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武陵山区永顺县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数理统计等方法,对位于武陵山区永顺县的168户农户进行系统调查,将农户划分为纯农型、兼业型Ⅰ、兼业型Ⅱ、非农型4类,进而分析了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多样化特征及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民族贫困区农户生计类型以兼业型Ⅱ居多,所占比例为46.72%;其次为非农型,为22.13%;纯农型为16.39%;兼业型Ⅰ最少,为14.75%.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策略存在显著差异,纯农型农户生计活动单一,脆弱性和风险最大,引入并扩大非农活动是民族贫困区未来生计策略的发展趋势.3)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不同,主要影响耕地的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及粮食生产力水平.4)民族贫困区耕地资源缺乏、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以及农户自身劳动素质共同制约农户生计和耕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加强农户劳动技术培训以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加快土地综合整治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是民族贫困区提升农村内部发展能力,实现农户生计和耕地利用可持续性的根本途径.     

统筹城乡发展策略下基于生计风险诊断的农户后顾生计来源识别——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梁镇龙泉村为例

农户后顾生计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研究其来源不仅可以厘清不同类型农户未来生计发展方向,且能为制定相应的支农惠农政策提供理论参考.研究运用主成分法与改进BP神经网络相结合,通过参与式农户调查建立农户属性数据库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源,基于农户生计资产量动态划分农户,诊断其生计风险,从而识别不同类型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结果显示:(1)不同类型农户由于生计状况的差异导致其面临的风险各异,农业多样化发展型农户以自然风险和家庭风险为主,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主要为市场风险,非农多样化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主要为市场风险及体制风险,兼业化发展型农户兼具各种风险;(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风险程度差异明显,其大小顺序为:农业专业化发展型(0.92),农业多样化发展型(0.71),兼业化发展型(0.65),非农专业化发展型(0.55)和非农多样化发展型(0.46);(3)出于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的心理思考及适应政策的需要,不同类型的农户后顾生计来源组合差异明显.     

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分析——基于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农户调查

本文采用重点与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皮尔逊系数等方法,从微观尺度定量分析了永川区青峰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结构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农户的农业收入对农户实施土地流转的选择已基本没有影响,农村土地的流转对农户的增收却有很大的贡献。(2)农户土地的农业经营产生的经济效益远低于非农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收益,非农收入是现行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3)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最大收益者是用地业主,其次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农民的收益则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农户环境风险管理意愿影响因素评价

针对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村环境风险日益突出的问题,对农户环境风险的认知与管理意愿进行研究.通过对河北省11个地区283名农户的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数据,对农户过量施肥以及不当使用农药所带来的环境风险认知及管理意愿进行评价,并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环境风险的管理意愿受农户教育程度、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数、兼业情况、年总收入,以及是否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等因素的影响,并提出增加农户农业科学技术培训、制订农业生产规范以及提高农户环保意识等对策建议.     

基于田野调查的农户农业生产区位分析——以河南省巩义市吴沟村为例

以农户为调研单位对河南省吴沟村农业生产区位分析结果表明,距离、肥力、劳动力转移、兼业化都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产生影响.吴沟村农户农业区位的选择遵循以下规律:①距离对农业生产区位仍产生较大影响,地块类型仍按照菜地、好地、中等地、差等地有规律地分布;②在主要地块(面积较大,条件较好)种植主要作物——小麦、玉米;③即使经济状况较好,很多农户仍用人耕做,机械化程度低;④农户一般选择最近地块种植蔬菜、红薯等作物;⑤在劳动力迁移和兼业化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农户种植作物多样性减少明显,作物种植单一性现象突出.提出了改善吴沟村农业生产低效率的建议:①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②创新土地制度,加快土地流转;③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生计资本视角下土地整治绩效满意度研究——以四川省冉义镇为例

为评估土地整治绩效满意度, 选取四川省邛崃市冉义镇为研究区,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依据职业, 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以农为主兼业、以非农为主兼业及非农业4种生计类型, 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个方面构建生计资本测算表, 对土地整治区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生计资本现状进行评价。基于测算结果, 考察土地整治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 并采用Probit模型分析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农户生计资本略失衡, 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值较高, 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值较低; 2) 农户对土地整治工程的满意度总体上较高,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收入来源变化等因素对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教育程度、金融资本和生计活动开支对非农类型农户的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     

