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禘祫论争及其意义

前　　言所谓 ,于《周礼》为以现天子主祭 ,祭皇室累代先祖的仪式。大体上说 ,是集毁庙、未毁庙的神祖 (牌位 )于太祖 (在周为始祖后稷 )庙合祭 (合食 ) ,是集毁庙的神祖 (在周为王季以上 )于太祖庙合祭的制度。但是 ,关于其实际情形 ,正如清代经学家毛奇龄《郊社问》说的 ,“二名先儒久相争执 ,予议论间亦无非散见其大意一于端” ,考究起来很困难。这一问题 ,自古有纠纷 ,早在西汉元帝时期以来的宗庙争议中 ,就如刘歆、班彪所说“经传无明文”、“礼文缺微” ,经传已无明确记载 ,因此可为典范的历代王朝实施的情形也不统一…     

老子道教祖身份的确立及原因探析

老子是先秦时期道家的创始人,其流传后世的有《道德经》一书。我国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同时也尊奉老子为教祖。可以说,老子尊崇身份的双重性在诸子百家之中绝无仅有。老子从道家鼻祖到道教教祖身份的转化过程其实更可以看作是从人到神的转化过程,从中我们更可发现这一转化过程中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因。     

神女:质疑与认同--苏轼诗词中巫山神女题材和典故体现的文化心态及其哲学根源

从“尽其自然之理”的哲学思想出发，苏轼在《巫山》一诗中对宋赋巫山神女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从“天下之同安为善”的政治观念出发，苏轼在《神女庙》一诗中重塑巫山神女形象，用以体现他的社会理想；从“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出发，苏轼在其诗词中反复使用巫山神女典故，对宋赋神女故事的情爱内涵予以认同，这三者的矛盾统一构成办轼诗词异彩纷呈的文学景观，表现了苏轼以张扬“性情”为特征的文化价格心态。     

中国茶道之父—皎然上人对中国茶道的创世之功（上）

一提起中国荣业之祖,肯定大家都会说是陆羽,他也被称为是茶神、茄圣、茶仙、茶祖,一连串光环!但我们认为荣业、茶学、茶文化与茶道是几个不同的概念或学科方向,中国茶业、荣学之祖应该是陆羽,然而我们认为中国茶道之祖除了陆羽以外应该还有另一名奇人,他与陆羽可以说是不相怕仲,甚或是更伟大更飘逸的无名英雄,     

叶适著作版本及佚文佚诗

叶适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南宋学者刘宰说：“水心叶先生之文，如涧谷泉，挹之愈深。”(《漫塘集》卷二四《书夏肯父乃父志后》)清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美叶适说：“文章雄瞻。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家。其碑版之作，简质厚重，尤可追配作者”；“能脱化町畦，独远杼轴，韩愈所谓文必己出者，殆于无忝。”(卷一六0《水心集》)     

清·康熙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碑

《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碑满清入主中原后,以京师(今北京)国子监为大学(太学),立文庙,一应依照前代左庙右学旧例。顺治二年(1645),清世祖应国子监祭酒李若琳奏请,下谕礼部:孔庙谥号加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顺治十四年(1657),从给事中张文光之请,孔庙谥号仍称至圣先师孔子,并令通行直省各学。(四库本《钦定国子监志》卷一世祖章皇帝谕旨条)     

读《骚》札记二则

一、释“降” 《离骚》:“摄提贞子孟(阝最)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降,下也……庚寅之曰,下母体而生。”后世学者多因之。按此说虽通,然未尽其义。“降”见于屈赋者凡十次,皆与神灵相关,“百神翳共备降”(《离骚》)、“灵皇皇兮既降”(《九歌·云中君》)、“帝乃降观”,(《天问》)是其明证。“降”字的神秘意味甲骨文中早已屡屡出现,如“帝降食受又”(《殷虚文字乙编》5296),“帝降不若”(《卜辞通篡》367)等,帝即神也。先秦典籍更不乏其例。故钱澄之《屈诂》云:“原自序其生     

孔传整理文献与重教兴学的活动

孔传，南宋人，南孔始祖。孔传重视整理古代文献，著有《续六帖》、《东家杂记》、《洙南野史》、《续尹植文枢秘要》、《杉溪集》等。其著作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献，尤其是唐五代及孔氏家族的历史文献。孔传也极为重视教育，不仅居家授徒，而且积极介入庙学，其刊刻的著作也大多与教育有关。孔传整理文献与重教兴学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宋时南孔族人的思想与作为，对南宋史学与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严羽“入神”审美说探析

从《易经》直到杜甫、殷番等有关“神”的说法，是严羽“入神”的先声和渊源。“入神”说包含了严羽最高的美学原则和审美理想，认为只有李白、杜甫之作才达到“入神”这一“诗之极致”的境界。“入神说”对明清、近代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九歌>无对唱说

