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徽州民谣看明清徽商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徽州民谣是徽州人民创作、吟诵、口传心记的民间口头艺术,是写在徽州人心中、流传于民间的另类重要的“徽州文书”.徽州民谣在历史上曾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是徽商历史的真实写照,具有特别的认识价值.通过对徽州民谣的分析和解读,再现了明清时期徽商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探究徽商产生、发展、壮大的文化根源.     

对明清徽州妇女守节依靠的研究

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异常突出。在以男性为主的传统小农社会，丈夫的丧失无疑使妻子失去了依靠。一般来说寡妇守节、未婚女守贞，必须有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才能生存下去并守住节操。在明清时期微州的节妇、贞女当中，有部分家庭条件较好，衣食无虞，但大多还是非常困难的，她们只得依靠自身的辛勤劳动来维持生活。明清时期，国家鼓励妇女的贞节行为。徽州社会是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妇女的守节、守贞往往会得到国家、宗族以及亲属的援助。但也有相当的贞节妇女无依无靠，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     

宗族村落视野下的明清科举文教事业实证研究——以婺源济溪游氏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徽州科举文教事业全面辉煌,但在区域内部却呈现出地理空间、宗族村落和时间序列等方面的非均衡分布特点,这同区域经济发展、宗族人口繁育、宗族对教育的重视、家庭职业分途、时代大背景等众多因素密切相关。明清时期徽州科举文教问题历来是徽学研究的重点,但集中于某个村落宗族的微观个案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清代乾隆年间续修《济溪游氏宗谱》为主要资料,以宗族村落为观察单元,深入详尽考察明清时期婺源科举文教事业的时空格局及其发展实态。     

明清以来徽州茶商在上海

本文考察了自明清始至民国时期徽州茶商在上海的活动概况，具体分三个阶段论述，分别论述了各个不同时期徽州茶商的活动情况。探索了旅沪徽州茶商的发展脉络，并简要分析徽州茶商在上海所处境遇的变化和原因。     

浅谈徽州古建筑中的三雕艺术

文章意在阐明徽州古建筑中的砖、木、石三雕在建筑中的作用和意义,建筑三雕体现了徽州匠师的艺术创造和审美观,通过建筑形式的塑造,成就了明清时期皖南民居建筑风格.徽州三雕题材生动、寓意吉祥、经久耐用、装饰效果好,充分体现了地方特色,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奇葩,应该加大力度保护、整理和利用.     

明清黟县胡氏经济变化探微——以《乾隆黟县胡氏阄书汇录》为中心

明清时期的分家阄书是研究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同时对经济生活研究也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乾隆黟县胡氏阄书汇录》记载了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至清乾隆九年（1744）共计180年胡氏家族八代人的财产阄分情况。胡氏家庭经济在明清两代呈现上下波动状况,这与家族经营管理,命运坎坷,人员兴寡有着较大的关系。此份材料向我们展示了明清徽州社会基层家庭生活基本状态,有起有落,影响因素多,使人们得以进一步地了解徽州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化。     

徽州古村落形成与发展的地理环境研究

徽州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黄山、天目山和白际山脉环绕徽州四周,山脉之间形成休(宁)歙(县)、黟县、祁门等盆地,源于四周山脉的新安江及其众多支流回环全境,形成闭塞而景色秀美的自然环境,为历史上中原地区因战乱等原因形成的南迁人口提供了重要的迁徙地.大量中原人口的迁入,给徽州带来了封建宗法制度,促进了徽州的文风,同时也加剧了徽州的人地矛盾.明清时期的徽商,为徽州古村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历经千百年的发展,“秀丽山水”、“文风昌盛”和“富甲天下”终于成为明清时期徽州古村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主要内涵.     