城乡统筹过程中农村居民点拆迁意愿分析——以武隆县长坝镇为例

城乡建设用地资源的整合是目前各地践行统筹城乡最主要的做法之一。本文以三峡库区典型山地区武隆县长坝镇为例,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影响农村居民点拆迁的意愿进行入户调查与分析,并针对影响农户拆迁意愿的因素安排合适的意见与建议。结果表明:①样区农户的居民点拆迁意愿呈宽谷式三区间(≤50%、51%~70%和≥71%)正"U"型格局,农户的居民点拆迁意愿整体较强;②拆迁意愿与人口因素间的关系总体随户均人口的减少而升高,随户主平均年龄的升高而上升,意愿80%的户均人口、户主平均年龄分别为3.86人和47.65岁;③拆迁意愿与房屋结构间的关系呈拥有(土)木结构和砖(石)木结构房屋的农户拆迁意愿强于拥有砖混结构;④拆迁意愿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随户均年收入的降低而升高,户均年收入3.02万元的拆迁意愿(≤50%)远小于户均1.72万元的拆迁意愿(≥71%);⑤建新区选址应尽量依托拆旧区,并对年长农户拆迁问题开展重点研究,尤其是考虑他们的生活习惯、恋土情节、支付能力等。     

城乡统筹过程中农村居民点拆迁意愿分析———以武隆县长坝镇为例

城乡建设用地资源的整合是目前各地践行统筹城乡最主要的做法之一。本文以三峡库区典型山地区武隆县长坝镇为例,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影响农村居民点拆迁的意愿进行入户调查与分析,并针对影响农户拆迁意愿的因素安排合适的意见与建议。结果表明:①样区农户的居民点拆迁意愿呈宽谷式三区间(≤50%、51%~70%和≥71%)正“U”型格局,农户的居民点拆迁意愿整体较强;②拆迁意愿与人口因素间的关系总体随户均人口的减少而升高,随户主平均年龄的升高而上升,意愿>80%的户均人口、户主平均年龄分别为3.86人和47.65岁;③拆迁意愿与房屋结构间的关系呈拥有(土)木结构和砖(石)木结构房屋的农户拆迁意愿强于拥有砖混结构;④拆迁意愿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随户均年收入的降低而升高,户均年收入3.02万元的拆迁意愿(≤50%)远小于户均1.72万元的拆迁意愿(≥71%);⑤建新区选址应尽量依托拆旧区,并对年长农户拆迁问题开展重点研究,尤其是考虑他们的生活习惯、恋土情节、支付能力等。
     

鄱阳湖滨湖区农户生计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7年和2018年鄱阳湖滨湖区永修县、新建区、德安县与庐山市4个县级行政区域的7个样本村的农户生计调查数据,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生计多样化指数和优势生计收入比例及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不同县域的农户生计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变化.研究结果表明:(i)滨湖区近城型比远城型村落更具生计优势,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存量占比较高,物质资本存量降低,人力资本较短缺,尤其是教育;(ii)滨湖区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增幅明显,且外出务工比例与农户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农户生计策略趋于兼农化和非农化;(iii)2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滨湖区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逐渐由单一的自然资本转变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的综合作用; 人力资本已成为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关键因素,与物质资本共同影响非农型农户的生计策略; 滨湖区农村家庭的生计和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家庭生计资本,而且还受到国家土地政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基于农户尺度的鄱阳湖平原水稻多熟种植现状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该文以多熟种植典型区域——江西省鄱阳湖地区为例,基于农户问卷调查资料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该地区水稻熟制的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i)在研究区内约66.47%的受访农户选择多熟种植的耕作模式且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ii)农户水稻多熟种植模式的选择主要受灌溉条件、地块面积、家庭规模、微地貌类型、农户对农业补贴的评价、非农总收入、旱灾等因素的影响;(iii)灌溉条件、地块面积、家庭规模、微地貌类型、农业补贴与农户水稻熟制的选择呈显著正相关,而不断爆发的旱灾频度和非农总收入的增多对水稻的多熟种植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iv)未来政府应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民进行多熟种植,以保障区域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