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典诗歌与当下经验

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古典诗歌的经验如何与我们当下的生存经验发生关联。首先，古典诗歌作为一种古人的感受方式和生存技艺，其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在于引起今天读者在人生经验上的共鸣。其次，我们要注意，古典诗歌书写的哪些生活经验已经或正在消失。第三，诗歌与经验的复杂关联，对于诗歌文本的理解造成了一些障碍并由此提出相应的要求。最后，以战争诗歌为例，讨论当下发生的经验与过去发生的经验的关系，它涉及到感受与体会诗歌作品意义背后的许多东西，比如民族的文化传统、情绪方式以及心理结构等。     

选本编纂与“第三代诗歌”合法性的建构

虽然“第三代诗歌”大多数创作于1984-1987年间，但没有被当时的主流诗坛接受。随着“第三代诗歌”在选本中集结出现，其存在的合法性逐渐被确认。这些诗歌选本首先指出了“第三代诗歌”作为诗歌本体存在的价值；其次通过建构“第三代诗歌”命名和谱系的合法性，将“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联系起来，提供了“第三代诗歌”入“史”的合理依据。“第三代诗歌”选本还凸显了“第三代诗歌”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从而建构了其美学的合法性。诗歌选本编纂对“第三代诗歌”合法性的构筑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精神家园与自然化书写——傅天琳的生态诗歌研究

作为有着自觉生态意识的当代诗人，傅天琳在人与自然的反思中凸显生态诗歌的思想价值。傅天琳将自然去客体化，揭示自然本身的生命性，呈现万物有灵的书写特质；基于建立诗歌与地域情感关联的需要，傅天琳从巴蜀地域的现实、历史、神话三重维度形塑生态诗歌的精神家园；在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等多重语境中，傅天琳试图拓展生态诗歌的问题空间，挖掘生态诗歌的深刻性。分析傅天琳的生态思考与创作追求，有利于凸显生态诗歌的思想性，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深化中国生态诗歌议题的研究。鉴于此，傅天琳的生态诗歌对中国当代生态诗学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诗歌解读的回溯与延展

诗歌解读是一种异常灵活复杂的活动，在解读中对诗歌文本、作者形象、前人的解读要不断地进行回溯，同时对意义的延展形式一种制约；意义的延展在回溯的基础上进行，又要不断突破回溯的束缚，回溯与延展之间的矛盾使得诗歌解读具有无限的张力而又不至于无度，处理好诗歌解读中回溯与延展的关系，对走入困境的当下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杜甫与屈原的诗歌渊源

杜甫与屈原相似的志向与经历使杜甫与屈原在感情上产生了共鸣。在诗歌中表达了相近的情感，塑造了自信狂放的形象。对屈原的倾慕使杜甫在诗歌中吸收了屈作的浪漫风格与象征手法，并溶入时代特征，创作出优秀的诗篇。     

经典与民间文化：重新审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

过去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忽视了诗歌发展中作为文学文本的“诗”与作为音乐形式的“歌”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以脱离了音乐独立发展文学形式为基本趋势，而是在文学性的独立发展与向音乐性的回归这两极的振荡中前进的。     

谈新古典主义与蓝海文的诗

香港诗人蓝海文在80年代与丁平教授针对台湾与大陆的诗坛现状，并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新古典主义”的艺术主张：即重申诗歌形式规范，弘扬民族人文精神，力主诗歌纯真纯正，强调内容决定形式。     

华兹华斯诗论与公安派诗论比较研究

对中英这两派诗论在关于诗歌要旨的确立，诗歌题材的选择，诗歌体例和语言的运用方面的相同之处进行比较，意在揭示人类精神的共通与共鸣，即对真实、自由、民主的向往。同时，比较二在社会意义和发展方向上的不同，并分析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历史和化原因。     

西方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

西方意象派在其发展探索过程中借鉴学习中国古典诗歌，是由社会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意象派汲取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以及意象叠加、意象并置的表现手法，但由于文化差异原因，它并没有达到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神韵”境界，与中国传统“神韵说”有着本质的区别。     

数字的运用与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精确化倾向

运用数字进行诗歌批评在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方法，但并没有引起当代学者的注意和重视。其实，它在方法上是一种创新，同时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追求精确的一面。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色，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与诗歌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