未建立统一的标准。清末翻译家严复先生提出过“信、达、雅”的标准,严复对“信、达、雅”的解释虽有缺陷,但他提出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文献翻译的客观规律,而且简明扼要,易被我国广大科技翻译工作者所接受。笔者认为,除了采纳严复的翻译原则外,还应遵循“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准则。所谓“科学性”是指译名准确无误地表达原词含义。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表达原词(术语)的真正含义,而不是原词的字面含义。“实用性”则是要求译名、定名简明易懂,便于使用。译名或定名为达到“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目的,要求译名或定名者必须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科技术语学基础知识和较高的文字水平。因此,在译名、定名时,又须注意以下几个原则：1.弄清词义译名准确的前提是要透彻地了解每条术语的真实含义,绝对不能从字面上进行翻译、定名,同一个词汇,在不同专业、不同场合使用时可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比如：artificial fertization这个复合词汇在水产养殖专业文献中经常碰见,为“人工施肥”。倘若在人工繁殖文献中出现,它的含义指“人工授精”。在水产科技文献中涉及生物种类的地方名很多,有些论文报道一个养殖对象或开发利用对象,往往只反映某个对象的地方名,无拉丁学名。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轻易进行译名,更不能以地方名来进行定名,必须查找它相应的拉丁学名,然后按拉丁学名,根据描述的生物形态特征进行定名才是正确的。比如Bighead,从字面译意指“大头鱼”,实际上应译为鳙鱼。类似这些词目很多,因此在译名时,必须注意相应的学名。2.译名,定名应表义确切、简明实用、兼顾传统习惯专业性术语的专业性特别强,每一个专门科技术语,必须符合专业的特点。同一个词在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中,词义却完全不同。比如gear,在机械专业中,它的真正含义指齿轮,器具等;可是在水产捕捞专业中,它的真正含义指渔具。又如food,它在水产养殖专业文献中,应译为饲料,但由于习惯沿用饵料一词。因此,在译名、定名时,也要照顾到习惯用法,根据原文上下文含义,可以考虑饲料和饵料两词兼用。3.遵从副科服从主科的原则为了全国科技术语的统一,根据应用学科术语的定名应服从基础理论学科定名的原则,尽量使水产学科词汇与其它相接近的学科如生物科学术语相统一。并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科技术语为准。4.直译和意译灵活应用科学技术术语译名,应尽可能做到“对等翻译”。在译名、定名时,尽可能做到照顾原文的基本含义。所谓直译,笔者认为,在准确翻译词意的前提下,尽量采用直译,倘若实在不能反映原意时,应以意译为宜。比如在水产资源学中经常碰到这样一个复合词组fish school,但这样一个词组绝对不能直译,不能从字面上直译为“鱼学校”,这样译名,使人莫明其妙。因此,碰到这类专用名词术语,一定要懂专业,意译为“鱼群”,倘若不懂水产资源学这个专业,就不能确切的进行译名、定名。三、关于定名原则科技术语的译名和定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概念。译名是把汉语以外的文字构成的术语译成汉文术语供读者使用,而定名是对科技术语给予确切的名称。名称可以是来自外文译成的汉文,也可取自汉语原有的名称。二者尽管有区别,但是又有密切联系,特别是一些源于国外新技术的译名,就可以取其恰当译名作为定名,为国家科技术语规范化打下基础。倘若外文专门术语有多种表达,如Aquaculture,Culture,Farming等约有五六种同义术语,在译名中,不可避免地有多种译名,就应其中选择一个准确、科学、实用的译名作为定名名,便于国内科技名词术语标准化。四、关于海峡两岸水产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定名的建议近几年来,海峡两岸水产专家加强了往来,在接触中,发现名词术语有很多的差异,有必要进行统一定名的研究工作。这几年,笔者因受台湾《现代渔业》、(养鱼世界》杂志的邀请,开辟水产科技专用名词术语专栏,连续出版了十几期,估计刊登了2000多条名词术语。笔者认为绝大多数科技名词术语是可以统一的,少数名词、名称不统一,所占整个名词术语比例不是太高。特别是鱼名,一些养殖对象,定名不大一样,但拉丁学名是一样的。倘若对水产科学名词术语进行审定,可组成海峡两岸的水产专家,组织一个水产专业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共同来进行审定,否则他搞他的,我们搞我们的,这样搞出来的水产科技专用名词术语不统一,影响海峡两岸水产科学术语工作的交流。本人建议：第一步：组织海峡两岸水产专家把大陆、台湾的水产名词收集起来加以对照;第二步：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定名。 相似文献
17.
对城市物流概念及相关内容的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摘要 城市物流是指物品在城市内部的实体流动,城市与外部区域的货物集散以及城市废弃物清理的过程,并存在不同的模式、体系和存在形态,和其他形式的物流有一定区别;针对中国城市物流业发展现状,从物流的管理机构、基础设施、运营模式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提出我国城市物流业今后的研究方向。物流和城市物流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物流是指最大限度地优化从制造者到消费者之间的运输和运输流动信息的分配,并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和专业能力尽可能地减少商品库存、降低运输费用、加快交货时间并提高客户服务水平的系统。[1]而城市物流是指物品在城市内部的实体流动,城市与外部区域的货物集散以及城市废弃物清理的过程。城市物流系统在综合考虑多种运输方式、调整城市用地规划、调整城市路网规划的基础上,使物流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集成和优化配置,并通过考虑城市物流通对社会、环境、经济、金融和能源的影响,使城市物流活动达到整体最优的过程。[2,3]一、城市物流模式的类型城市作为物流活动的汇聚地,成为发展现代物流的切入点。但由于不同城市的功能、地位、经济水平、基础条件等在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其发展现代物流的途径也不同,因此存在着不同模式。(一)交通主导型模式主要有航港带动型模式和铁路带动型模式两种。航港城市发展现代物流可以依托城市的港口(或空港)等资源,通过港内物流要素的集成化、规模化、高效化,建立围绕港口(或空港)集输运系统、港口保税区及国际性分拨中心等物流枢纽中心,促进城市及其区域现代物流的发展。[4]铁路具有载运量大、运价低、受气候季节变化影响小等优点,对大宗、散装、低值、中长距离的物流运输服务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铁路枢纽城市一般处于两条或两条以上干线交汇地点,通过客货列车到发、中转、换装换乘等物流作业,保障物流畅通。[5](二)工业主导型模式工业作为城市兴起的原动力,通过汽车、化工、冶金、机械、电子、建材、医药等工业体系的形成,带动配套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城市交通运输、物资流动的发展。汪鸣、冯浩等指出：工业经济发达的城市可以通过规模化组织工业支柱产业、挖掘工业企业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的物流发展潜力,提高物流工业企业物流管理水平,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城市现代物流发展。[6](三)商业主导型模式城市商业具有购物、休闲、文化、旅游等多种功能,它通过百货商店、连锁超级市场、专卖店、便利店等不同商业业态,促进城市内外的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发挥城市辐射功能。方佳林认为：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商业活动高度集中,物流服务需求大幅度提高,城市可以通过商业物流的合理组织推动现代物流快速发展。[7]二、城市物流体系的组成城市作为现代物流的汇聚地,城市物流的发展可以带动周边地区、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繁荣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商品流通体系。作为城市现代物流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流园区、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一)城市物流园区——多家物流中心在空间上集中布局的场所物流园区是多个大型物流中心或多个配送中心的集聚地,它一般以仓储、运输、加工等用地为主,同时还包括一定的与之配套的信息、咨询、维修、综合服务等设施用地,其规模是由市场需求、城市发展水平所决定。[8]物流园区被普遍采用的主要原因：(1)有利于货运交通更有序;(2)减小物流对城市环境的种种不利影响;(3)促进城市用地结构调整;(4)提高物流经营的规模效益;(5)满足货物联运发展的需求。[9]物流园区建设在日本的历史稍长,而在西方国家也属于新事物,在我国深圳、北京等地都在规划建设物流园区,所以,物流园区建设是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二)城市物流中心——企业优化分销渠道、完善分销网络、进行业务重组的结果城市物流中心的主要功能包括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物流信息处理等。物流中心是企业优化分销渠道、完善分销网络、进行业务重组的结果,同时也是第三方物流理论得到应用的产物。城市物流中心的有效衔接作用主要表现在实现了公路、铁路等多种不同运输形式的有效衔接。[10]综合物流中心对提高物流水平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缩短了物流时间,提高了物流速度,减少了多次搬运、装卸、储存环节,提高了准时服务水平,减少了物流损失,降低了物流费用。(三)城市配送中心——商品集中出货、保管、包装、加工、分类、标付价格标签、装货、配送的场所或经营主体配送中心有自用型和社会化的两种主要类型。自用型配送中心由制造商、零售商经营,主要服务于自己的产品销售或自有商店的供货。社会化的配送中心,也称“第三方物流”,是由独立于生产者和零售商之外的其他经营者经营的。配送中心是物流流通网络中的结点,处于物流网络的不同位置或不同空间范围,就会产生不同的用地规模要求。按照空间服务范围的不同,配送中心一般有地方性配送中心和区域性配送中心两种,前者主要服务于一个城市,甚至城市局部地区的生产和消费物流;后者的服务范围较大,是跨城市的,或者覆盖一个较大的空间范围乃至一个国家。[11]综上所述,用“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来解决城市现代物流,组成多层次物流构成服务体系是城市现代物流系统建设的合理途径。三、城市物流存在的形态城市物流管理系统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了多种存在形态,并存在着不同的属性和特点,在物流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为此,国内许多学者对这些管理形态的产生、属性和特点分别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一)第三方物流(third party logistics,简称3PL)第三方物流是指生产经营企业为集中精力搞好主业,把原来属于自己处理的物流活动,以合同方式委托给专业物流服务企业,同时通过信息系统与物流服务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以达到对物流全程的管理和控制的一种物流运作与管理方式。[12]因此第三方物流又叫合同制物流。3PL公司是为外部客户管理、控制和提供物流服务作业的公司,并不在供应链中占有一席之地,仅是第三方,但通过提供一整套物流活动来服务于供应链。“第三方物流”显然是相对于“第一方物流”(卖方物流)、“第二方物流”(买方物流)而言的,是由独立于买方和卖方之外的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者在特定的时间内按照合同的要求向需求方提供的个性化系列物流服务。[13](二)第四方物流(forth party logistics,简称4PL)第四方物流是在解决企业物流的基础上,整合社会资源,解决物流信息充分共享、社会物流资源充分利用问题,同时也是在推进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发挥政府职能所能做的唯一切入点。[14]而且,我国在加入WTO后,要提高物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应对跨国物流公司的竞争,在短期内则难以通过改造落后的物流企业来实现,只有通过第四方物流才可能实现。第四方物流的发展必须在第三方物流行业高度发达和企业供应链业务外包极为流行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发展起来。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第四方物流才有发展的基础。(三)第五方物流(fifth party logistics,简称5PL)在第四方物流正被国内物流界广泛理解、接受的时候,第五方物流的概念又悄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第五方物流概念的提出,对于促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提高我国现代物流业的水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五方物流是指在物流实际运作中提供电子商贸技术去支持整个供应链,并且能够组合各接口的执行成员为企业的供应链协同服务,是物流界对业内未来发展趋势的评价,是专门为第一方、第二方、第三方和第四方提供物流信息平台、供应链物流系统优化、供应链集成、供应链资本运作等增值性服务的活动。[15]第五方物流企业是专门对物流信息资源进行管理的物流企业,并不实际承担具体的物流运作活动,它是一个系统的提供者、优化者、组合者。(四)逆向物流(reverse logistics,简称RL)美国学者对逆向物流的表述是计划、实施和控制原料、半成品、制成品的相关信息,高效和经济地实施从消费点到起点的流动过程,从而达到回收价值和适当处置的目的。而国内的研究主要针对广义的逆向物流,具体涉及到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产品的售后服务等方面,它包含回收逆向物流和退货逆向物流,[16]逆向物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逆向物流的分散性;逆向物流产生的地点、时间和数量的不确定性;处理费用高;政府的强制性等。