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及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关系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是自80年代兴起至今仍在欧美尤其是欧洲十分盛行的一种对技术的社会研究流派,它以建构主义的方法研究技术的社会形成过程,十分强调技术是由社会因素塑造的,对技术决定论持否定的态度,主张技术应对社会学开放,即运用社会学方法去考察社会的、体制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力量对技术起形成作用的方式,为认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SST是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它的许多核心概念,如“解释的灵活性”、“结束机制”、“协商”和“对称分析”等,都是直接将SSK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分析扩展到对技术的相同分析产物,由此表明科学的人文社会研究与技术的同类研究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社会型塑技术的参与者分析

新技术社会学于上世纪80年代在欧美诞生,这一理论认为技术是社会型塑(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简称SST)的.笔者精选了若干案例,对社会型塑技术的主要参与者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进行了简评,意在启发我们的研究.     

人对技术社会的适应与改造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与技术的密切联系使技术社会已经形成，技术应用正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控制形式，它对人的生存既有益义有害。面对技术社会，我们不能选择倒退与逃避之路，惟一可行的方法是在改造中适应，本文力求从技术与人的深刻冲突中探讨二者的有机协同，建造人与技术的“双赢”结构，为创造出一种“人化”的技术社会做出先期的理论上的演绎。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政策观

传统技术政策中的“供给偏向”容易造成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并陷入技术控制困境，社会建构论对嵌入于技术（创新）中社会过程的分析则内在展现了技术政策的新视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政策观采取了积极管理技术的态度，强调技术的社会整合，其在实践中体现为建构性技术评估的战略与工具，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这一技术政策观中蕴含了技术民主化的思想，并提供了技术民主化的实现形式。     

对国民休闲文化价值的认识及其权益属性的探讨--兼论日本社会休闲的运作机制

本文对我国社会目前缺少对休闲“文化价值”的认识，欠缺“国民权益论”思想的支持及缺少行政、地域社会支援的现象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社会休闲的实际运行机制指出，发展我国休闲应首先着手形成国民休闲文化价值的社会意识主流，确立其权益属性，其次为建设权益保障制度，接下来是开展休闲活动的具体“技术”方面建设，从而促使社会休闲系统的运作建立在“权利”的本位基础上，各级政府必须回到“事业”立场上来对待国民的休闲要求，建设公助、共助、自助协力的社会机制，使我国的休闲业在很好地体现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健康地得以开展。     

希腊几保学的社会文化根源

本文从古希腊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作为切入点，探索求解了数学思想史上著名的“克莱因问题”，从而破解了希腊证明几何学的成因之谜。古希腊社会在从氏族社会向民族社会转轨变形的过程中，爆发了一场绵延数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希腊人从宗教神学中解放了出来，开始了对世界的理性思考，他们为了解决社会秩序的重组问题，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政治主张。从此希腊社会走上的法制的轨道。在古典的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形成的同时，古希腊民族也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古典的理性文化或科学文化。希腊几何学正是在这种以法律文化为核心、以语言文化为生长点的理性文化中诞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希腊哲学文化则是使公理几何学最终定型的关键因素。     

抗击"SARS"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SPURS疫情尽管得到了有效遏制或控制，但对这一社会和自然现象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分析和说明抗击SPURS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管理、心理、伦理和法律等要素构成的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而且，只有通过这些要素间的相互协调、密切配合，才能形成系统的整体功能，并最终战胜和消灭SPURS这一疫魔，则是本文的出发点。     

现代社会技术化的合理性及其矛盾

社会技术化是指社会按照技术原则建构和运行。现代社会技术化在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共同推动下，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起步阶段、建制化时期、全球化时代、智能化时代。社会技术对自然技术的规范，对人的全面性塑造以及社会技术化对社会现代化的推动凸显出现代社会技术化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但技术理性的扩张也产生了技术与文化的冲突、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发展失衡以及追求高效造成的人的单向度化等矛盾，迫切需要从技术理性的重建、社会技术的创新以及现代人的文化重塑等方面寻找突破。     

技术的社会塑形论的三重批判维度

技术的社会塑形论实现了传统技术哲学的社会学转向,它具有三重批判维度;一、对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形而思辨的批判,强调经验描述的重要性;二、对技术决定论的技术自主思想的批判,提出技术的社会建构;三、对传统技术发展观的线性模式的批判,主张技术发展的多向模式。     