屈原《九歌》，近人多以为其中有对唱。《九歌》中到底哪些篇是对唱，哪些篇是独唱；哪些诗句是男唱，哪些诗句是女唱；哪些诗句是巫唱，哪些诗句是神唱；对唱是巫与神的对唱，还是神与神的对唱，抑或是主巫与群巫的对唱；各家都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定，纯粹“以意为之”，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事实上，《九歌》本是祭歌。祭歌中所反映的全部乐神活动，都是由巫师执司其事的。巫师在祭祀鬼神时、一身二任，既代表他(她)自己，又装神弄鬼．诡称鬼神已经附体，代表着鬼神。同样的，巫师所唱的祭歌，则时而以巫师的口吻唱，时而又以鬼神的口吻唱，但都出自巫师一人之口。作为祭歌的《九歌》，正是巫师的独唱或合唱(独唱者一人而兼神、巫两种角色)，而不是男与女、神与巫或主巫与群巫的对唱。     

《山海经》兽形形象变形叙事类型探幽

《山海经》“宏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古今记异之祖”与“古今语怪之祖”，作为先秦文献中记载祯祥变怪物之最甚者，它对光怪陆离的神祗神格的叙述，通过兽形形象的变形得以呈现，可谓登峰造极，将原始初民朴拙的综合生命观念及虔诚的原始图腾信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成为变形叙事的一座高峰。纵览《山海经》，神祗神格的变形物象描摹可谓俯拾皆是，打造了无与伦比的变形神话叙事世界，其生成最大程度地借助了原始初民图腾崇拜的力量，通过天神、地祗、神兽神格的形象叙述，创造了俶诡怪诞、瑰丽旖旎的变形世界。依据人类与兽类变形的表现方式，《山海经》中的兽形形象变形叙事可凝炼为人兽嵌合型、兽兽嵌合型两种类型。     

魂灵画与鲁迅小说的思想特点

鲁迅说自己的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见《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他所谓的画魂灵,当然不单是指《阿Q正传》的创作,同时也指他的其他小说的创作。他的《呐喊》和《傍徨》中的一篇篇小说,可以说是一幅幅魂灵画。     

论郁达夫《毁家诗纪》中自传体诗文的书写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发表前为组诗添上注文,诗作抒情、注文叙事,诗文合璧,相得益彰;同时,国难与婚变的内容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组凄恻动人的自传体诗篇。郁达夫用旧体诗创作《毁家诗纪》,并用注文记录“毁家”的诸多细节,既是其“袒露自怜”性格的体现,也是郁达夫作为一个“骸骨迷恋者”以诗为舌、以诗为伴的本能选择。《毁家诗纪》是了解“郁王婚变”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郁达夫旧体诗创作的重要文献。《毁家诗纪》中的自传体诗文书写推动了旧体诗自传体诗文的发展。     

《九歌》艺术形象举隅

《九歌》大约是屈原被放逐在沅、湘流域时期的作品。 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午之乐,其辞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这句话作为这一章节的结尾，直译过来是：孔子说，“了解《易经》的变化道理的人，岂不就能知道神的所做所为了吗!”作为对这一章中前面大段文字所阐释的卜卦的过程、方法的总结，这一句结语落在了对《易经》强大力量的引申上，知道之人必知神。     

轻松60秒

改当方丈 老师在批改作文《我的老师》时，发现这么一段：老师，您像辛勤的园丁，送走了一庙又一庙学生，现在又在送我们这一庙~原来，该生将“届”子错写成了“庙”。     

西汉郊庙歌辞研究

西汉在礼乐文化方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郊祀体系。《汉书·礼乐志》和《乐府诗集》中保存下来的郊祀歌和宗庙乐即是汉代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本文在对汉代郊庙歌辞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汉郊庙歌辞虽然是以儒家面目出现在西汉礼乐体系中的，但却带有“非雅什”的特点，并对其原因作了论述。最后对其文学特色进行了简要阐释。     

《徧行堂集》文字狱案考略

《徧行堂集》是澹归和尚（1614-1680）所作的诗文集。乾隆＂寓禁于征＂是导致《徧行堂集》文字狱案发生的原因。南韶连兵备道李璜并非该案的举报者,而是赴丹霞山别传寺实施＂屠、逐寺僧,椎碑、毁塔＂的始作俑者。《徧行堂集》案牵涉甚广,＂株连僧俗五百人＂。这不是偶然的个案,是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镇压与钳制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而施行的文化专制手段。     

形神·意境·点化——古诗词技巧三题

形神形,就是形体;神,就是精神。形神作为哲学范畴,指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古代画家首先把“形神”引入绘画理论中,强调绘画既要写形,也要写神;既要“气韵生动”,又要“应物象形”。比如郑板桥画竹,“不特为竹写神,亦为竹写生。瘦劲孤高,是其神也;豪迈凌云,是其生也。”(郑燮:《郑板桥集·题画竹》)“写生”,就是描绘外形。古代文论家也把“形神”引入文论中,提出了状物、绘     

论《黄帝内经》对“神”的认识

《黄帝内经》论神篇目很多，从神的含义、形神关系，到神的作用、神的病证以及治疗养生等，阐述详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中医神学说，对研究中医心身医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