因此,我们还可以说逆向物流是对从消费点到起源点的物料、再制品库存、成品和相关信息的流动进行设计、实施和控制的过程,以达到重新获取利润或恰当处理的目的。四、中国城市物流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前瞻中国的城市物流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整体还不发达,仍处于传统物流阶段,主要特征表现在：物流基础设施和装备发展初具规模,物流设施的现代化和物流技术的应用水平还不高;专业化、系统化、全程化的现代物流开始出现,传统物流仍占主体;城市物流产业正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热点,体制障碍仍然制约物流业的发展。针对我国城市物流发展现状,可以从物流的管理机构、基础设施、运营模式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1)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城市物流信息化进程。现代物流体系建立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先进的物流基础设施和技术。借鉴发达国家物流发展经验,我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城市物流基础设施方面的研究和投资力度,并加快物流信息化进程。首先,要引导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其次,要逐渐推进网上物流信息和商务平台的建设,改变有点无网、有网无流的状况,形成城市物流服务平台。(2)整合物流资源,完善城市物流企业的运营模式。包括探讨如何进行资源整合,即通过重组、兼并与联合向集约化与协同化发展;研究如何按照国际通用的供应链整合概念推行供应链整合战略;探讨如何健全和完善城市物流运营模式。(3)积极推进城市物流市场的对外开放,改善进出口货物的通关环境。为适应城市物流业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必须加大对物流业对外开放的步伐的研究工作。(4)建立统一协调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城市物流业发展。针对当前我国城市物流业存在的体制问题,以及物流业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强有力的行政指导的实际,我国有必要研究如何建立一个城市物流主管部门,统一领导、组织、协调相关部门的工作,做好总体的物流规划,制定规范的物流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等。(5)重视物流管理的教育和研究,加快城市物流专业人才的培养。 相似文献
18.
生态学是一门发展迅速并与自然和社会科学进行着广泛交叉而相互渗透着的自然科学,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了生态学本身的学科范畴。伴随着生态学的迅猛发展,除了其原有的术语外,又产生了大量的新术语。其原有的术语,也因为学科本身的发展而赋予了某些新的科学内涵。为了满足国内外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使用科学内涵明确、简明易懂、用词规范并统一的生态学名词,实属一项紧迫的基础工作。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一方面得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指导,并在业务及经费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全体审定委员和有关专家的鼎力支持,使我国第一部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的《生态学名词》(含释义)得以顺利完成。这对我国生态学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对生态学学科的发展和普及,以及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生态学名词编纂与审定工作的回顾我国生态学名词的编纂与审定工作起步较晚,在上世纪50年代曾由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委托北京大学生物系林昌善教授编写《动物生态学名词》(不含释义),并邀请沈嘉瑞、林昌善、武兆发、马世骏、曹骥、费鸿年、蔡邦华、刘崇乐等8位专家组成动物生态学名词审查小组,花了一年多时间完成审查工作并于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正式出版。进入上世纪80年代,王梅峒编纂了《汉英生态学词典》并由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上世纪90年代,安树青、林金安等20余名生态学专家编纂了《生态学词典》,并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此后,科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了王孟本编纂的《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2004年又出版了王孟本等编纂的《英汉生态学词典》。由于新的生态学词书大量涌现,对生态学名词进行审定和统一,就成为一项紧迫而繁重的任务。1999年,中国生态学会受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委托,于当年11月组成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全国9所高等院校和10所科研院所的41位生态学各分支学科著名专家组成(其中有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4人),45岁以下的年轻专家14人名,约占专家总数的三分之一。所以,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名副其实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根据生态学学科发展的具体情况,分成17个分支学科组,即生态学总论,生理生态学,行为生态学,进化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全球生态学,数学生态学,化学生态学,分子生态学,保护生态学,污染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包括农、林、牧、草原),水域生态学(包括淡水、海洋、湿地),生态工程、生态产业及城市生态学等。生态学名词审定工作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2年)为确定生态学选词原则和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选词工作。我们参考了国内外生态学词书、专著、教科书和杂志,从中选用的生态学名词共计14008条,于2002年编印了《生态学名词》(讨论稿)。第二阶段(2002～2003年)为对已选入的名词进行精选。筛选出拟进行释义的词条共计5800条,确定释义的注意事项和格式。第三阶段(2003～2004年)为专家初审阶段,每一分支学科领域,组织4～5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各分支学科完成的释义词条进行初步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由各分支学科组主要负责专家按初审专家的意见进行修订;然后再召开生态学名词定稿会,由17位分支学科组主要负责专家对初审后提交的4082条名词进行集体审定。第四阶段(2004～2005年)为终审阶段,由全国科技名词委组织专家,对《生态学名词》(释义稿)进行终审,并将专家意见提交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复审,最终由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会议终审定稿,经全国科技名词委审核批准后,予以出版公布。二、审定工作的几点体会(一)充分发挥全体专家的积极性生态学是一门迅速发展,并与自然和社会科学进行着广泛的交叉而又相互渗透着的一门自然科学。其特点是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众多,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可能是绝无仅有。一些老的分支学科如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可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而一些新的交叉科学如免疫生态学等还是近十年才发展起来。面对如此庞杂而又充满了勃勃生机的生态学,个人的知识就显得十分贫乏,而必须依赖生态学名词审定工作委员会各分支学科专家们集体的智慧和积极性,才能完成名词审定的任务。(二)通过《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简讯》交流信息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及直接参与审定的专家约有35位,他们分散在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由于经费所限,不可能经常召开全体审定专家会议。为了及时沟通信息,开展交流,我们创办了《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简讯》,共发行12期,及时报道了全国科技名词委对审定工作的具体要求,各分支学科名词审定工作进展等信息。为了介绍各分支学科专家对名词释义的不同理解和讨论,我们还开辟了“争鸣”专栏,刊登有关审定专家对一些有疑义名词的正确汉文译法和正确释义的文章。如：(1)metapopulation一词在国内对应的汉语译法就多达七种：麦塔种群(音译)、meta种群(英-汉组合)、异质种群(意译)、联种群(意译)、聚合种群(意译)、复合种群(意译)、集合种群(意译)等。经过大家深入讨论,确定统一采用：集合种群。(2)在我国,关于allelopathy意译的汉语译名就多达五种：相生相克、他感作用、生化他感作用、植物互感作用、互感作用等。上述译法都比较接近allelopathy的原义,但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能给出简明准确的科学释义。在最近出版的《昆虫学名词》(2000年,科学出版社)中将allelopathy译为“异种化感”并释义：“一种生物分泌到体外的化学物质对他种生物产生的影响。”化学生态分支学科专家对此提出疑义,认为这里强调“异种”和“他种”是不全面的。因为allelopathy的作用对象既包括与产生化学物质者不同种(异种)的生物,也包括同种的生物。植物产生的化学物质对同种其他个体和群体的生长发育产生不利影响(自毒作用)是相当普遍的。许多作物“重茬”就长不好,早已成为人们的常识。因此,化学生态学分支学科专家组初审时,大家同意将allelopathy译为“他感作用”,其释义为：“植物、微生物释放的化学物质对其他生物生长发育产生的影响。”上述释义中的“其他”,既包括“异种”,也包括“同种”;该释义中的“生物”,既包括植物、微生物,也包括昆虫等动物。这样的译名与释义可能更符合原义、更符合实际、更能表达allelopathy一词的科学内涵。(3)长期以来,在我国出版的学术著作、教科书和文献中,关于acclimation和acclimatization这两个术语有多种翻译,并且多数没有将这两个术语区别开,其对应的汉语译名五花八门,如“顺应”、“习服”、“适应”、“服习”、“风土驯化”、“服水土”、“驯化”等等。专家们为了搞清这两个术语的科学内涵及其区别,查阅了大量文献,根据其科学内涵,将acclimation译为“驯化、实验驯化或室内驯化”,将acclimatization译为“气候驯化、野外驯化、自然驯化或季节驯化”等,既符合术语所表达的科学含义,又将二者区分开来。他们的上述见解,得到了初审和终审专家的认可。此外,审定专家们还在《简讯》上,对“生态环境”一词进行了评论;对“gene flow”一词的正确译法展开了讨论;此外对适应(adaptation)一词科学内涵的正确理解和释义等发表了新见解,引起大家的关注。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上述事实表明,《简讯》在生态学名词审定过程中,对交流信息并开展学术探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坚持全国科技名词委提出的“三审”定稿的规定在各分支学科完成名词释义后,要坚持组织专家进行初审,一般要求组织4～5名本领域的专家对释义初稿进行逐条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各分支学科组组长应按照初审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如有不同意见,可保留至复审(即二审)时提出讨论,并申述保留的理由;复审又称二审,由17名各分支学科组组长和特邀的专家组成,对各分支学科经专家初审通过的初稿,进行集体定稿;集体定稿后的稿件呈交全国科技名词委,再由全国科技名词委聘请有关专家进行终审,全国科技名词委再将终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反馈给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相关的专家进行修改。这个程序虽然有点繁杂,但实践证明,“三审”定稿的规定,确实可以起到层层把关的作用,对保障名词审定的质量是必不可少。三、对生态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展望(一)通过生态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科学名词的统一、规范化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一门正处在发展阶段的学科,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交叉,相互渗透的时期还在继续,新的术语将会继续涌现,而一些被实践证明已难以表述客观生态规律的术语将被淘汰,这一进程还将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本次完成的生态学名词审定工作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从现在开始,就要组织一批专家对生态学名词的演变进行追踪观察,并定期进行增补和删除。在此,我建议可否初步确定生态学名词审定的修订工作(包括增补、删除和修改)每3～5年进行一次。(二)要加快海峡两岸生态学名词的汉语译名统一的工作,在目前可参照《海峡两岸昆虫学名词》的做法,先暂不要求进行统一,可以相互对照,以推进两岸生态学的交流与合作。 相似文献
19.
