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昭君 咏不尽的情怀——元以前昭君诗的演变及内蕴试析

昭君诗的内容随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昭君诗的立意主要有三种：单纯咏史；借古抒怀；借古咏今。昭君诗内容、立意的发展演变，体现了咏史诗由单纯咏史向诗本体的回归。昭君诗对其它咏史诗和整个中国诗歌产生了影响，诗人们“求新”、“求异”的精神给我们文学创作以启示和借鉴。     

黄遵宪、梁启超诗歌理论批评及其它

中国文学至“戊戌维新“运动前后才在总体上有了剧变,“现代意识“方在此期逐渐确定.因此,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应从1898年前后开端.黄遵宪的诗论较为系统,在反叛传统诗歌的基础上,他从诗歌的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等诸方面提出了诗歌的革新主张,有些论述已呈现出现代白话诗的雏形.梁启超在论诗上比黄遵宪要大胆和急进.他提出的“三长“说涉及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但“旧瓶装新酒“的诗界“革命“论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对诗歌音乐性的提倡值得我们思考.     

“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味”这个概念曾被诗论家们普遍地用来评价诗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观点——“诗味”说。“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古人对诗歌审美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认真研究“诗味”说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诗歌的本质与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论新诗诗形建设及诗体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诗体是对诗的属性的制度化的具体呈现,指诗歌作品的语言秩序及语言体式.诗是最讲究"体"的文体.外国诗歌和中国古代诗歌都形成了相对定型的诗体,如西方诗歌流行十四行诗体.中国古代诗歌形成了格律诗体.新诗是打破"无韵则非诗"作诗信务的特殊文体.长期轻视诗体建设.新诗已经有了近百年历史,现在已经具备了进行诗体建设的条件.百年间在新诗诗体建设上已经有了很多经验与教训.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诗体建设.诗的体式包括诗的韵律形式和语言的排列形式,在诗体建设中,特别要重视诗的形体建设.     

九叶诗派诗学理论探析

九叶诗派以艾略特的诗歌主张为参照系，推崇“新诗现代化”的诗学理论，探寻并确立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一新的诗美原则，在特定的战争年代建构了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歌与诗论，他们是“新诗现代化”自觉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有力地推动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     

人当在野名偏著,陋可名轩学不穷——论明遗民吴嘉纪的诗歌

明清易代,清兵南下,江南一带的抵抗最为强烈,遭受的破坏和损失也最为严重。吴嘉纪作为扬州、泰州、镇江一线布衣诗群的代表人物,是清初著名的遗民诗人、布衣诗人、盐民诗人,其诗几乎涵盖了明末清初的所有大事件,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艰辛和悲惨生活,堪称“诗史”。本文拟从生平行藏事略、“以诗为史”的写实诗歌和其诗歌艺术特色三方面来解读吴嘉纪其人其诗。     

现代与传统——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诗歌的转变

五六十年代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使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

“知人论世”是从诗歌生成机制和创作原理的角度提出的批评方法 ;“以诗解诗”是从诗歌文本出发 ,着眼于微观的批评方法 ;“识鉴诸家”是从宏观角度进行诗歌批评的方法。古代诗论家所提出的三种方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关于"朗诵诗"的讨论

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艺术家们为促进诗歌朗诵运动的蓬勃发展,纠正“纯诗”的影响,使抗战诗歌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对“朗诵诗”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这些探讨集中在“朗诵诗”的存在意义、“朗诵诗”的内容与形式等问题上。这种讨论促进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的口语化、散文化,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警示作用。     

中国诗歌流变

中国诗歌流变，由诗而词，由词而曲的过程，显示了诗词发展的独特规律－－音乐化运动、俗化运动，因而唐诗宋词元曲之后的流变方向则应该是当今的歌词，而不是“五四”以来的新诗，并且歌词必将主宰未来诗坛。     

