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如何突出铁路局志中大事记的作用

大事记是现代方志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编纂体例,又称编年表,是志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志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把本地、本单位、本部门和本企业历年发生的重大事项简单明了地记录下来,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列为志书的单独篇目。大事记起源于汉书"本记",在《汉书·艺文杰》中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记载。     

附录——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

清华学报十一卷三期雷海宗先生发表汉武帝建年号始於何年一文,推定为元鼎元年差不多同时日木的东洋史研究一卷五号有藤田至善先生的史记漠书之一致察──开於汉代制定年号之时期,主张元鼎三年说。随後在东洋史研究二卷一号,藤田先生又专写一篇关於汉武帝制定年号来批判雷先生的文章。 藤田光生在第一文中指出史记封禅书与汉书效祀志中“有司言”的一句,史记是“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日狩,”漠书误改作“今郊得一角 曰狩。”引用 召商(汉书补注卷六)及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十二)等的说法,这是对的。但这只够证明“有司言”是在後来所谓元鼎三年(…     

先唐“连珠”论

作为章表的一个旁枝,早期的“连珠”称得上是言“志”之作。陆机的《演连珠》,因其温润、精微的文辞,绵密透辟的说理,标志着“连珠”已臻于成熟。这也引起后人的摹拟。然而,其拟作因时代变迁、一己遭遇的促发等原因,而逐渐由言“志”向言“情”蜕变。从沈膦士、刘祥,到萧刚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发展脉络。梁代是“连珠”创作的高峰期。其后,庾信集大成,以“赋史”般的笔触,用“连珠”抒发一己沉痛的家国之情。但也由此大大削弱了“连珠”自身存在的价值,“连珠”在事实上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Within the Tension of “Meaning” and “Thing”:A Study of the Opinions of Zhuang Chunyu and Kong Guangsen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春秋》“义”“事”之争有莫大关系.在乾嘉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下,庄存与提出“《春秋》非记事之史”,认为《春秋》之所书,皆“约文以示义”,是“不书”重于“书”;孔广森提出“《春秋》重义不重事”,认为孔子之《春秋》,虽然是因鲁史而作,然每每赋予了新义.虽然庄、孔两人严格上讲,都未必可视同于嘉、道之后的今文学者,然这样一种重“义”不重“事”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已为清代今文学之滥觞.     

“造作”、“做作”辨正──兼谈“做作”音读问题

做作与造作在现代汉语里是一对同义词,均含有“故意装出某种表情或神态”之义。造作通常只是在成语“矫揉造作”里出现,人们一般用做作,如“他的表演太做作了,一点也不自然”、“礼多人不怪,但运用时应适可而止,不要显得油腔滑调,虚伪做作”。由于造作、做作二词有一个共同的词尾语素,造与做声母、声调又相同,从而使人感觉二者似乎同出一源;可能有人还会说：造作、做作本来就一个词嘛,只是各地人发音稍有不同而写法相异罢了。《现代汉语词典》①对造作一词的释义即是“做作”,别无它言,似乎也能印证上述观点。那么造作与做作是…     

介词“按、依、乘、趁”探源

现代汉语方式介词有“按、依、趁(乘)、据、凭、论、照”等,秦汉时期方式介词有“以、因、用”等,如:欲以棺榔大夫礼莽之。(史记)因时变法者,贤主也。(吕氏春秋)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史记)     

论《春秋左传正义》对《史记》的引证

<春秋左传正义>的编订者多次引用<史记>作解,且总带着怀疑的眼光考察<史记>记史的真实性.对<史记>的引用呈现出四种情况,其中批判<史记>的错谬性占了很大比例.这些对<史记>的批判既有其合理性价值,又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无论是肯定<史记>所记,还是批判<史记>之说,抑或是对<史记>之辨保持中立态度,都体现了<春秋左传正义>的编订者的尊"史"观念.求"史"之真的态度和坚持杜注的原则的融合.     

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把《史记》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地评价了《史记》在中国史学界和文学上的地位。这已成了定论。《史记》中的传记,是“藉人以明史”的,不同于后世的“藉史以传人”,前者以写人为主,后者以叙史为主。《史记》为了说明人物的荣辱和升沉,辨事之成败与是非曲直,司马迁在先秦诸子散文与历     

"经""史"之别:王闿运对《春秋》的基本态度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着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努力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突围“云”安全

似乎只是一觉醒来,“云计算”这个词犹如生命力旺盛的爬山虎一般,在互联网以及各媒体平台上席卷而来.业界内人士也多热衷于此,好像言不及“云”就“OUT”了一般.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的话来讲:“互联网现在面临新一轮换代,现在是后PC时代、后网络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出十年,我们又会进入后摩尔时代——这是云计算的时代.”     