记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求学时候起,就不时读到语言学家停止造新汉字的呼吁。把这当作汉字规范化的大事。汉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以来,汉字开始成为技术标准化关注的对象。现行汉字编码标准基本采取与英文一样的“一字符一码位”方式,造新字就更显得和这种标准格格不入。“停止造新字”看来似乎已是必然趋势。不久前读到石磬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2期,下称石文)。石文以外行人易懂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化学新造字。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我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化学家,只是一个长期从事计算机专业教学的教师,参加过若干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现就汉字标准化与化学新造字有关问题发表一些议论。关于化学新造字据苏培成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1999年3期,下称苏文),从清末江南造船局到1964年,化学新造汉字已达647个。1998年1月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又给105～109号元素新造了五个汉字。苏先生正是面对这种无休止造新字的势态发出呼吁的。苏文虽短,但集中反映了语文界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是：“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汉字规范化要求四定,“四定首先是定量”。要实现现代汉字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强调“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大量使用复音词,便可避免造新字。还建议采用汉语拼音转写科技术语。苏文最后呼吁化学家克服习惯势力的阻挠和抵抗,从中国语文现代化大局出发,停止造新字。石文是我读到的第一篇鲜明地正面论述化学新造汉字必要性、合理性、必然性的文章。他用外行人易懂的具体例子说明：“由于化合物的组成复杂,不用新字会使表达它们的新复合词音节变得很长,很难为大家接受”。“造了新字才使以这些新字组合的复音词化学术语简单、科学、合理”。石文认为汉语新词的规律有复音化和多音词缩合化的两向性,只强调复音化是片面的。石文认为,新化合物种类繁多,层出不穷,对于不断出现的化合物母体,不得已造新字,是不可避免的。石文中上述论述十分自信,但其关于造新字“砆”作为fullerenes的汉字名时,则显得颇为犹豫和无奈。关于计算机外字汉字的计算机处理,首先要用二进制数码表示每个汉字。这就是汉字编码。中国现今应用最广的编码标准是GB2312,颁布于1980年,收录了6763个汉字字符(包括少量非字偏旁)。这6763个以外的汉字,对GB2312就叫集外字,简称外字。计算机字库芯片和有关汉字软件都按技术标准批量生产制作。这批量的规模是数万,数十万,数百万……对这批量生产的计算机,外字都是不能使用的,计算机不认识它们。现今汉字应用软件中,为解决外字问题,提供了补字造字软件。用这种软件造字时,由操作员决定给一个外字什么代码,并具体设计其字形。这种外字处理方式是操作者的个体行为。只有造字者使用的计算机才认识这个外字。在网络环境下,外字无法以代码方式在网上传输交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专用汉字系统(由专项经费支持开发的、带有大量自造外字的)无法上网的原因。这种外字处理方式,对单台计算机,对系统内的若干计算机,主要用于排版打字时,有一定使用价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新造的计算机外字和集内字仍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至少有：①新补造的字,无法受字形控制符控制。现行造字软件通常只能按一种字体设计字形。你造了个宋体字,在排版时,用控制符让它变成楷体或隶书,都是不行的。只有集内字才可以。②新补造的外字,输入法难于和集内字统一,常常只能用区位数码输入。③补造的外字无法与集内字统一排序处理。④最重要的还是这种文件无法以代码方法与其他计算机交换。可见,这种新造的外字仍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就有许多麻烦要你处理。为了解决GB2312所收汉字不够用的问题,国家后来又相续颁布过几个大字符集编码,收入汉字两万或更多,但外字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反而又增加了一个多编码并存并用,混乱不统一的问题。化学新造汉字,要考虑音义的合理、贴切,常不得不造出个计算机外字。这种外字尽管可以得到许多语言学家的同意,尽管可能获得有关部门领导的承认,但只要不被纳入国家技术标准并明令颁布实施,它就仍然是计算机外字。用现行造字软件新造了它,它也依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而汉字编码国家标准的修订又远非那么容易。外字难题的由来仅从具体技术上讲,是由于汉字沿用了或误用了适用于英文的编码方式(一字符一码位)和单纯的线性编辑操作。英文是封闭的小字符集,字符数量少而又明确确定。而汉字是开放性大字符集,字符数量庞大而又字无定数,且有不断的造字需求。按“一字符一码位”方式,只能先编码基本汉字,而后扩充,再扩充。这就自然产生了外字问题。人们手写时没有外字问题,是因为手写时可随时拼组出所需要的汉字。这样拼组则是非线性的叠加操作。英文已积累的大量文字软件中基本上都是线性操作。20多年来外字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有许多原因值得分析,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本文无法展开讨论。宏观地或简单地说,这是汉字计算机化处理发展初期,由于进展迅猛和缺少经验,不小心落入了英文之巢窟而难于自拔。回顾汉字问题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在农业时代,手工操作是文字处理的主要特征。这期间汉字技术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造纸和印刷术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在工业化时代,二三百年中,文字处理技术的主流是机械化。机械打字和以机械打字为收、发端的电报传讯是这个时代最典型最普及的文字工具。汉字在机械化面前,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姗姗来迟的汉字机械打字机和汉字四码电报,在与英文的比较中,突出显现了汉字的繁难、笨重、低效,难于普及。这深深刺痛了中国的志士仁人。这个时代又恰巧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境遇的时代。救国图强的中国文化人迁怒于汉字,把改革乃至抛弃汉字当作救国之策。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同年同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不久,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被提出来。而六七十年代英文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此时的汉字肩负着机械化和计算机化的双重重负,艰难、无望、甚是悲凉。直至80年代 ,仍有语言学家断言,计算机是汉字的最终掘墓人。但历史却出人意料,短短的十余年间汉字竟然神奇地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90年代初中国出版印刷业全面告别铅与火,大批作家、记者换笔潮,表明汉字计算机化初步成功。人们开始明白,文字的技术属性优劣,是个历史性概念。汉字的无法真正机械化和汉字能够自动化、智能化都是历史事实。但二三百年的“山穷水尽”和十余年间的“柳暗花明”,毕竟来得太突然。这神奇的发展初期,除少数成果是政府和有关机构计划支持者外,大量的应该说是有志者自主地,乃至即兴地创造。那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数百种汉字输入法之涌现,真可以看作是汉字复兴大业之开台锣鼓。汉字计算机外字问题是这迅猛发展中的一个具体失误,又由于技术标准的强制性、稳定性,问题的彻底解决就必然有些麻烦。新世纪,是彻底解决外字问题的时候了计算机网络正在中国迅速普及。