晋徽商子弟科举教育程度比较分析——以蒲州、太原与徽州进士数为例

通过抽取明清时期山西教育发达的蒲州、太原与文风鼎沸的徽州在进士数量和分布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由于蒲州、太原与徽州进士数量与晋徽商两大商帮教育程度的密切联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阐明晋徽商两大商帮在科举教育方面的发展程度。     

徽州历史文化资源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以徽州古祠堂为例

徽州古祠堂是徽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法家族制度;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利用徽州古祠堂相关资源和历史文化,同时也是更好地对外宣传徽州文化,对徽州古祠堂相关信息数据化进行了研究,提出建设一个徽州古祠堂特色数据库平台,从特色数据库平台建设资源选择对象和数据库结构设计以及物理实现3个方面展开研究和论述,以期能够为徽州文化历史资源的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为其他徽州特色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徽州民谣看徽州女性的生活

一直以来,对徽州文化的第一印象莫不是徽商,他们在明清时期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很少有人去关注那些在他们的身后,深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思想的迫害,长期过着悲惨、压抑的生活,却依然坚忍不拔,勤劳善良,为家庭的稳定和睦做出贡献的徽州女人,她们也有自己的追求,向往着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一切,在一首首生动古朴的徽州民谣中有着真切的写照。     

关于汉语的"给"和日语的"くれる"、"あげる"

日语授受动词中的"くれる"、"あげる"经常被人等同为汉语的"给".其实,从日语的语言习惯上看,"くれる"、"あげる"还具有授受动词的方向性和恩惠利益性的含义.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论《孔乙己》的叙述者

针对《孔乙己》叙述说法不一的情况,我们认为《孔乙己》作为第一人称回忆性叙述本,其中小伙计“我”必然包含两个自我,即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真正的叙述应为叙述自我,而且是可靠的。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本体现出的对孩子的关注意识和作强烈的自省意识。     

卡夫卡的人生"假设"和"预测"

本文本着探讨《变形记》本义和作者的主观价值指向的阅读原则，视主人公的“变形”为一种人生假设，认为作者通过这一假设预测了自己的人生结局。同时认为该作品存在着两种“异化”：格里高尔的生理“异化”和家人的心理“异化”，而后者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论《梧门诗话》中的"毗陵七子"

<梧门诗话>为清人法式善所著,是研究乾嘉诗坛诗人思想及其诗歌作品的重要文献."毗陵七子"作为一个地域性的文人群体,其名俱列于<梧门诗话>,然而,"七子"之称并未在本诗话中出现,可能与对文字狱的避忌有关."七子"在本诗话中分散出现,频率大致与各人知名度吻合.法式善在选录七人诗歌时,角度有异,但总体评价均甚精准,并影响后世研究.七子均在诗话中出现,既与法式善的交游广泛有关,也与七子之间频繁唱和有关,是这个文学群体创作实力的展示.     

湖北崇阳话中的“点子”和“点把”

崇阳话中表程度的副词很丰富。其中,“点子”和“点把”使用得较为频繁,意义和用法比较复杂。当然,未加特别说明,本文中的“点子”是表示少量的意思,并非等同于“主意”的名词“点子”。纵观汉语发展史,“点子”这个词在现代汉语口语是存在的,但在近代汉语里出现得很多。“点把”这个词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没见到,但在方言里并不罕见,尤其是湖北等地的方言中．如武汉话。本文通过描述、比较武汉话崇阳话中的“点把”和“点子”,来深入分析崇阳方言中较为特殊的“点子”和“点把”的意义及用法。     

论《文选》“奏记”类

奏记以公府为对象,作为上行文的郑重性略次于奏笺。《文选》“奏记”类唯选阮籍《诣蒋公》一篇,为辞太尉蒋济之征辟而作。李善注引《晋书》以“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论其辞征之由,几成定论。其时司马氏与曹氏集团的斗争尚未表面化,阮籍辞征和对司马集团的政治态度无关,纯属个人服膺老庄处世观念的结果。     

谈《文心雕龙》中"巧"字的用法

《文心雕龙》中50多次用到“巧”字，涉及到练字、炼词、章句、篇章等多方面的写作技巧，构思立意，想象思维之敏捷、碰巧、细巧等多种涵义，内涵丰富多彩，运用灵活得体，是《文心》中又一个重要的概念。     

比较《语法》《要略》《语法论》对语气的研究

文章通过比较《中国现代汉语》、《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论》三家对语气问题的分析,认为三家的研究对现代汉语语气系统的建立、对句类的划分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由《老子》中的“水”看其“不争”的人生哲学

有关《老子》人生哲学的论述很多,而我们则从《老子》中的"水"所反映的"不争"思想的角度去审视其人生哲学。要理解这种哲学需要用"不争"的心灵和态度,把"不争"作为处世为人的准则,并将之升华到对人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