虞舜职官"牧"、"士"和"纳言"考辨

史载虞舜时期开始设官分职,见于《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应是较为可信的史料,其中所涉及到的官职名称有10个,最有争议的当属“牧”、“士”和“纳言”三职。本文据甲骨文、金文和文献的有关记载,分析这3个官职名称的字形和字意的演变,并结合有关考古资料,论证这3个职官实际职掌分别是:牧为部落中小的氏族首领;士(大理)为处理氏族部落内部违反风俗习惯的事件的主管人员;纳言为氏族部落之间事务的联系人。此三职官只是部落内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并不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和阶级分划加强的反应。虞舜时期设官分职的记载不能作为当时社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证据。     

春申君《上秦王书》及晚楚时期春申君的历史贡献

春申君黄歇《上秦王书》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上书"说秦善楚",主张以仁义兼并天下,并具有纵横家术的特点。《上秦王书》是春申君获取高位的基础和历史起点,也是他能在此后作出杰出贡献的历史起点。晚楚时期,春申君利用《上秦王书》及秦实行"远交近攻"战略的持续效应,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楚国的国力;他经营寿春和推动楚国迁都寿春;并推动了晚楚文化的东渐。春申君在晚楚时期的历史贡献,是其以《上秦王书》为起点的历史活动的归宿。     

论周秦诸子的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

周秦诸子作为密切关注现实的思想家,以现实为思想的立足点与出发点,以历史为智慧的源泉与立论的依据。他们立足今天而反思过去,古今联系而相互比照,换位思考而得出结论,以史为据而抨击时弊。周秦诸子之书虽然成书年代不同,语言风格各异,政治主张有别,论述内容各有侧重;但多为论议时政而发,“博古”与“通今”紧密结合,于现实的批判中隐含对历史的批判,于历史的批判中贯穿对现实的批判,把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融为一体。我们探讨周秦诸子的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把握其思想大义与理论精髓,对于认识社会现实与体察历史大势,有着重要启示与鉴戒意义。     

刘知几及其《史通》述论

刘知几,唐代著名史学家史学评论家。他 ２０岁考中进士; ４２岁时,始任史官,撰修国史。 《史通》是刘知几终生所萃的史学名著,也是我国最早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史学思想贯穿于《史通》之中,其核心,是著名的“才、学、识”三长理论。《史通》中,刘知几史学思想突出的方面,一是史法上“秉笔直书”的精神;二是史现上对传统思想的大胆批判。     

还原了的汉武帝——读秦俊先生《汉武大帝》

秦俊先生创作的《汉武大帝》在咏唱古代帝王将相的众多作品中有独到之处,以他惯有的写实风格,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故事,还原了那段历史,还原了那段历史的众多人物,还原了汉武帝。本篇系读后感,作者通过仔细阅读并结合历史知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历史观,与大家共同体会对历史的感悟：那段历史原来如此。     

古筝拾音的最佳方位研究

采用客观测算及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基于乐器的声压级辐射特性与谐和性指向特性对古筝的最佳拾音位进行分析.这种最佳拾音位的设置既可保证较大的响度,又可获得较好的音质.实验结果表明:古筝的最佳拾音位位于乐器的左侧及左侧偏上的位置,或者乐器的正前上方及上方偏右的位置.     

磁存储的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

磁性存储是最常用的大容量存储技术。其记录密度越来越高，发展也越来越快。通过对信息记录、读出和存储3个过程的分析，对硬磁盘记录、垂直磁记录和磁光记录的优缺点作了对比。指出了采用垂直记录模式、非晶结构合金薄膜或铁氧体薄膜介质是实现超高密度记录的方向，光辅助磁记录是很有希望的记录技术。还指出量子磁盘技术是未来极高密度记录的方向。     

“泰山守”与“泰山司空”:秦代泰山置官考

新出秦代竹简与封泥上,有"泰山守"与"泰山司空"之官名,二者皆为秦代管理泰山所置职官。"泰山守"应为守山之专官,而"泰山司空"则为管理泰山土木工程之官吏。秦代这一制度,为泰山设立专官之始。     

彰善瘅恶 褒贬千秋——试论历史的真伪及其道德力量

关于历史的真伪问题,官修正史并不十分可靠,而史料专著往往具有一些独到之处。史笔之曲直,取决于修史者政治态度。昭示正史与野史笔记及方志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     

论《战国纵横家书》对苏秦事迹研究的贡献及价值

《战国策》、《史记》中关于苏秦事迹的记载历来存在错乱、混淆或杂糅的情况。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提供了比较集中的苏秦资料,可以校正和补充这一时段的历史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