网络环境下外字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外字无法上网传输。许多花巨资开发的汉字专用系统和相关文献资料成了信息高速路旁的堆积物。外字问题的彻底解决,还将带动其他难题的解决。上个世纪的最后20多年,具汉字功能的计算机实现了从无到有,实现了初步优选和普及。积20多年的技术和经验,是该实现全汉字完整完满解决的时候了。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这里简要通俗地描述一个可以彻底摆脱外字困扰的技术方案。它是真正适用汉字这种开放性大字符集的。它可以统一处理全部汉字。这里的处理,包括编码表示、字形表示、存储、输入、编辑操作及传输。这里的全部汉字包括已知的所有汉字,和那些可能造出而尚未造出的汉字。它同时应该实现繁简体字一体化处理。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繁简体汉字的不同使用,是政治对立隔绝的历史形成的。而计算机化过程中分别采用了不同编码标准则事实上加强了繁简分立,给汉字统一规范制造了新的障碍。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应实现繁简汉字一体化处理,为统一规范的汉字应用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该方案的具体技术要点如下。1.使用综合编码方案。被编码的汉字字符包括3类。a类为常用汉字(包括繁简体,约数千,占实用字次的95%以上)。b类,为除a类外的其他各种可能的构字部件(偏旁、部首、字根之类)。c类为结构类型控制符(三五十左右)。全部编码字符数千足矣。2.在上述第1条的基础上,在传统字处理线性操作基础上,增加拼组汉字功能。对a,b类汉字字符,直接用单一编码表示、调用。对其他汉字使用如下定义式描述：<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结构类型符>由单个c类字符充当。<汉字字符串>是a类和b类字符组成的串。计算机软件自动地依定义式拼组成单个汉字。下面举例说明。为便于排版,避免另造外字,下面的例子中暂且用黑体的“刂、二、川”表示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左中右结构。105～107号元素所选用的三个汉字、、可分别表示为字符串：刂金杜,刂金喜,刂金波。105和107号元素名还可以三分表示：川金木土,川金波。这种情况下,一篇文稿的计算机化文本将有两个：a.源文本,其中直接用<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描述未编码汉字。b.目标文本,其中不再出现定义式。定义式由计算机软件自动拼组化为单个汉字。人工手写的文稿,可以直接写成目标文本,也可以使用定义式。使用者个人随意。3.设计统一的输入法。键盘上对c类的结构类型符逐一分配码位。未编码的汉字即外字,输入码一律是结构类型符打头的键盘符号串。4.字形库分永久性字库和动态字库。永久性字库存已编码字符(包括a,b,c3类)的字形信息。动态字库存按定义式拼组生成的字形信息。为了保证拼组字形的高质量,前述b类字符中可能包括同一个部件有显著差异的不同变体。如部件“木”可有上木(森之上部),下木(梨之下部),左木(树之左部),右木(淋之右部)等。按此法安排,前述b类字符的数量将由数百增至二三千。计算机软件只依靠定义式,无需其他信息便可自动选用相应部件,拼组出符合印刷质量的字形(质量稍差,似亦无防大体。拼组字常只占甚小比例)。只要拼组用部件设计了不同字体(宋、黑、楷、隶等),就可以拼组出相应字体的拼组字。此时的外字字体便可按排版软件中字体控制符变化。拼组字库能显著缩小字库所需存储量。为了减少永久性字库消耗,有人把a类常用汉字字形也用拼组方式形成。本人见到过全拼组式的汉字系统,其印字质量和速度均可满足使用需求。5.仿照王竹溪先生在《部首大字典》首先提出和使用的汉字排序法,可以实现内外字的统一排序。王竹溪先生选取数十个部件称为汉字字母,每个汉字都按规则拆分为汉字字母串(该串即汉字之排序码)。再利用英文词典序相同方式给出汉字排序。外字的排序码由软件按定义式自动生成,和已编码字的排序码相似。6.此种系统中,利用源文本文件,使用拼组定义式的外字以及它和编码字符的任意组合,都可以作为检索单元作检索。7.源文本文件可以上网传输。目标文本可以在任意终端上自动拼组生成。上面描述的方案并非只是笔者的空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多人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实现过,推出过商品化产品。只是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功,或未能成为主流方式。与强制性的国家现行技术标准(尽管是陷入ASCII巢窟中的)的不一致是导致恶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据知,现今某些排版系统内部,如某日报编辑部与全国多个印刷点之间,便采用本文所描述的定义式方式实现异地外字代码的传输。客观地说,ASCII编码体制以及后来的有关汉字标准,并没有公然地、赤裸裸地否定排斥拼组式操作,甚至一直留有拼组活口。最早的ASCII编码国际标准便提到可以用拼组方式生成带附加符号的字母(如头上带双点的U)。现在看来,这活口是英文给它的同宗小兄弟(使用多种附加符号的欧洲拉丁字母系文字)留下的画饼充饥之画饼、望梅止渴之梅果罢了。后来的汉字有关标准所留拼组的活口,则是给汉字用户留下的画饼和望梅而已。但需知,我们忍耐饥渴,等待真正可食之饼,可食之梅的时候,正是有关利益集团大赢其利的黄金时光呀。再说可行性与困难数学公式、化学反应方程和结构式,乐谱(简谱、五线谱),服装设计图,动画都已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其中的非线性叠加拼组操作,无一不比汉字拼组来得复杂多样。各类程序语言和应用软件中,源文件和目标文件的使用已是普遍常规。因而可以相信,上述具拼组功能的全汉字完整处理方案不存在严重技术困难。有人担心,这种系统将给随意滥造汉字提供方便。我想,这不会比现行英文中拼写错更为严重。英文词的打字输入几乎没有限制。英文WORD软件的拼写检查,要在机内存储庞大字典和拼写规则库存。对查出的可能差错以下划绿红线方式提示操作者。前述拼组汉字系统,由于定义式都以结构类型符打头,庞大字典是不需要的,效率只能高,不会更低。有人担心拼写不唯一(如字的二分和三分)会造成检索失误。此类问题不难通过具体规则限制(只要规定最小拆分或最大拆分即可)。至于目标文件视觉长度和源文本不一致则纯属枝节,不足为虑。本人认为主要的困难不在于技术方面,而在于学术思想,管理体制,编码技术标准体制,有关机构、集团的经济利益之权衡和学术领导地位之思虑,等等。另一方面的因素是这种拼组式全汉字系统是否有强烈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也与广大汉字用户对有关问题的性质、缘由、严重性、解决可能性的认识或知识有关。笔者撰写本文就是想和术语学界、语文学界等有关各界作一沟通交流。如果饥渴尚可忍耐,或饥渴者不众,那便也只有等待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拼组式全汉字系统将为汉语文化圈统一规范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把现今被不同编码标准所强化、复杂化了的繁简对立变为繁简一体,混然一炉,使繁简体的使用成为可以由操作者个人选择的平常事。周有光先生在多种场合呼吁,迅速缩小由政治地域等历史原因造成的汉语文不统一(不统一表现为三种汉语文：普通活+简化字的大陆语文,普通话+繁体字的台湾语文,广东话+繁体字的港澳语文)。此项工作需要国家高层决策者的支持。但没有各有关方面专家的理解支持,也不会有国家高层决策者的理解和支持。期待名词委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发挥积极影响。涉及术语用字的几个具体建议①中国术语数据库已经颇具规模。希望有关专家撰文在本刊报告计算机外字实际使用情况(数量,处理方法等)。②石先生关于造“砆”字的思考中,反映了“停止造新字潮流”给命名用字带来的强大限制。希望专家们考虑,假设有了一个方便可用的拼组式汉字系统时,你想造那些字？这些新字对术语的简单科学合理性贡献如何？结语历史已经表明,汉字有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汉字有独特的品格和许多优点。汉字确实无法实现真正的机械化,在与英文机械化的较量中是惨痛的失败者。但计算机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为汉字提供了全新舞台。20多年的实践证明汉字对信息化、智能化新技术有极好的适应性。现存的汉字处理中的难题(外字的问题或不能完整表达问题,排序问题,输入法优选问题,字库庞大问题,多编码并存混乱问题,汉字计算机操作训练与汉字基础教育脱节甚至矛盾的问题,……)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其中许多问题,恰恰是盲目追随ASCII之误导才造成的。我相信,新世纪汉字的完整、完满的解决方案终将实现。 相似文献
20.
