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橘颂》看南国橘和橘文化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其《橘颂》对橘树的热情礼赞反映了先秦时期橘生南国的情况。从《橘颂》及有关的记载中可窥测到南国橘的种植分为楚国、吴越和巴渝等几大区。     

橘与屈子精神－－重读《橘颂》

历代关于《橘颂》意旨主要是两个方面不能统一：一是《橘颂》的写作时间，早年？晚年？二是《橘颂》歌颂的对象，屈原自己？君子？楚王？又有一个共通点：《橘颂》是托物言志、供物抒情。笔者从与屈原的其他作品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结论：《橘颂》的写作时间当是屈原青年时代从政初期。《橘颂》歌颂的对象应是橘树。同时，笔者以及此文是解读屈子精神的重要文献，但历来因为屈原的另一篇文章《离骚》的存在而被忽略了。     

浅论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西风颂》的汉译为例

通过对《西风颂》的两个汉译文本进行比较,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与原文的贴切程度入手,探讨各自的得失。具体分析了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误译等问题。     

《隋人书出师颂》及《文选》异文

通过故宫博物院<隋人书出师颂>与<文选·出师颂>对照,我们看到因字形辨识、同实异名以及汉字使用等原因造成的诸多异文现象.在古籍整理与研究中区分字、词的异文对应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愚人颂》中的人文主义探究

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为1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作品因善用讽刺和机智的语言而著称。小说《愚人颂》为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该书全文以动态的内心独白为基础,揭示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作者对人性的呼唤和渴求。本文将对《愚人颂》里的人文主义和人性关怀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孔子“《雅》《颂》各得其所”解——孔子“正乐”解之一

孔子对《诗经》作正乐的工作,其目的是要使《雅》、《颂》各得其所,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从音乐风格的差异明确分《雅》、分《颂》的依据,这是就辨体而言;其二是从诗的使用场合、方式等方面使《雅》《颂》各得其所用,这是就明用而言。两个层面结合,正是孔子音乐思想的集中体现。     

《西风颂》中雪莱的基督情怀探析

《西风颂》中充斥着大量的圣经意象。雪莱大量借用圣经意象的目的并非宣扬基督教义,而是创新性地为其自身抒发情感所用。     

《瓮颂》解题——朱耷史事丛考之三

清康熙二十一春正月,明遗民八大山人结题<瓮颂>组诗六首,颂瓮何义? 史阙有间,语秘无诠,已难尽知.今据北魏<洛阳伽兰记>载北朝殷之顽民古谣,朱耷拈瓮话头,颂瓮诗案,必与其明遗民身份、殷顽人意识密切相关.八大山人所作<瓮颂>六首,虽伸唇那到喉、佯狂语飞燕,似多不尽可解,有待反复考辩,但其瓮内天地,木本水源,实皆江右、江南明遗民社会瓮内诸顽人佚事诡幻的逸声遗响之遥远回音也.     

从壮族汉文《大宅颂》与《智城碑》看大唐文化之南渐

武周时期壮族文人留下的《大宅颂》与《智城碑》，是大唐文化与岭南文化之伟大结晶。本文从两碑及六舍坚固大宅遗址看武周时期大唐文化对南方文化之渗透与施及，以窥视唐王朝羁縻制度、儒家思想、建筑艺术及文体风格等对于岭南文化的影响，从而了解唐王朝之盛大及文化发展之规律和意义。     

从艺术技巧的运用看《夜莺颂》的主题表达

运用新批评的研究方法，对济慈《夜莺颂》的艺术技巧如措词、句法、修辞、意象以及象征等的分析发现，《夜莺颂》通过对歌手从梦幻到现实的心灵之旅的刻画，描绘了诗境与尘境两个不同的世界，展示了理想与现实、永恒与死亡的对立，并由此揭示了理想的斑斓与现实的残酷。     

论屈大均的咏物诗

明清鼎革之际,屈大均不满清廷,一生曾多次参与反清斗争,历经坎坷.他常借咏物以抒发自己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处境和心态与所选取的意象紧密联系,表现了他执著追求人格的理想;屈大均的咏物诗,许多是推己及物、推物及己有所感触而发,所以往往咏同一物,而前后寓意却很不相同.他的咏物诗,大都能使内情与外景融汇融合,形成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     

