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喜剧策略论

喜剧策略指涉的是小说的隐指作者在叙述过程中 ,被潜在的语法所控制、所诱导的陈述规则。知识阶层是中国现代小说喜剧策略的拥有者 ,并通过自身的人文中心意识制约着后者的发育与整合。中国现代小说的喜剧策略包含着撕破、颠覆、自嘲、反讽、含混等数个层次 ,各层次之间不是互相取缔 ,而是彼此兼容 ,共同揭示了现代中国知识阶层渴望言说价值的本质属性     

试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喜剧手法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喜剧手法的成功使用，使中国小说的审美情趣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用喜剧手法揭示悲剧主题、以喜剧场面刻划人物复杂性格、以乐衬悲的反衬艺术，喜剧化的“大团圆”结局等。这与中国古代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民族心理，民族审美观甚至宗教观，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笑傲江湖——中国草根喜剧曲艺江湖座次

北丐赵本山流派:二人转赵本山是近年来中国草根喜剧艺术的代表人物,虽然成名于春晚舞台上的小品演出,但小品、话剧这种学院派性质的表演并非赵本山的立身之本,他被公认为当代东北"二人转"的宗师。武侠世界中的丐帮势力庞大,弟子众多,要论民间喜剧中的地位,赵本山堪比丐帮的首脑"北丐"。从传承上讲,"二人转"这种民间说唱艺术。主要来源于东北大秧歌和河北的莲花落,边唱边舞,唱词和动作诙谐,"秧歌打底,莲花落镶边"。大家都知道,小说里丐帮用的江湖切口正是"莲花落"。北丐洪七公带出的徒弟郭靖也是一代英杰,赵本山带徒弟的本事也是首届一指的,至少小沈阳也曾红机一时。     

民间故事:现代小说的父体基因

现代小说的“本源”在哪里?本文从形态美学、虚构性要求、民间立场和“共相”四个方面论证了现代小说的父体基因是民间故事。     

二元对立下的邪恶与崇高——张炜小说男性人物形象论

张炜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 ,在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邪恶的犬儒及流氓无产者的同时 ,也塑造了一批具有正义和理想精神的英雄形象 ,小说从民间立场出发而不是从通行的意识形态出发所塑造的“革命”与“反革命”形象体现了作家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     

二元对立下的邪恶与崇高—张炜小说男性人物形象论

张炜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在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邪恶的犬儒及流氓无产者的同时,也塑造了一批具有正义和理想精神的英雄形象,小说从民间立场出发而不是从通行的意识形态出发所塑造的"革命"与"反革命"形象体现了作家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     

论《傲慢与偏见》的喜剧美学特征

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既是一部用小说形式写成的典型喜剧,又是一种喜剧美的表现形态,其作品的喜剧美学特征具体表现在人物性格的自相矛盾、喜剧冲突的无害性和喜剧人物思想认识上的“不知”等三方面。     

试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

蒋光慈的革命小说,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否定了“五四”以来的个性主义思想革命,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的先河。“寻找意义”的叙事结构,压迫与反抗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叙事模式和集体主义化的精神追求,共同演绎了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这在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无疑具有一种先锋性。     

意识形态对翻译出版的影响研究——以Animal Farm在国内的翻译出版为例

Animal Farm是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部经典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中文译本已达36本。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该小说在中国不同时期翻译出版的情况。通过研究表明,因为受到了不同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该小说翻译出版的情况表现不同。     

当代文学＂民间＂研究的旧问题与新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民间立场、民间文化形态、民间审美形态、民间隐形结构等一系列学术范畴的建立,突破了文学史叙述在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形态、传统/现代等二元结构上的局限,拓展了文学研究的多维文化空间.     