社会的进展推动了科学新事物的出现,由于交流的需要,就出现了科学新名词。一般新名词之能顺利推行,必因它们能确切反映科学新事物的主要特征和实质,易于令使用者望文生义、循名责实,所以名符其义应是科学订名的首要原则。有些新事物仅出现于科学界,其名词也仅在科学界中交流,然后随着科学普及程度的提高而逐步交流到一般社会中去。这些名词往往订名较为严谨,定义较为严格,但在推广过程中,由于应用范围改变,产生了名词的引伸或假借等现象,其涵义也会走样。例如“气候”借用为政治“气候”、“资源”引伸为气候“资源”等。有些事物在不同学科间都会遇到,但因订名之初有随机性,以致发生同事同物而异其称呼的现象。各学科因久用成习,互难迁就,一旦产生学科间交流,或有中间性或综合性学科出现,对“同事物、异称呼”现象就会时此时彼,使用何词漫无定则,混乱不堪。例如地理学界称呼“亚热带”,而气象学界却称呼它为“副热带”,其实是一回事。不少名词出于异国发现的新科学事物。我国要选译其相应汉文名时,尚找不到对应之词,且无法见到实际事物,仅根据语词不详的外文描述,难以肯定外名所代表之事物的性质和实质,只得随初译者粗浅理解而姑赋一名。由于译者的水平不同、理解有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于是出现了一物数名、似是而非的现象。例如把高空气象上使用的“scale height”,不恰当地译为“标高”,并错误地解释它为“均质大气高度”,已有半个多世纪了,①把“水汽压”混同为“绝对湿度”,在50年代的观测簿中,尚留有痕迹。又如为表达与土壤中液水含量有关的一整套水土混合比特征量,国际上许多学科(如土壤学、水利学、农业气象学、植物环境学等)由于最初定名的随意性,且缺乏整体考虑,不是用很笼统的名称(例如土壤湿度),就是用不能很确切表达各量特征的费解名称(如土壤含水量、土壤水分常数、凋萎或萎蔫系数、吸湿系数、田间持水量、全容水量等),命名混乱不成体系,各学科因循互用,已成问题。我国又按名词对名词的套译,以致对这一体系的名称同样混乱含浑,看不出各名词间的系统性。待使用一段时间后,人们对事物的涵义有更正确的理解,才能逐步理清头绪确定统一称呼体系。此问题我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7年2期《“词符其义”与“约定俗成”界线的探讨》一文中,已有具体的建议。还有一些科学新事物,由于实用性较强,出现后立刻或很快就普及到一般社会中去,其定名并未经过反复推敲,任意性较大。例如“Laser”一词,在台湾按音译,称为“镭射”,这种译法与“Radar”译为“雷达”相似,但“Laser”译为“镭射”是不可取的。因为“镭射”很易使人联想到“镭射气”,而且“镭”是放射性元素,其蜕变性气体“氢”即为“镭射气”,它也是有放射性的,可见“Laser”译为“镭射”,容易造成误解。最近社会上据此纷纷设立“镭射影视厅”更不足取。我们现在对“Laser”一词来用意译,名之日“激光”较为适宜,从而对上述影视厅称为“激光影视厅”,也名符其实。希望影视部门及商业登记部门对这类名词予以纠正。一般说来,大多数名词在社会科学水平逐步提高后,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也会有所改进,但社会对科学名词在应用中也有惯性。因为使用已久,积习难改,所以想对不合适的名词作些改进,并不容易。虽然改进的有不少,例如“德律风”和“麦克风”已改称“电话”和“扩音器”,“同温层”已改称“平流层”等,但还有不少名词,虽有更科学的名称可采用,却无法推广。例如将“大气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已为社会所习惯,目前非但无法扭转,使之正名为“大气保温效应”,更有甚者,由“温室效应”而孳生出“温室气体”的名称,而无法推广更科学的“大气保温气体”的名词。当前社会上对气候变暖及大气污染问题非常重视,无暇考虑名词改革,习惯使用的“温室效应”一词广泛而频繁地在口头及文字上出现,由于约定俗成,尚不致发生误解。诸如这种情况,说明老名词虽不很妥当,尚有一定生命力,不能要求短时间作名词改进,只能从科普工作上对新旧名词的利弊作些分析引导,惟有等待时日,始能水到渠成,出现改革成效。有时由于社会上某些变动,例如：社会流行的外语有语种的改变(如建国初由流行英语改为流行俄语,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语不流行,改革开放后,英语较为流行),或各学科的后继者对名词理解水平因故产生断层等,使原有的名符其义的好名词,虽已使用多年,其中某些却很快被搁置废弃而湮没无闻,反使早已过时的不确切的名词,重新广泛流行,再次成为社会术语,并受到“约定俗成”的维护。例如在建国之初,物理学界认为在光学中,“衍射”一词比“绕射”更能反映实质过程,而大力提倡用“衍射”一词,把“绕射”仅作过渡性名词使用。在流体静力学中,“压力”与“压强”有不同意义,采用“压强”一词有利于解释流体中力的各向传递,“压力”与“压强”的量纲也不一样,虽然英文中两者均称为“pressure”,但其中文译名应按上下文分别适当地译为“压力”或“压强”,以便更利于读者理解原义,也有利于物理教学。在电学中,“偏振”与“极化”虽均对应于英文的“polarization”一词,但在译为中文时,由于对物质言,不可能产生偏振,人们就会自觉地译为“极化”,对电磁波及声波言,不可能产生“极化”,人们就会自觉地译为“偏振”。但通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原来已运用多年的业经创造性改进的物理名词,又有废弃可能,似又有强调起用“绕射”、取消“压强”、并把“polarization”一律译为“极化”的迹象。这样的反复,对科学进展是不利的,其所以有这种反复,固然是由于社会对原名词理解产生了断层,但如果我们有一本科学名词历次定名和修订理由的书供后人查阅,则这种断层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最近气象名词审定委员会曾提出一些较难统一的名词,其所以较难统一,我认为与社会原因有关,今将这些名词,试提出一些供参考的看法：1.“副热带”与“亚热带” 这两个名词,均源于英文“subtropical zone(belt)”。长期以来,地理学科一般把它译为“亚热带”,气象学科一般将它译为“副热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中的“气候区划图”内,就列有“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等名称(其实这三个名词,即采用“亚”字系列名词,并不妥当,因为“南亚热带”与“北亚热带”原分别指南北半球的亚热带,中国在北半球,其所属三个亚热带只是在北半球的南北位置略有差异,故应分别称之为“北亚热北带”、“北亚热中带”、“北亚热南带”或省略第一个“北”字,分别称“亚热北带”、“亚热中带”、“亚热南带”等为妥)。说明地理系统习惯用“亚”字系列的名词。又如《英汉大气科学词汇》(气象出版社,1987)的词目中列有“副热带高压、副热带气候、副热带西风带”等名称,说明气象系统习惯用“副”字系列的名称,其实“副、亚”之争,在“极地”等词头也有。例如“副极地”与“亚极地”等,因为这些词的英文词头,也有“sub－”这一形式。面对这种情况,目前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这种现象是名词的混乱,应当统一。统一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舍“副”取“亚”,一种是舍“亚”取“副”。但这牵涉到地理学科和气象学科两方面的事,它们分别使用“亚”字系列及“副”字系列的名词都已有长期的历史,没有理由放弃本学科约定俗成名称而采用它学科的约定俗成的名称,除非它学科的名称有充分理由证明比本学科的名称为好。这就是统一名词论者认为长期解决不了统一“副、亚”的困难所在。因为迄今谁也还提不出究竟“副”比“亚”好,还是“亚”比“副”好。另一种看法是维持现在的情况。即既然“副”与“亚”之争无法解决,这种混乱的现象已维持了几十年,再让它维持一些时日也无所谓,而且所谓混乱仅是一些介乎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以外的学科。它们因要从主学科的规定,才在同一论文中时而用“副”字系列名词,时而用“亚”字系列名词。至于气象学科内部论文,都是仅用“副”字系列名词。而地理学科内部论文,则是仅用“亚”字系列名词。他们各自在名词使用上并不混乱。再一种意见是,地理学科用“亚”字系列名词和气象学科用“副”字系列名词,都是有理由的。我们应从它们的习惯使用中,归纳出“副、亚”使用原则,而决不应当做“副”吃掉“亚”或“亚”吃掉“副”的事。我们只要统一原则,既使“副、亚”仍并用,并不能算是混乱。地理学科重视的是地域的固定,气象学科重视的是天气系统或气压系统的变化。例如亚热带雨林、亚热带生态环境、亚热带植物、亚热带地方等,由于地域较为固定,所以应当用“亚”字系列名称,而副热带高压、副热带急流、副热带东风波、副热带锋面等等,这些天气或气压系统的名词,有的虽原生长在亚热带地域,却可以部分或全部移出该地域,有的则原来并不生长在亚热带地域,却部分或全部移入亚热带地域,因此亚热带地域不能束缚这些系统,它们也不固定于亚热带地域中,这就应当采用“副”字系列的名称。一旦这个原则确定了,并为地理学科及气象学科所共识,它们都采用这个原则,即使同一篇论文中“副、亚”并用,也不算混乱,而且按此原则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并没有一个吃掉一个的问题,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亚”与“副”的名词仍保留下来,仅作少量调整即可。这种不追求统一于“亚”或“副”,只追求统一于原则,与现在使用的名词变化不大,就易于为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双方所接受。我认为上述三种看法,都存在问题对于“追求统一于原则、不追求统一于“亚”或“副”的意见”中,存在的问题是：“副热带”或“亚热带”之区别,并不在于地域是否固定,因为它们都是气候或气象名词,其地域都是由气候或气象条件而定。气候或气象条件变了,地域也必随之而变。例如按柯本(Kppen)1884年的定义,以全年中有4－11个月的月均温大于20℃,1－8个月的月均温在10－20℃间作为亚热带的地域条件。在50年代,来中国参加自然区划工作的前苏联专家,主张我国华北、东北南部、新疆南部划归亚热带,以南岭为亚热带南界。竺可桢却认为冬月微寒,足使热带喜温作物不能生长,但无霜期在8个月以上,使农作物一年可有两次收获,其指标为：月均温大于10℃,积温4500－8000℃,最冷月气温为2－16℃,无霜期240－365天,北界接近北纬34°,亦即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直到东经104°;南界横贯台湾中部和雷州半岛北部,即在北纬22°30′－21°30′左右,并指出南疆不属于亚热带。这是亚热带地域由亚热带的气候定义不同而变的例子。