屈原之作《九歌》思辨

楚辞是继《诗经》在诗学史上的又一次进步,奠定了诗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屈原书楚语、做楚声、记楚物,其中包含的思想情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他的作品是楚辞作品中的经典,直接影响了汉代赋体的产生和兴盛.《九歌》作为典型的反映楚地文化和楚辞艺术的作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诗人与魂－论屈原与但丁

屈原和但丁堪称中西诗人魂,他们都具有先知诗人的品格,且经历了大致相似的人生磨难,其作品共为中西文化精神之丰碑。作为人类在困境中苦闷灵魂的象征性表达,但丁叙述了一个灵魂因理性和信仰而获救的喜剧故事,而屈原之魂,却因信仰的阙如,在痛苦的挣扎之中终因寻求无着而至沉沦,从而铸就了一个千古悲剧。     

比较美学视角下的但丁和屈原

但丁和屈原都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其勇敢的叛逆精神和高傲不屈的人格有着惊人的相似,又都为后人留下伟大的作品。所有这些从美学角度启迪人们思考:孕育着改革风暴的动荡时代,矛盾、复杂又开放的思想和深深的忧患意识,以爱国主义为其精神内涵且人格高洁不屈,具有开拓性的艺术独创等构成了一个伟大作家得以产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德山与楚文化和屈原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部门在常德德山发掘楚墓近千座,出土大量珍贵楚文物,并尚有千余座楚墓未发掘.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常德德山是一处楚文化繁荣之地.从古籍记载来看,德山一带时称“枉渚”,是楚国江南一处要塞之地,极可能就是楚国“洞庭五渚”之一.屈原在沅水下游一带留有许多踪迹,屈赋《涉江》中明确提到“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可见德山一带是屈原十分熟悉、经常往来的地方.     

屈原与司马迁悲剧意识之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分别是战国末期楚国和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他们身上都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悲剧命运和他们对待悲剧命运的态度这两个方面。屈原的悲剧是乱世之悲。司马迁的悲剧是盛世之悲。两人的悲剧实质上都是源于个人人格与黑暗势力的冲突。面对悲剧命运,屈原选择了自沉汨罗,以死“殉道”;司马迁则选择了忍辱著书,用生“矢志”。他们都在“发愤”中发泄了自己的情感,并最终寻求到了各自的解脱。     

贾谊首用骚体“吊屈”及其开拓性意义

贾谊《吊屈原文》首用骚体"吊屈",其创作模式影响了两汉作家的文学创作。他从自身政治遭遇出发,在精神上与屈原达到高度共鸣,发愤抒情,首吊屈原,在新的大一统历史背景下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历时性的文学阐释。他所开创的"吊屈"之先河,成为后世作家"吊屈"创作主题的优良传统。     

《离骚》"求女"指意探微

关于《离骚“》求女”的蕴意说法甚多,然以王逸的“求贤臣”之说最为确当“。高丘之女”象征楚国王廷里的近臣“。下女”,也即闺中待嫁之女,象征即将成为楚王近臣的楚国地方官员或楚国贵族。他国之女象征其他侯国的臣僚。屈“原求贤臣”的目的乃是希望通过这些贤臣的帮助,获得楚国或他国国君的信任,以顺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常德市城区屈原文化资源考述

常德市城区内自古就有招屈亭、三闾港、屈原巷,德山之麓是屈原“朝发枉渚”之处,太阳山是屈原参与民间祭祀太阳神并构思《东君》等作品的地方,平山、高吾山则是屈原的游憩之所。可见常德市城区屈原文化资源丰富,遗迹集中。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应合理整合屈原文化资源,使其成为常德城市文化建设的又一品牌。     

《离骚》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及其成因

《离骚》作为屈原辞当之无愧的代表,不仅处处流露出屈原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巫卜文化、史官文化、士人文化三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离骚》中找到相应的影响.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时代文化特征,加之楚民族特有的审美倾向,共同造就了《离骚》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