工业社会主导性技术实践价值观模式及其批判

本文结合著名技术哲学家A．佩斯关于技术实践价值观的思想，对工业社会主导性技术实践价值观模式给予辩证的分析，试图确立正确的技术实践价值观。     

技术的问题之域

技术在当代人类社会实践中造成普遍性的问题;技术的问题之域主要包括技术与生态、技术与社会、技术与生产力、技术与政治、技术与社会意识、技术与规范等方面.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不仅着眼于科技本身,更着眼于人类长远的总体利益,为技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本原理和根本出路.     

论科学对技术与人文的中介作用及超越意义

科学起源的技术传统与精神传统为科学植入了技术意志和人文理想的双重文化基因.正是这双重文化基因,使科学具有了对于技术和人文的双向推动和中介转化作用,进而为科学在适宜的社会条件下扬弃技术和人文两者片面的对立性存在,实现对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超越提供了可能.为此,我们必须洗清附加在科学身上的工具理性"原罪",赋予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人类科学活动新的意义.     

技术创新中的社会学习问题

社会文化研究是技术创新研究的重要维度。本文引入社会学习概念,阐释了社会学习的技术适应观。对技术创新实践中新技术的再创新、驯化和调控这三方面的社会学习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地方多重异质性行动者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拓展了此前关于技术创新地方性的认知和理解。     

技术的社会建构之法律向度

广义的技术社会建构论主张技术建构于社会。作为异质性社会因素之一的法律,在技术或技术活动的社会建构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技术生产、技术使用、技术转移是技术活动法律建构的三重路径。总体的强制性、历时的演化性、结构的差异性,是技术活动的法律建构的基本特征。     

人类利用药物增强的伦理考量

本文在探讨当代高新科学技术下人类增强的三种明显特征的基础上,考量了人类药物增强对人的健康和安全、自主与尊严以及社会的公平竞争制度、社会稳定等可能的伦理社会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人类药物增强在技术上、伦理上以及法律上的可行性条件。     

技术的社会批判与马克思对工业革命的哲学审视

马克思哲学批判所蕴含的对技术事物的思考和分析,不仅是方法论逐渐取向现实的产物,同时也是与其不断关注工业革命的时代特征,它的影响和意义密切相关,技术因素表现在工业生产、劳动以及机器运用方式中的性质,是与马克思阐述工业生产方式的历史内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也使他的技术思想具有了社会历史批判的功能.     

技术归化:理解用户与产品关系的关键视角

技术归化是20世纪90年代从文化与传媒研究领域引入技术论研究的新概念,它把握住了用户在技术消费使用过程中的能动性,为理解用户与产品关系提供了关键的视角。技术归化是指将技术产品融入到应用环境,使其成为用户所处实践与文化网络一部分的过程。技术归化是一个学习与赋予意义的过程,正是通过技术归化,技术产品的社会文化价值才得以形成。对一项技术进行归化的集体过程既可能导致技术根深蒂固,难以排除,也可能使地位确立的技术"祛稳定化",后者提供了一种打破技术锁定,摆脱路径依赖的可能途径。     

参差赋权:人工智能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

参差赋权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揭示了人工智能对党政部门、社会媒体与公众、技术生产部门三大主体赋权过程及其结果的不均衡性特征。这种非均衡性的扩张和深化可能会导致社会遭受"技术利维坦"、"信息茧房"与"公民离散"、"技术鸿沟"相互叠加的社会风险。基于此,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参差赋权的特征来看,防止参差赋权风险有赖于技术生产部门的自觉调整、社会价值的道德规范与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规制共同作用。     

埃吕尔与温纳的技术观比较研究

埃吕尔和温纳相继提出技术"效率"本质观和技术"政治"本质观,分别揭示了技术对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大影响,但却忽视了技术在其他社会领域的作用;他们的技术观在对技术的理解、技术的自主性、技术批判思想、技术与政治的关系诸方面存在异同并有各自的认识根源;树立正确的技术本质观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必须严格区分技术与技术物、技术的活动与非技术的活动,二是要坚持"人"的技术性本质,揭示技术的"属人"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