不能因为称“亚热带”的是地理学科,就主观认为他们是为了重视地域固定而采用“亚”字系列名词。可见所谓“追求统一原则”其所提出的原则,本身就站不住脚。其次,即使这个原则成立,各学科都遵守,则在使用此原则时,人们将时时感到很多不自然。例如“副热带台风是热带进入亚热带的系统。它破坏了亚热带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但在副热带高压西边转向”。这一句话,交错地使用“副”与“亚”,看来非常别扭。对于主张“保持现有状况,不加改变”的看法,从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来看,是不妥的。因为“副”与“亚”的问题,不仅是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的事,不能只看到这两个学科对“亚”和“副”各取所需,目前相安无事,就满足了。问题在于有许多边缘学科或新兴学科,都要用到“subtropic”一词,他们如按名从主科的思想,必会产生“副”与“亚”在同一门学科中并用、造成混乱,并影响该学科的发展。例如《英汉环境科学词汇》(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1)、《英汉农业常用词汇》(商务1982)及《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它们对有些名词用“亚”字系列(如“亚热带雨林”、“亚热带土壤”、“亚热带生态环境”等),对另一些名词用“副”字系列(如“副热带气旋”、“副热带急流”等)。这种现象,任其自然,必将使混乱延续。对于在“副”与“亚”中统一于其中之一,这应是最理想的主意。这样做,并不是“亚吃掉副”或“副吃掉亚”一个吃掉一个,应是哪一个更科学地符合实际,就统一于哪一个。但是主张这个意见的,认为“副”和“亚”都同样合理,因而处于难以统一于其中之一的尴尬局面。这是由于对称呼“亚热带”和“副热带”的历史沿革,没有调查,对“副”与“亚”只看它们同义的一面,没有细细分析它们异义的一面所致。另外,对于当前“subtropic”一词译法的趋势缺乏了解也有关系。从名词的历史沿革来看,在公元前约500年,希腊巴曼尼得斯(Parmenides)曾建议“太阳气候分区法”,把世界气候分为“寒带(frigid)”;(即太阳永不升到地平线以上区)“温带(temperate)”(即气候温和区);“热带(torrid)”(即太阳长年中午在天顶附近区)三区。到了公元前284年到公元前192年,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第一次绘制出一张包括两个寒带、两个温带、一个热带的“地球气候带”图。各带的界线为极圈及回归线。那时他们已认为地是球形的,有赤道分隔南北半球,他们将回归线称为“tropic”,意思是太阳运行方向转变回来的地方(希腊文为“τροπικοs”),即在“冬、夏至日”的太阳位置,他们将极点称为“pole”(希腊文为“πολοs”),极圈即太阳绕极而转的圈。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从大气环流的角度,根据气流划分气候带。1858年茅雷(Maury)所绘“大气环流图”已画出南北回归线〔北回归线注以巨蟹宫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南回归线注以摩羯宫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摩羯为半羊半鱼形怪物,巨蟹和摩羯均属黄道十二宫〕、信风带及赤道静风带,惜理论根据尚不足。且所标极圈内气流方向有误。1856年费拉尔(Ferrel)改进了极圈内气流,接着在1889年他又在其《风之通络教程(A Popular Treatice on the Wind)》一书中,进一步立体地描绘出全球大气环流。图中已注有赤道无风多雨带、回归线无风干燥带和极地无风带,在构造此环流图时,已考虑了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Coriolis force)及热力作用。由于这张图中把回归线作为信风带与西风带的分界区,说明他尚未理解信风带与西风带的交界区与回归线的区别。风系的交界区是动力交界区,回归线是太阳运行回归的界线,两者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决不能混为一谈。虽然费拉尔图有缺点,但显然他的图比之前人有很大进步。因为只要进一步认识风系交界区与回归线两者的不同点,“副热带”这个概念就能很快脱颖而出。在这方面他至少已发觉这个回归带的少风而干燥的特性,此特性是回归带所不一定具有的,它属于信风带与西风带风系交界区的特性。把少风而干燥的特性与回归线强扭合在一起,既是费拉尔的认识的局限性,又是费拉尔对前人认识的初步推进。在他以后,人们对信风带与西风带分界区的研究,就频繁起来。人们发现该区约在纬度30度附近,位置随信风带与西风带的进退而有变化,不象回归线始终位于23°27·的纬度线上。而且西风带与信风带的分界区,每伴同高压带,还常有下沉空气相伴,干热少风是气流下沉的结果。因此人们就把信风带与西风带交界区的高压带称为“subtropic high”。可见这里的“sub－”,目的在于把费拉尔称为的回归线(tropic)区别开来。既否定这个高压带是“回归线”,又说明这个高压带接近回归线位置。我国气象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为表达这种既否定它是回归线,又指出它位于靠近回归线的地方,就把“sub－”译为“副”字。又因为在古希腊,将热带视为被南北回归线所包围的区域。例如前面举出的埃拉托斯特尼的《地球气候带图》,就是这样画的。所以后人常将“热带”用“tropic”表示。这虽不确切,但已成习惯。这样,我国气象学界就把“subtropic”一词,译为“副热带”了。再如在1934年,李宪之《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中已用“副热带气团”一词。1938年涂长望《中国之气团》中,既用了“副极地气团”,也用了“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气压带”等名词,并说明了在副热带高气压带中,下沉空气对“大气环流之维持,关系其钜”。此后么枕生《中国中部的静止锋及其在两湖盆地发展的波动》(1939),张宝堃《四川气候区域》(1941)、卢鋈《中国气候概论》(1944)、涂长望、黄仕松《中国夏季风之进退》(1944),高由禧《东亚自由大气之运行》(1948)等文,均采用“副”字系列,以表达“副热带系统”。费拉尔的环流图,在进入20世纪后,其意义更为世界气象学界所深刻认识。1951年帕尔曼(E.Palmen)叶笃正等人研究了地球大气的经向环流,发现了低、中、高纬度有三个环流(在副热带上空有急流现象及空气下沉现象,而在纬度60°处有来自中纬及高纬空气辐合形成锋面),称为帕尔曼经向三环流模式。1957年贝茨(D.R.Bates)所编《行星地球》(The Planet Earth)》一书中,埃笛(E.T.Eady)绘出了“理想的经向三环流图”,称为“埃笛模式”。他将这三环流分别称哈得莱环流(0°－30°间)、费拉尔环流(30°－60°间)、副极地环流(60°－90°间)。高低纬两环流均属“热力环流”,中纬度环流为“动力性被动逆环流”。其中中纬度与低纬度两环流交界区有下沉干燥气流,“副热带高压带”即由此而成。而信风及西风气流之形成也可由此得到解释。在中纬及高纬两环流间,有辐合上升并在高空向南北流动的气流,“副极地低压带”即由此而成。由于空气上升,这里也就成为“副极地多风暴带”。这样,不论是副热带高压带或副极地低压带,其形成原因不仅与太阳热力或极地冷却有关,也与一些动力因子有关,从而“副”字的含义,更深化了。但是在费拉尔绘制环流图之前五年,即1884年,柯本(Kóppen)囿于古希腊把纬度低于回归线纬度的地方称为“热带”的概念,由于发现纬度稍高于回归线纬度处有一气温尚高的地带,在植物生长方面,有特殊意义,就把这个地带称为“subtropic zone(亚热带)”,意即“温度亚于热带的地方”。他用纯温度的高低来划分气候带。当时他把全年各月月均温都大于20℃的地方,称为“tropic”,又把全年中4－11月的月均温大于20℃,1－8月的月均温在10℃－20℃之间的地方,称为“subtropic”。日本气象学界早年认为按照这种定义,“sub－”的意义意味着温度稍低于“tropic”,所以译为“亚”更合适些,因为“亚”表示程度稍次的意思。这样日文对“subtropic”就译为“亚热带”。其后,虽然他们知道了另外尚有考虑动力因子的“subtropic”,但为了保持名词的统一,仍一律译为“亚热带”。例如日本文部省《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日本气象学会,1975)及农业气象学会编的《农业气象学用语集》(养贤堂发行,1979),以及早在1925年(大正十四年)服部操《汉字索引日华大字典(增补)》(内外出版印刷株式会社发兑)均采用“亚热带”词条,以表示“subtropic”。我国早年在译述日文农业、地理、植物等书时,就把日本“亚”字系列的“亚热带”一词引入我国,使这些学科产生了“亚热带”与“亚极地”等词,但我国气象系统,则排斥了“亚热带”一词,而改用更合适的“副热带”一词。这就是“亚热带”及“副热带”名词的沿革,而我国科学名词中这种“亚、副”之争,也是这样产生的。根据上述沿革,可归纳“副热带”与“亚热带”两词的区别如下：(1)“副热带”是由研究大气环流而得出的名词,它是中纬度费拉尔环流与低纬度哈得莱环流间的下沉气流区,因而干热、少风、近地面气流辐散,位置随下沉气流区的变化而异,但一般约在30°度纬度带附近,比回归线纬度为高,其形成与动力因子和热力因子有关,是自转地球上的产物,它在地面是一个高压区,是大气中符合理论的实体系统。但“亚热带”是一个纯用温度为依据的经验气候带。所用的温度有的用一般月均温,有的再加积温条件,有的还考虑至少有几个月的月均温高于或低于若干温度,其热带与亚热带的界线温度各有多大等,各家的看法,很有差异,从而亚热带的范围也可以有很大不同。例如在50年代,竺可桢与苏联专家对中国亚热带范围的划分,有很大出入,这说明“亚热带”缺乏世界可公认的客观定量标准,它事实上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又由于它没有考虑动力因子,也不考虑地球自转影响,未从大气环流角度研究问题,所以缺乏形成机制的理论依据,可随实用目的的不同而异其温度条件,有任意性。说明人们采用“副热带”一词,是由于对气候带的认识比用亚热带一词时,有很大的深化。(2)“亚热带”仅有温度亚(低)于热带的一种意义。它与“热带”仅有程度的区别、并无性质上的区别。而“副热带”与“热带”有形成机制上的区别,即性质上是不同的。因而不能认为“副热带”与“亚热带”意义相同,而取听其自然的态度。在日本,不论“副热带”与“亚热带”,一律称“亚热带”。这是他们为名词统一所作的规定,他们根本没有“副热带”这一名词。所以并无“副、亚”之争。