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旅游业已成为山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实现摆脱贫困任务的主导产业.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文以旅游业发展迅速且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尝试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环境5个维度构建旅游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给五个维度下37个指标进行权重赋值,测算出2010年－2018年恩施州旅游城镇化水平评价值,诊断旅游城镇化进程中的限制性因子.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提出提高恩施州旅游城镇化质量的策略及建议,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水平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甘肃省城镇化质量时空差异分析

城镇化质量是建立新型城镇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此外,《甘肃城镇体系规划(2013-2030年)》中指出甘肃省各地区城镇化建设差异较大、发展方式单一,与当地经济发展极不协调.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甘肃各地州市城镇化建设的特点,从经济发展质量、居民生活质量、城乡统筹质量及可持续发展质量等4个维度层选取了 18项指标综合构建了甘肃省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对2010～2019年甘肃省14个地州市的城镇化质量从时空二维尺度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甘肃省城镇化质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各地州市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但逐年缩小.各地州市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且各目标层内变化较大.居民生活质量是最主要的驱动因子,城乡统筹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安徽省城镇化质量测度与时空分异研究

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兼顾“质”与“量”、“时”与“空”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该文以安徽省为研究区,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及开放程度6个维度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构建的基于粒子群优化投影寻踪和系统聚类相结合的城镇化质量测度的新方法,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5年、2010年、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2005年～2014年安徽省城镇化质量不断提升,近10年的增长幅度为10.35%,3个研究时点各地级市城镇化质量的首末位差(3.375 4、3.275 7、3.029 5)、标准差(0.825 8、0.804 0、0.732 7)和变异系数(54.19%、51.81%、43.57%)显示各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存在差距但逐渐缩小.2)根据城镇化质量投影值的变化将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分为高质量、较高质量、中等质量、较低质量、低质量5种类型,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聚集特征,呈现“两高两低”空间分布格局.3)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是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对制定安徽省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16地市城镇化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时空错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两个方面,二者发展的时空错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矛盾.文章选取长三角城市群26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对2009—2019年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进行综合测度,通过泰尔系数、标准差椭圆模型和空间重叠性、空间错位指数及空间回归模型探究其时空格局、错位程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研究时段内,城镇化水平由“规模驱动”转向“质量驱动”,其变化取决于中低水平城市数量的替变转移上;随时间维度变化,城镇化质量提高显著,内部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规模内部差异扩大,规模结构不合理现象有所突显.2) 空间分布上：城镇化质量始终以中水平地区为主,高水平地区不断增加,低水平地区持续减少;城镇化规模始终保持“中部凸起”的分布格局,中等规模城市逐渐取代了小规模城市,成为区域主导的城镇化规模类型.3) 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且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现象主要由小部分城市的不匹配造成的.4)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人均GDP、每万居民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空间错位指数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均GDP和土地城镇化率对空间错位指数贡献最大,其他因素不显著.     

城镇化质量与消费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重庆从1997年正式直辖以来,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基于重庆市城镇化特点,从4个维度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1997-2013年的重庆市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测度.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并结合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数据,对重庆市城镇化进程中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进行解析.研究表明:研究时段内,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现阶段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处于完善阶段.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以发展型消费为主,生存型消费支出比重逐渐弱化,享乐型消费支出逐渐扩大.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优化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几点对策,从而促进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     

贵州省县域城镇化质量评价及其演变特征分析

科学认知县域城镇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可为促进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2008-2018年贵州省83个县域单元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及城乡一体化3个维度构建了县域单元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冷热点分析方法探析贵州省县域单元城镇化质量水平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8年贵州省各县域单元城镇化质量呈持续上升态势,其中城镇化质量中等别的数量不断增加,低等别的数量持续下降,但高等别的占比仍然偏低.(2)贵州省县域城镇化质量内在耦合协调水平偏低且区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稳步提升型主要分布在贵阳市区、六盘水市区、遵义市区以及仁怀市,缓慢提升型主要分布在贵阳市区周围以及沪昆高铁沿线,低水平保持型主要集中分布在贵州省东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3)贵州省县域城镇化质量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城镇化质量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贵阳-遵义沿线区域;城镇化质量热点区域保持在贵阳、遵义及其周边区域;次热区域毗邻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黔中地区;而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北部和东南部.贵州省应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抓手,补齐社会发展短板,持续提升县域城镇化质量和努力缩小区域差异;夯实黔中地区对贵州省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优化县域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     

福建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动态演化机理

基于“五位一体”发展理念,以经济增长度、社会发展度、生态适宜度、文化辨识度、制度接受度为研究思路,运用熵权法对2008-2017年福建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空间自相关、时间权重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动态演化机理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区域差异明显,高水平的城市发展主要以厦门市和福州市为主,泉州市的城市发展呈现出中等水平状态,而其他城市则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福建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且表现为正向相关性,空间集聚类型呈高值集聚;城镇化率与城镇化发展为质量同步型,主要表现为以厦门市、福州市和泉州市为主的HH型及其他地级市的LL型.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逐年提升,表现出两极分化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地域差距明显;在局域尺度下,城镇化发展质量呈现出向高水平发展的动态过程,表现出两极-多级分化分布,区域间差距趋于分散.     

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与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

以安徽省为研究区域,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及开放程度等6个维度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在定量测算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5年、2010年、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的基础上,借助协调度模型对安徽省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调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05—2014年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呈小幅度上升趋势,增长幅度为16.79%,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对城镇化质量的拉动作用较大;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处于上升态势,由低度失调向多层次协调发展转变,但协调度的整体水平较低,截至2014年仍然有一半的城市处于弱度协调状态;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具有聚集特征,呈现"两高两低"空间分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今后应将提高人口质量、改善生态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高开放程度等作为促进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产城人”视角下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和影响因素研究

从"产业""城市""人口"三个维度构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近三年16地市的城镇化数据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安徽省各类地区产业、城市、人口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城镇化质量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不同区域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且在"产城人"方面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应分类发展,加快构建省域城镇化发展的协调联动机制及相关补偿机制。     

新型城镇化对张家界旅游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张家界为案例地,综合运用熵值法、线性加权法、泰尔指数、变异系数及DEA模型等研究方法,探析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效率的演化特征,进而借助Tobit模型从人口、经济、土地、生态、社会5个维度辨析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值为0.481,综合水平由0.061上升到0.920,呈稳步上升趋势;土地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发展趋势大致相同,经济城镇化发展最快,人口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较为滞后,但各维度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相对差异逐渐缩减;(2)旅游综合效率均值为0.883,亟待优化;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67,资源配置水平较高,而规模效率较低,是限制综合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3)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生态城镇化均对旅游效率产生显著影响;而土地城镇化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有待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