论"初期白话三诗人"对新诗的贡献

胡适、沈尹默、刘半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事新诗创作并发表诗作的诗人,可称为“初期白话三诗人”。在中国现代新诗的草创期,“初期白话三诗人”的新诗理论和新诗创作都是很有探索意义的,对现代白话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切尔卡斯基的中国新诗翻译与研究及其压卷之作——《徐志摩：在梦幻与现实中飞行》

切尔卡斯基是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汉学家,从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仅中国新诗选集,他就翻译出版了十余种,可以说,几乎涵盖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全部,对俄罗斯的中国新诗歌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支撑.他的《徐志摩：在梦幻与现实中飞行》可谓是其翻译与研究的压卷之作。     

禅乃诗家切玉刀——从废名的新诗诗论和创作探讨佛教对其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诗坛，废名是一位突兀不群的具有现代主义诗风的诗人。他善于把禅宗与人生思考汇而为一，创造出具有现代气息的禅趣诗。近年来探讨废名与佛教关系的论文较多，但大多都锁定在其有限的几首诗内，本文从废名先生的新诗诗论和常被人忽视的几首诗来探讨佛教对其的影响。     

新诗的立场:钱玄同与《尝试集》

钱玄同以小学大家介入新诗批评,并与当时的新诗人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他以"用今语"与自由表达相结合,而新诗实验作为基于语言革命的文体实践,其目的正在于为崭新的时代激情寻找一种确切的表现形式。他主张新诗应脱尽文言窠臼,却并不反对胡适特别是一些青年诗人亲历亲尝,借铸词炼句保留鲜活的感受来诉诸读者。他强调新诗应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取消种种文妖以能文相炫耀的特权,而用白话写作确是关乎新诗人价值立场的传达,尤其是在对新旧两种镣铐枷锁均保持警惕的情况下。     

何其芳诗歌理论批评述论

何其芳的诗歌理论批评延续了自五四以下中国新诗学的学术传统，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具有桥梁的作用，在诗歌本质上，何其芳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和完善，现代格律诗理论是何其芳对中国新诗学的独特贡献，但尚未解决节奏理论的关键问题；同时，他把新诗的出路仅归于形式本身，具有明显的弱点，在的诗的批评实践中，何其芳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诗歌批评的基本规范，即遵从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客观，兼容，提介学术批评风落和独立批评的人格精神。     

天鹅的绝唱--朱湘诗歌论

本文从朱湘诗歌中的意象和意境入手，分析了朱湘诗歌特有的孤清涔冷的风貌。同时，探讨了朱湘如何通过对中西方诗歌的借鉴完成了对新诗形式的改造和建设，确立了自己中国新诗史上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历史阐释方式与历史观念

中国古代咏史诗可以归纳为感史诗、述史诗和议史诗这三种主要类型,各自有其不同的历史阐释方式。感史诗更多依赖直观感悟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咏叹历史,侧重对历史的整体渲染和直觉判断;述史诗主要以一种克制隐忍的目光来捕捉历史、剪辑历史,委婉地传达诗人的复杂历史情绪;议史诗主要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来剖析历史、解读历史,惯于对具体的历史细节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反思。这三种咏史诗的历史阐释方式彼此相互纠结缠绕,体现出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历史的复杂情绪和在历史观念上的矛盾与思想冲突,即在历史认知观上的＂历史可知观＂和＂历史不可知观＂的矛盾、在历史范畴观上的＂历史有限观＂和＂历史无穷观＂的争议、在历史本质观上的＂史理本质观＂和＂史情本质观＂的分歧。     

接受美学视角下中诗英译的两难选择

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对于作品价值实现的重要作用.中英诗歌在各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从接受美学的视角,以《诗经·采薇》两种译文的欧美国家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可接受性测试为出发点,研究中诗英译的可行性策略及对传播中国文化的现实意义.     

卞之琳新诗格律与主题关系论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卞之琳是一位具有独特诗风的诗人。他的诗短小精悍又哲思深远,并且在新诗的格律化方面有颇有建树。他将诗歌规律与诗歌所反映的主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诗歌的形式和韵律都为主题服务,同时,又通过诗歌的形式和韵律使主题可观可感,强化了读者对主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