在我国,“亚热带”之名来自日本,并非我国创造,而“副热带”之名,则是我国根据大气环流理论及大气实际情况的创造性名词。日本将“subtropic”一词统一译为“亚热带”未闻产生什么争执。我国原有“副、亚”之争,如规定将“subtropic”统一译为“副热带”,则不仅可停息“副、亚”之争,统一称呼,符合科学上先进认识及国情,而且根据日本经验,统一称呼后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反而有利于有关各学科之发展。根据了解,我国地理学界及农业气象学界也已有把“亚热带”改称“副热带”的择善而从的趋向,以保证名词的统一。例如1976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英汉自然地理学词汇》(科学出版社)称“subpolar”为“副极地”。称“subpolar low－pressure belt为“副极地低压带”,称“subtropical easterlies”、“subtropical high－pressare belt”分别为“副热带东风带”和“副热带高压带”。其它尚有“副热带急流”、“副热带雨林”等名称。又1984年农业出版社《英汉农业词典·气象分册》中,也已全采用了“副”字系列的“副热带高压”、“副热带生态环境”等名词。此外,尚有不少辞书,如《地理学词典》(1983)及《气象学词典》(1985)等,已采用了以“副”字为主的思路,即虽指出“副”可称为“亚”,但在“亚”字系列名词后,都仅注明具体解释,参见“副”字系列的相应名词。这些现象,都说明社会上某些有关学科,已在主动弃“亚”从“副”,指出了采用“副”字系列的“副热带”、“副极地”等名词,已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虽然认为：将“subtropic”及“subpolar”等词,统一称为“副热带”及“副极地”,不论从理论上还是认识深化上,在客观方面、遣词方面、适应未来趋势方面、解决目前名词混乱方面,都是有理由的。但我们并不主张取消“亚热带”“亚极地”等名称,因为它们已有很长使用历史,我们不可能回到历史中去取消它们。而且日本的“亚热带”一词相当于我国的“副热带”,更无取消的理由。我们仅希望人们认识到：在我国,“亚热带”与“副热带”并非同义词,它是以温度高低作为气候带之一,属于的“寒、温、热”分气候带的原始性分带体系,仅稍加细密改进而已。由于其定义严密性不足,在社会上被采用的趋势已在逐渐减少中。2.“观测”与“探测” 有人说“探测可以包括观测”,因为“气象观测”仅属大气探测的一类。也有人说“探测所得仍需观测”,只是“先探后观”而已,所以广义的观测可包括探测。加之“高空探测”有时也称“高空观测”,雷达气象观测有时也称“雷达气象探测”,这不同的意见和情况,使“观测”和“探测”这两个概念,更加令人混淆不清了。我认为“观测”与“探测之区别,在于“探”字,而不在于“观”字。所谓“探”,即“对无法经常采集资料的领域进行探索”,因而可以认为：采集常规业务所需气象资料的工作,可称为“观测”,而采集供科学研究所需的非常规、难以提供日常业务所需的气象资料的工作,可称为“探测”。为什么说“观测”与“探测”之区别不在于“观”字呢？因为随着仪器设备的发展,有些采集资料的工具,已能自记或自动发报、进行常规业务工作,而不依靠人眼直接感应读数。例如在海岛、高山、沙漠等人烟稀少地区所设的自动无人气象站所测得的资料,也属于“观测资料”,并不称为“探测资料”。为什么那些不进行常规采集的气象资料的采集工作,称为“探测”呢？这是因为采集这些资料很不容易,所需的仪器设备较复杂,进行采集的技术要求又较高,要用较多的人力、物力或财力,无法经常采集。而且这些资料的用途,尚未拓开,使用还不广泛,仅供研究工作需要,尚无进行日常业务性采集的必要。但当这些资料的用途成为业务所需,人们要求资料能常规供应,且仪器设备及技术水平有了改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已为能力所及时,则原属“探测”的项目,也可改称为“观测”。例如原来高空风资料的采集称为“探测”,现在已常称为“高空风观测”。但这仅是指测距地30－40千米以下的风向风速。对50千米以上的风资料采集,因尚不能常规化,所以仍只能称为“高空风探测”。又如“雷达气象探测”,其中对风暴云的常规监测,已成业务,故已可称为“雷达风暴云观测”,但这主要限于风暴云的移动及中尺度系统的发展,至于风暴云的微尺度结构情况,还处于“雷达风暴云探测”的阶段。又如卫星云图资料,已可称为“卫星云况观测”,因为这已成为业务性常规采集工作。但卫星对大气温度廓线等的资料采集,无法经常化,所以仍应归之为“卫星探测”项目之一。可见称为“观测”或“探测”,并不是任意的,它与当时采集资料的仪器设备及技术等社会条件和这些资料的社会需要等客观条件有关,它是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的,在条件改进时,原为“探测”的项目,可全部或部分转变为“观测”的项目。3.“气象学”与“大气科学” “气象学”这个名词,最早为古希腊柏拉图(Plato,B.C.428－B.C.347)所提出,而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B.C.322)首先作为汇集其本人、同代人及前人对气象认识为内容的书名。从词源上看,气象学(meteorology是由希腊文“μειεωρο”与“λογικα”(即“meteoro”与“logy”)两部分组成。前者有“上方”之意,后有“学问”或“智识”之意。从亚里士多德《气象汇论》(Meteorologica)内容看,它不仅包括对风、云、雨、雪、雷、电、雾、霜、露、雹、虹、晕等气象现象的认识,也包括对彗星、银河等现象的认识,而这些现象都是在“上方”的现象。在17世纪,已将“气象学”一词认识为有关大气现象的学问(Study of Atrnos－pheric Phenomena)。日本在吸收西洋科学时,就利用汉字的意义,组成“气象学”以表达Meteorology”的原义。中文原来并无“气象学”的概念。中文的“气象”原泛指一种自然或人物的情态气概,并不仅指天气现象。例如宋代大画家郭熙《山川训》说“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这“障山川”之气象,还可以认为是“岚”“霾”等天气现象。但程颐曾说：“气象于甚处见？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见,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二程全书》)叶梦得说：“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行徐不失言外之意,如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光动摇”(《石林诗话》)。这些“气象”,就不是指天气现象。中文中“气象学”一词,是从日文中引入的。近三十多年来,气象科学有很快发展,许多大学的“气象学系”纷纷改称“大气科学学系”,许多气象学专著常标名为大气科学专著,于是有人对这种改称很不习惯,认为属于换汤不换药之举。但事实上,这是社会上气象学发展到大气科学阶段所致,改变的不仅是名称,而是内涵。“气象学”这个名词已包含不了“大气科学”的全部意义。但这并不是说要取消“气象学”这个使用已久、具有特定意义的传统名词,只是要用一个更能表达现代所拟研究的包罗与大气领域有关的全部范围的综合性学科的名词,于是“大气科学”一词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有同一想法的气象学家的响应。人们从这个新名词中,看到了“气象学”在前一阶段的进展,更深刻体会到大气研究领域的内涵丰富,从而对这门科学的未来发展,更充满了信心。究竟“气象学”与“大气科学”在内涵上有何不同呢？不同点在于：(1)“气象学”重点本是研究大气中之象,即有形象可见的云、雨、霜、雪之类。但事实上其研究对象早已逐渐包括天气系统、气压系统、无形可见的大气性质(如温度、湿度、电性质等)、运动(如对流、平流、乱流等)及抽象量(如扩散系数,环流指数等)等,超出了“大气现象”这个范围,其所研究的规律,也早已不仅是现象的简单规律,而却包括系统、性质、运动及抽象量的规律,因而内涵已突破了旧名称,有引用“大气科学”这个名词的需要。(2)近三十多年来,由于分支学科大大发展,且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各有深邃丰富的特点。特别是其实用性学科(如天气导变、临近预报、雷达气象、卫星气象等)及应用性学科(如农业气象、军事气象、医疗气象、航空气象等)发展尤快。边缘性分支学科(如海洋气象、地质(时期)气候、生物气象、城市气候等)有广泛开拓。一些综合性科学(如环境科学等)也重视把气象科学内容综合进去。这些学科已非过去通论性的以“气象学”命名所能充分包涵,只有以更大包涵性的“大气科学”一词,才能胜任。(3)过去“气象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局限于地球大气的物理学,而且重点往往放在天气和气候方面。但目前大气科学研究领域,已扩展到大气化学、大气生物学、工业大气、宇宙大气(包括行星大气、卫星大气与星际大气等)领域,超高层磁力圈大气也是过去“气象学”所未曾深入接触过的领域。大气科学研究在微观世界也有发展。例如云雾物理学和高层大气的研究已牵涉到物质的微观结构问题。大气科学研究的方法与工具,采用了几乎遍及各种新科技领域(如雷达、卫星、激光、各种遥感、同位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这些新天地的探索,已非传统“气象学”工作者所能深入掌握,必需聚集各领域的专家,才能处理裕如。而要把这样广泛领域的内容包括在内,并使各方面专家集中来解决大气问题,只有采用“大气科学”、这一名词,才能恰如其分。可见“气象学”发展为“大气科学”,是历史的必然。4.“古气候学”与“地质气候学” “古气候学”本来是“地质学”的分支,原名为“Paleoclimatology”。其中“Paleo－”原来就有“古”的意思,但它与ancient”不同。“paleo－”多用于学科名前,作为词冠。其“古”的范围限于地质时代,也包括人类史前时代,而“an－cient”只是对“古”的一般说法,主要包括人类史前及历史时代,可见paleo－”的“古”,通常不包括人类历史时代的,而“ancient”的“古”通常不包括地质时代的。那末中文“古气候学”、一词,就会令人发生“古”到什么时候的疑问。它不象“Paleoclimatology”一词,一眼就能判定是指地质时代的古气候学。过去由于“古气候学”是地质学名词,研究所需资料是地质资料,研究者多为地质专家,所以并没有其中“古”,是不是地质时期的“古”的疑问。但事实上,我们认为这门学科是“地质学”与“气候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既可以由地质学出发来研究,但也可以由气候学出发来研究。而气候学家要研究的古气候学,不仅仅只是地质时期的“古气候学”,也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学”。