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中心城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测度与对比——以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中心城市为例

以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5座中心城市为例,构建旅游产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并运用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对案例区域各中心城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2010—2014年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区域中心5城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逐年平稳上升趋势,耦合度C∈[0.8,0.9],整体位于高度耦合阶段;协调度D∈[0.5,0.7],整体处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各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子系统发展程度各异,耦合协调度水平也存在一定差异。5座城市中,十堰的耦合协调度较高,3系统的耦合度较好,属于良好协调型;安康、汉中属于初级协调型;商洛和邓州目前正步入勉强协调发展水平。     

长三角中心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在构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测算长三角中心城市2008—2017年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三系统的协调度,以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其时空演化,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1)在时间上,长三角中心城市三系统协调发展呈现为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但热点城市范围在研究期内相对固定;在空间上,重心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始终保持“东南-西北”分布格局. (2)三系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及相对稳定的空间聚类格局,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3)市场驱动、交通通达、外商投资、劳动聚集、资源禀赋和旅游规模对该区域三系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与旅游效益的影响系数则显著为负.     

辽宁省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竞争力耦合协调性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辽宁省2002—2014年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竞争能力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辽宁省地级市的城市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水平并没有实现协同发展,以城市创新能力滞后型的发展状态为主.(2)辽宁省城市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水平的耦合度多以中、高程度为主,随着时间稳步提升;两者耦合度在空间上呈现出了"中心-外围"结构,表明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3)辽宁省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竞争力水平总体较为低下,城市类型以中、低协调度类型为主,时间序列上呈现出提升状态;协调度较高的城市分布于哈大-京哈高铁沿线,呈现出"人"字型空间分布格局,且以沈阳、大连为核心呈现出一定的"中心-外围"结构.     

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耦合及脱钩研究

运用耦合模型、改良脱钩模型及地理探测器方法,对2008—2017年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耦合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8—2017年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主要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度水平不高,时序变化不大.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濒临失调衰退阶段,耦合度与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吻合性,郑州、商丘等市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较大,时空演化稳定,但空间差异显著.整体上河南省各地级市承接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的脱钩类型有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2种,2008—2017年各地级市脱钩类型变化较大,局部地区的脱钩状态有所优化,但总体上相对脱钩和增长连结城市比重高于绝对脱钩城市比重.能源利用效率、科技投入、承接产业转移是影响河南省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其中科技投入对环境污染作用最大,但河南省的环境污染是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能源利用效率与工业发展、科技投入等因子交互后对河南省的环境污染影响重大.     

珠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与旅游产业时空耦合研究——以“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背景

以"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背景,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2009-2017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经济与旅游产业之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并从时间和空间2个角度分别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时间层面上,珠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各城市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趋势;空间层面上,珠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地区进入了高级协调阶段,呈现出良好的耦合协调状况.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为正确认识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及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协调程度，构建3个系统的2级指标评价体系，基于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9—2017年3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时序演化及空间差异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R&D人员全时当量、人均GDP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对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贡献率较高，3个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均存在省际差异变化，创新程度与产业结构优化整体上呈正相关、与生态环境状况呈负相关；从时间上，2009—2017年3个系统耦合度水平较高且部分地区年际差异变化大，而耦合协调程度较低且年际差异变化幅度较小；从空间上，该区域各省(市)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且呈集聚态势，各省(市)耦合度基本达到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整体较低且呈东高西低差异态势.     

湖南省城市人居环境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时空演变研究

运用耦合度和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03—2013年湖南省14个市(州)人居环境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并分析了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从整体态势来看,2000—2013年各市城市人居环境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指数均分布在0.4~0.5之间,整体上处于颉颃阶段;湖南省各市州(长沙除外)协调度指数均处在0.1~0.3之间,整体上处于低度协调阶段.从空间格局来看,耦合度指数整体上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度指数呈现"一高多低"的空间格局,即以长沙为中心呈同心圆式向外扩散,长株潭地区协调度指数总体水平较高.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原经济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空间耦合分析

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要素,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耦合关系.基于中原经济区32个地级市的城市化相关数据及生态环境指标,运用"PSR"模型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函数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原经济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空间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大部分地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空间耦合度处于磨合和高水平耦合阶段;空间耦合协调度分别为:低度协调耦合占21.88%,中度协调耦合占65.62%,高度协调耦合占12.5%.2)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空间耦合强度和空间耦合协调度情况为:高强度中协调性的城市占31.25%,中强度中协调性城市占34.38%.3)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与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而耦合协调度与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绥化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时空分析

构建绥化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运用静态协调度和协调发展水平模型,对2008—2017年绥化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情况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间上看,2008—2017年绥化市土地利用指数呈逐年上升状态,生态环境指数呈波动式上升,协调度处于中级或高级协调,协调发展度经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高级协调"的过程,总体处于协调状态,但协调程度不高;2)从空间上看,2008和2017年绥化市各县市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指数均存在地域差异,协调度地域差异较小,协调发展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望奎县由勉强协调发展向中级协调发展转变,绥棱县由勉强协调发展向初级协调发展转变,其他县市均保持原有发展状态;绥化市今后要改变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     

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通过构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探讨区域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发展总体上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上海、杭州、南京等区域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都相对较高,苏北和苏中地区城市相对较低.综合耦合度和协调度,将区域划分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区、磨合区、拮抗区和低耦合区4种类型.培育政策保障与政策调控机制、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旅游服务提升与市场推广机制、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等多元驱动机制是提高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