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市耕地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根据日照市2000—2011年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资料，分析了日照市12年间耕地数量变化特点．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影响耕地变化的16个社会驱动因子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农业科技进步和交通发展是影响日照市耕地数量变化的4大驱动因素．     

重点农业基地耕地面积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以江西省吉安市为例

对江西省吉安市2001—2010年期间耕地面积变化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采用重心坐标分析法与逐步回归分析法等方法计算与分析了吉安市耕地动态变化的特征及其主要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0年间,吉安市耕地数量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先迅速下降,后缓慢上升;2)耕地年际变化率存在较大差异,区域之间耕地动态变化度和耕地利用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3)耕地重心的变化幅度略大于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变化幅度,人口、经济重心的变化趋势与耕地面积重心的变化趋势相反;4)人口数量、粮食单产和人均财政收入是影响吉安市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社会驱动因子;影响耕地复种指数变化的社会驱动因子有人口增长率、粮食单产增长率和城镇化率增长率;影响垦殖指数变化的社会驱动因子有财政收入增长率与城镇化率增长率.研究结果可为了解吉安市及我国中部地区耕地的空间动态变化特征,制定我国重点农业生产基地的耕地资源管理政策与发展战略等提供理论依据.     

鄂南贫困丘陵山区耕地时空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耕地变化是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其变化和流向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基本态势．利用鄂南贫困丘陵山区的统计资料，对本区近50年来的耕地数量变化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应用相关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对近10年来鄂南丘陵山区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力因子进行了定量研究，建立驱动因子回归模型．结果表明：鄂南丘陵山区耕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北部平原丘陵地区下降快，南部丘陵山区下降慢；近10年来，鄂南贫困丘陵山区耕地资源变化主要受经济因子、人口、房地产政策及耕地开发强度的影响，特别是经济、人口因子强烈影响耕地面积的变化，是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这为合理地利用和保护耕地提供了科学依据．     

临沂市耕地数量变化分析

利用52a耕地长序列统计资料，研究揭示了临沂市土地开发的特征和耕地数量变化的过程，剖析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及其作用，提出了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长江三角洲地区县域耕地变化驱动要素研究--以原锡山市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要素研究，是当前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研究的热点和关键问题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速，耕地非农占用量大，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突出。运用相关分析、主成份分析和回归分析等,通过对典型区原锡山市耕地数量、质量变化驱动要素的定量分析，探讨了县域耕地变化的驱动要素，为进一步研究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耕地变化提供借鉴，为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服务。     

耕地利用变化与人文驱动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以襄樊市为例

根据襄樊市1994年～2005年的耕地利用统计数据,利用Excel和Arcview3．3软件分析耕地利用的时空动态变化,并采用灰色关联方法揭示促使襄樊市耕地利用变化的人文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人口迅猛增长、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是促使襄樊市耕地利用变化的主要人文驱动因素．     

潍坊市耕地数量变化状况及其保有量预测分析

基于1993-2012年的统计数据资料,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相对变化率及主成分分析法对潍坊市的耕地数量变化状况及其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运用灰色预测法中的GM(1,1)模型对潍坊市未来20年的耕地面积变化状况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表明,20年间潍坊市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且区域性差异较大,各县市区的变化幅度不同;人口增加、社会经济进步和农业科技进步是影响潍坊市耕地数量变化的3个主要驱动因子;潍坊市在未来20年中耕地数量不断下降,且年递减率增大,人地矛盾突出.     

济南市耕地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以济南市为研究区域，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统计技术，分析了济南市耕地变化的数量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在这十年内耕地面积发生了重大变化，面积减少4．26％，前五年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后五年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林地，其他类型用地转化为耕地的量很少；②随着海拔和坡度的增加，耕地转入转出明显减少；③耕地变化区域之间差异大，天桥区减少幅度最大，济阳和商河县面积略有增加；④本区的耕地变化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尤以政策和人口经济发展压力为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加强本区土地管理的重要性．     

四川省50年来耕地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子研究

根据不同的经济政策时期对耕地的不同影响情况,将1952-2003年分为3个时间段：1952-1983,1984-1998,1999-2003年,以SPSS统计软件为工具,利用各段的耕地数据资料,分别分析了耕地变化情况及其驱动因子,同时还对50年的耕地变化情况进行了总体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再运用多元回归分析,预测出2020,2030,2040年的数量．结果表明,50年来,四川省耕地数量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人口因素、农业科技进步因素和经济发展动态因素是其主要驱动因子。     

贵州省50年来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特征及其与粮食产量的关系研究

贵州省耕地资源不足、人口增长速度快、粮食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利用贵州省近50年的统计数据，分析耕地面积的变化过程及其驱动因子，并对耕地和粮食数量变化的相关关系作了初步研究．贵州耕地面积变化经历了快速增加-缓慢减少-快速减少-平稳减少=缓慢增加5个过程，驱动因子可归结为经济建设、农业发展、交通建设及人口压力4个方面；用耕地面积和粮食总产量的变化率进行的耕地和粮食的相关分析显示：1969年以前两的变化呈同向波动，粮食增产主要来源于耕地面积的增加；1969年以后基本呈反向变化，在大部分年份，耕地减少的同时粮食实现增产，单产的提高是增产的主要途径．     