这样,从气候学家的观点看,将“古气候学”仅定义为地质时代气候学,就不全面了。如果把地质学上的“古气候学”改称为“地质(时期)气候学”,就不会产生误解了。气候学家有没有必要来研究地质时期的气候呢？有的。例如研究地质时期的辐射收支、热量平衡、大气环流、大气成分演变(大气化学)、气候分区等,这些内容并不是地质学家研究的重点,也不是仅从地质学的角度所能解决的,但它们也的确是“地质(时期)气候学”的内容。严格说来,这门“地质学”与“气候学”的边缘学科,应区分为“气候地质学”与“地质气候学”两个分支,前者是通过气候学方法研究地质,后者是通过地质学方法研究气候。但由于这门边缘学科的发展条件所限,目前“地质(时期)气候学”,实际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由于“地质(时期)气候学”是一门牵涉到不同学科专家间的问题,必须由有关专家进行协作才能推动其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把paleoclimatology”译为“地质(时期)气候学”,是地质学家与气候学家间的问题,也需要有关专家的协商,才能解决。5.“综观气象学”、“天气学”与“综观气候学” “综观气象学”这一名词,目前我国气象学界并不广泛流行,所以有陌生之感,其实这个词在国外是十分普遍的,其英文原名为“synoptic meteorology”。因为“synoptic”中的“syn－”表示“综合”,这当然不是任意“综合”,而是有组织的综合,使之有“同步性”及“鸟瞰性分布”资料。而“－optic”表示“观”,合起来,“synoptic”就表示了“综观”。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1987)“综观气象学”条：它是指“将大范围各地区气象台站在同一时刻观测所得的气象资料,填绘在一张空白地图上,进行综观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后,同时还配合气象卫星探测资料的分析),然后由此作出天气预报”。可见进行“综观气象学”工作,首先需要各地区气象台站的同时气象资料(即“同步性”),还要将各地资料填绘于天气图上,分析其分布规律(即“综观性”或“鸟瞰性”),目的在于进行天气预报。不具备“同步性”及“鸟瞰性”气象资料,当然也能分析天气、作出预报。例如统计天气分析预报、数值天气预报、单站天气预报、临近预报等等,但它们就不能属于“综观气象学”的范畴。然而,由这些不属于“综观气象学”的办法研究出的天气规律,不能说不属“天气学”的范围。由此可见“天气学”可以包括“综观气象学”的内容,但“综观气象学”仅属“天气学”的一种,并不等同于“天气学”。日本气象学会《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文部省,1975),把“synoptic meteorology”译为“总观气象学”。“总”与“综”的意义相近。我国在解放前,也有人主张把原文译为“综观气象学”(目前台湾一般仍用“综观气象学”的名称)。但以后,我国有些“天气学”教材,由于已有称为“统计预报”、“数值预报”、“临近预报”等教材的配合,其内容渐渐以包括“综观气象学”内容为主了,却未能把教材改称为“综观气象学”。我国翻译的“综观气象学”专著,有些也以“天气学”之名出之。1965年《英汉气象学词汇》为了防止将“synoptic meteorology”误认为等同于“天气学”,但又为了迁就习惯,就在此词后配以“天气[图]学”一词。由于方括号内之字有时可删,因而更促使人们将“synoptic meteorology”直接译为“天气学”,(甚至把“synoptic analysis”、“synoptic background”等,译为“天气分析”、“天气背景”而不正确译为“综观天气分析”“综观天气背景”)其实所删掉的“图”字,正是体现“综观(synoptic)”的关键词。“综观气象学”一词出现时,卫星云图尚未出现,现在卫星云图已成为天气预报的一种重要工具。这是一种从人造气象卫星上遥感云场而得,因而既有各地云况的同步(同时)资料,又是云分布的鸟瞰资料,因此它也可属“综观气象学”。但它毕竟与天气图气象学的资料不同,因此卫星云图分析常在进行天气图预报时作为辅助工具,这是“综观气象学”的发展。由于“天气学”有“综观”与“非综观”的区别,所以天气资料、天气分析方法、天气预报等,也有“综观”与“非综观”的区别,凡“综观资料”其采集方法,也每与“非综观的”有所不同。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其中有建议把“综观气象资料”与“非综观气象资料”译为“天气资料”和“非天气资料”,这未将原文“synoptic”的含义表达出来,因而是不妥的。“非天气资料”事实上仍是指“天气资料”,只是“非综观性”而已。“天气学”的“天气(weather)”一词,属一般生活用语,未出现“天气图”时,已有此称呼。当然那时的“天气”是指“地方性天气”。但在出现“天气图”以后,其意义有所扩充,即仍保有一般生活用法,可表示局地晴雨等情况,也可包括“综观气象学”中的“综观天气”,可见其意义比“综观气象学”要广。近几十年,有“天气气候”一词的出现。但这个名词似嫌笼统些,因为事实上,有两种“天气气候学”,第一种属于综观性的,日本称它为“总观气候学”,它直接译自“synoptic climatology”,可是我国把它译为“天气气候学”。其实如译为“综观气候学”更合适些,因为它是用“综观气象学”的概念研究气候学的。这门学科是1942年由美国贾可布(W.C. Jacobs)所创。另一种“天气气候学”是属于局地性的,系1927年苏联的费道罗夫(E.E.φедоров)所创,他基于“气候是天气的综合”这一概念,在一地局地天气的综合上写出了“综合气候学(Synthetic Climatology)”一书。其实这书名上所说的“综合”与前面所说的“综观”,意义很不相同。它仅综合一地的局地天气,是生活意义上的天气“综合”。而非天气图天气性的“综观”,并无同时性及“鸟瞰性的意义。因此前面贾可布气候学,应称为“综观气候学”,而费道罗夫气候学应称为局地天气综合气候学(local weather syn－thetic climatology)。它们两者都属“天气气候学(weather climatology)”,但研究的方法很不相同,对象气候的空间尺度大有差别,不应混淆。严格说来,“综观气象学”一词使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上的定义,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用“综观天气分析预报”的定义来定义“综观气象学”,这个问题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国际气象学界普遍存在的。例如英国气象局1963年出版的麦克英托许(D.H.McIntosh)《气象学辞汇(Meteorological Glossary)》就定义为“为气象学的分支学科,它与用地理图上表达“现在天气”并特别用以预计其未来发展有关”。我们认为这一国际性的看法,虽并不妥当,但在气象科学发展的过去阶段产生是可以理解的。但自从出现了贾可布的“综观气候学”后,就不合适了。因为现在“综观气象学”应当既可包括“综观天气学(synoptic weather science)”,也可包括“综观气候学(synoptic climatology)。而且在“综观天气学”中应包括“天气图气象学”和“卫星天气学”等。为澄清有关“综观”、“天气学”等名词,我们列出了下面的学科名词系统：上述系统中的虚线,表示未列的其它学科,它们大多属于非本文所应涉及的有关学科,但也有代表可能与本文有关的新学科在内。结论概括前面各名词的讨论,可以认为科学名词的改进,都是与学科有新发展有关。学科发展了,使旧名词被改进后的新义所突破,要求创造新名词或改进被突破的旧名词,以适应发展中的新情况。但社会(指使用科学名词的社会,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言,指有关专业的学科;对使用较广泛的名词言,指使用此广泛名词的社会)已习惯于传统名词,心理上尚不能顺利对新创名词或改进后的名词很好适应。在惯性作用下反而觉得新名词有异端性并可能发生“抗药”作用。但是科学名词毕竟要为社会的进展服务,名词与其内涵的不符,毕竟会增加社会利用科学技术的困难,改进科学名词,表面上仅是改善名词与涵义之相应关系,实质上是为了便利社会利用正确科技名词来交流科学思想及技术,更好地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成为现实,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合理的新名词或较好的改进后的名词若一时不能得到社会理解,使推广工作不很顺利时,不要急于求成,要认识到这是名词改革过程中常有的现象,应不断作耐心解释,争取水到渠成,赢得社会在心理上逐渐适应,在理解上产生共识,但也要有信心于所进行的名词改革,因为社会毕竟要依靠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来推动的。名词改革既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且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必然最终会获得社会的承认和鼓励的。通过上述一系列气象名词讨论的例子,我们一方面理解科学名词的产生、发展、改变都与科学发展有关,而当它一经定名采用,其旧名词的改善、新名词的创立等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又受到社会的制约。在时机合适时,能顺利进行,在时机不利或社会传统因素较强时,进行就不能顺利。当名词理解水平有断层时,还会有倒退的现象,但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新科学名词的增加是不可抑制的。旧名词的更新及其涵义的调整,在一定情况下总是有需要的。对于从事科学名词研究和审定的工作者来说,经常对所从事学科的名词作总体系统的、或各别已有名词的分析,提出一些新的名词改革理论和具体名词改革的见解,反复地科学地阐明其理论和见解,从活跃名词研究和审定工作、促进启发性思维,使对具体的科学名词,通过不同见解的公开讨论,以理服人达到共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种讨论是社会对新名词的选用、旧名词的改进,由减少分岐到协商一致,由混乱而趋于共识的过程,这有利于使科学名词研究能更好地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①此问题我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1期《定名贴切,方有效益》一文中曾作过探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