论莫言奇人奇事小说的艺术渊源及其表现

莫言的奇人奇事小说,是他强大的艺术想象力的结果,更是他继承和吸收古代的志人志怪小说、民间寓言故事和西方现代派文学及其理论基础的结果。莫言将三者结合起来,并赋予自己的创造,从而使个人的写作成为了当代中国写作的重要象征之一。     

关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思考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途径有三：统筹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两种科学文化，以便二者协同发展；做好中华民族固有的传承性生活文化——民间民俗文化的扬弃，让我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接地气”；确定“和谐”、“科学”的标杆，协调现代与传统的和谐转换，提升中国本身的文化亲和力，让我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贴近生活、贴近民众，从而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三里湾》的话语配置研究——以“旗杆院”和“马家院”为线索

在"十七年"文学中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共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三里湾》作为这一时期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又集赵树理小说创作特色为一体,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旗杆院"和"马家院"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重要场所,分别代表了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不同立场,其中处于"夹缝"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话语反映了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的境遇。三种话语在小说中的融合与配置显示了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与农民对农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思考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反思。     

悲剧的控诉与喜剧的揶揄--论中国现代反战小说的两种形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形成潮流的现代反战小说,主要呈现两种形态：一是极力渲染战争残酷性的悲剧形态;二是揶揄战争的喜剧形态.前者以张天翼、周文等为代表,后者以黑炎、孙席珍为代表.这两类小说看似风格迥异,但都从总体上对战争进行了否定,使现代反战文学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     

喜剧话语策略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分布

从喜剧话语策略构成角度看,当代大陆小说在陈述主体的内部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反讽、含混,乃至荒延和黑色幽默的渴望,革命历史小说叙述中的“藏污纳垢”策略、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写中间人物”策略,新时期小说中的“文革叙述”策略,以及自马原的“叙述圈套”开始的当代小说话语的狂欢等,都是一些耐人寻味的喜剧策略。     

浅谈席勒的喜剧观和中国幽默喜剧创作

分析席勒的喜剧观，认为它主要强调主体从审美的高度上达到的对客体的超越性，并由此讨论中国现代话剧中的两个不同喜剧派别：讽刺喜剧与幽默喜剧的异同，重点探讨后者的创作特征。     

当前文学价值观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提出的几种文学价值观:文化普遍主义、民间立场和民间理想主义、"新启蒙主义"、"新理想主义"等等,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都不足以充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学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价值观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意识形态,它始终应该坚持人民的立场,即文学艺术家把价值取向转向人民大众,为建设人民大众的新的意识形态服务。     

唐代小说中鬼魂信仰的人情化

民间信仰的要素在小说诞生的源头就已＂注入＂了小说文体本身,这也决定了小说与民间信仰的必然遇合。小说的言说性特点和民间信仰的口头传播是二者相遇的前提,小说的追求宣奇效果和民间信仰中的神鬼怪故事也正因此一拍即合。唐代民间信仰中的鬼魂信仰承载并推动了具有重情特色的唐小说发展的步伐,唐代＂鬼故事＂借鬼魂信仰之外壳,着重表现了唐代青年人不被接受的爱情,具有时代进步色彩。     

象征与中国现代小说关系的独特探索——读施军《叙事的诗意——中国现代小说与象征》

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发展历程中,象征诗艺始终贯穿于现代小说的创作之中。对于这一文学史现象,新时期以来尽管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到象征对现代小说的渗透,但未能对象征与中国现代小说关系的进行系统梳理和探索,因而不可能对中国现代小说象征的生成背景、艺术形态以及由此带来的小说艺术的变化等问题构成切实有效的回答。基于这样一种学术问题意识,     

南飞雁官场小说的伦理学解读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中,南飞雁的官场小说呈现出某种独特性。他将官场小说与世情小说相融合,创作出独具特色的官场世情小说。他的小说通过两性关系勾连起社会万象,从而展现物欲时代和现代科层制下的世态人情。他的小说还通过传统父亲的"在场",揭示当下社会秩序形态的保守性和稳固性,同时传达出惶恐不安的时代情绪。小说文本中暧昧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一方面显露了作者创作价值观的犹疑和矛盾,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下时代的某些分裂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