NECT上农牧交错区耕地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从中国东北样带（ＮＥＣＴ）内的农牧交错区选择典型样点作为研究单元,经分析得出该区域属样带上近年来耕地变化最明显的区域;在此基础上,对可能影响耕地变化的自然气侯因素和人口、社会经济因素等分别进行相关分析,进而得出该区域近年来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初步结论为：人口是农牧交错区对耕地变化影响最大的驱动力,次之为经济发展,再次为技术水平。     

盆周山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

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在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的数量、程度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引入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强度值指标．通过运用主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建立了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因素中的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发展、退耕还林政策是影响雅安市耕地利用发生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退耕还林政策和粮食产量是林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是未利用土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最后，总结了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特点及其影响因子，并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科学地进行退耕还林工程、合理地调整农业内部土地利用结构以及推进农地流转与集中等方面，就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管理，尤其是如何有效协调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经济关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大城市边缘区LUCC驱动力的时空分异研究——以北京昌平区为例

基于GIS和数理统计分析,以北京市昌平区为例,采用1996—2004年土地利用数据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空间分析与时间分析结合起来研究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在空间上,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从自然因素、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3个角度选取与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的驱动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耕地与建设用地间的转换,主要与非农业人口增量、第二产业产值和河流远近有关;农用地类型间的转换主要受坡度、海拔和距河流远近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建设用地类型间的转换主要由城市化和产业布局的变化引起;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则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建设用地向农用地的转换主要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在时间上,通过定性分析,发现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与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以及政策驱动直接相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与非农业人口和GDP之间呈现良好的对数正相关,耕地面积与非农业人口和GDP之间呈现良好的对数负相关,农业结构调整政策是耕地向园地、林地的流转的主要驱动力,生态退耕政策则是耕地、园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未利用地转换成为林地的重要驱动因素。     

1986-2007年中国耕地面积时空变化分析

根据统计数据,运用逐步回归方法分析了我国1986-2007年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在减少,1999年以后减速加快.以1996年为界线,中国耕地面积从1980-1990年东部部分省份锐减、中西部大部分省份增加的格局转变为1996-2007年的西部锐减、中部次之,东部减速缓慢的格局.1986-1996年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因素是城市人口和人口自然增长率,1996-2007年主要因素是第二产业产值、全国总户数,1986-2007年主要是城市人口、第二产业总产值、乡镇企业增加值及耕地总量平衡政策的发展.     

基于遥感和GIS的尼洋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以1978年的Landsat MSS、1988年的TM和2001年的ETM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对影像进行了最大似然法分类，得到三期土地利用图，用GIS空间分析技术，通过引入转移矩阵、变化动态度指数等，对尼洋河流域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三期土地利用图中，裸地是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1978—1988年和1988—2001年两个时期中，耕地面积变化最大且增长速度最快，其重心先向西北移动然后转向东南区域；草地在西北和东南区域增加尤为明显；裸地则持续减少，主要转移为耕地和草地，重心明显西移；林地在前十年先是增加，而近十几年来由于开垦为耕地而持续减少；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政策因素等人文驱动力决定着尼洋河流域的土地利用变化趋势。     

商丘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

基于1990年和2004年的TM遥感影像数据,借助遥感图像处理软件ERDAS、ENVI和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进行分析,得到商丘市两个时相间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采用了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开发度、土地利用耗减度、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等模型对土地利用状况进行定量分析评价,并通过Markov链对商丘市2018年、2032年的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表明,14年间商丘市主城区土地利用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尤以耕地和建设用地变化显著,期间耕地面积减少了208.38 km2,而建设用地增加了141.89 km2,最后,基于耕地压力指数分析了耕地数量的变化对于该农业大市的粮食安全的影响,商丘市的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迫切需要保护耕地的数量和质量.     

兰州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社会驱动力研究

以典型河谷型大城市兰州市为例,剖析了其1980—2000年20年来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情况;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驱动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河谷地形影响,兰州市城市空间扩展受到限制,20年来土地利用虽然处于发展期,但土地利用类型总的变化速度不大;城市化和工业化、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是其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社会驱动力.     

1980-2015年扎龙湿地景观动态变化分析

基于扎龙湿地1980—2015年7期土地利用数据、近35年气象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利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与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对扎龙湿地近年来景观类型时空变化、景观格局变化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等问题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近35年来,扎龙湿地西北、中东和西南部地区景观类型空间变化明显,受人类干扰严重．沼泽地面积减少最多,耕地面积增加最多,草地、林地、未利用地面积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水域和建筑用地面积变化不大．2）在1995—2005年扎龙湿地景观破碎度较高,且2000—2005年变化显著．耕地、林地和草地面积增加,水域、沼泽地面积减少对景观破碎化有直接影响．3）温度增加使湿地水体的潜在蒸发量增大,影响湿地水量平衡．大型水利设施、补水工程的修建有效缓解湿地缺水状况,同时也打破湿地的自然生态水文模式,加剧湿地景观破碎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与可持续发展都面临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