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的“过时”——论戴望舒诗歌创作的认同与选择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取法“象征派”,被认为是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戴望舒对“象征主义”的选择,不仅有个人创作技法上的借鉴以及诗歌发展史意义上对语言和形式的注重,更是他内在的心理诉求,与其精神上的危机相连.但留法的戴望舒却没有进一步展开象征主义诗歌创作,而是转向对西班牙语系现代主义诗歌的认同.“象征主义”之子“革命”和“西班牙”之于“现代”都有着“过时”的标签,戴望舒以双重的“过时”加身,是在无奈与坚持中彰显了现代中国问题的艰难和复杂,以及一个中国现代诗人可贵的主体意识.     

论戴望舒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接受

戴望舒诗歌创作深受法国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戴望舒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自觉传承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融会意识构成其创造性的诗歌美学观。戴望舒的创作实现着中西诗学“融会”的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将中国新诗推向一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艺术领域。     

谈马拉美诗论及其它

中国现当代诗歌受西方象征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颇大,从五四新诗到20世纪70、80年代的朦胧诗都可见到象征主义的影子。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人发现象征主义的诗歌理论与我国古代的诗论有许多相同或类似的地方。意象主义者们津津乐道的现代话题,其实在我国古代诗人的诗里都可以找到。象征主义领袖马拉美诗歌理论与中国传统诗论有着相似之处,还可将他的诗歌和我国古代诗人李贺的诗歌作一比较。     

浅谈改写理论对文化推介的价值

从对《红楼梦》与“熊猫丛书”的译介分析可以看出文化改写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有重要价值.通过对操纵改写诸因素（改写的形式、意识形态、赞助人和主流诗学等）作用的分析,阐述了改写理论对文化推介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寻找一条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有效途径,对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象征主义析论

象征主义析论项晓敏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个文学思潮流派。阿瑟·西蒙斯说：“没有象征主义就不可能有文学。”理解象征主义有悖于传统文学的审美观念，把握象征主义丰富而复杂的美学内涵，认识象征主义美学价值与艺术审美特...     

“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运筹帷幄创新纪元"--华南交易网创新交易开幕仪式举行

“钢材交易模式革新性转变，改写中国钢铁物流业历史！” 从“地摊式”到“超市式”交易，从现场看货到电脑选货，从传统钱货两迄到远程网上交易，这些变化正悄然成为乐从钢铁交易的主流。这是记者日前从华南交易网创新交易模式开幕仪式上获悉的。     

福克纳与法国象征主义

1919年8月6日,《新共和报》(New Repnblic)上第一次刊登了威廉·福克纳的文学作品“L’APres—Mididum”。这是他按照法国象征主义作家斯蒂芬·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的精巧作品《egtogue》改写成的一首诗。其后十多个月中,福克纳在《密西西比人》(The Mississippian)报上发表了十三首诗:一首是改译的马拉美的     

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批判理论的批判与中国语境的规范

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文化产业的兴盛带来了许多理论话题与现实问题。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 ,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 ,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 ,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 ;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 ,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论郑敏前期的现代主义诗作(上)

郑敏的现代主义诗创作，彻底明确了象征主义与后期象征主义的分野，这种分野是从形式上的“气体诗态”向“固体诗态”转化，从内容上的沉迷于“小我”的哀伤到“对现实的大面积介入”的转换而完成的。当然，这种分野的明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郑敏一个人来完成的，在郑敏以前，现代诗的转型便已悄悄开始，冯至、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其他现代诗人更是从创作和理论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郑敏广泛吸取了前辈们的经验，再加上西南联大神话般的文化氛围与郑敏独特的心智、知识结构，使她成为了４０年代现代诗的“集大成者”，使她的诗歌转型最为彻底。     

国风集团自主创新喜获“中国名牌”

9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名牌产品表彰大会上，国风塑料薄膜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2006年中国名牌产品”称号，这不仅改写安徽省塑料行业无“中国名牌”的历史，也使国风集团成为国内同行业唯一同时获得“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三项殊荣的企业。     

《吉姆爷》中的象征主义之塔

康拉德是一位承前启后、伟大而深刻的作家。他在小说叙事技巧的革新、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尤其他运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赋予小说丰富深刻的含义。《吉姆爷》是他的最伟大小说之一,象征主义手法在此小说中运用的淋漓尽致。从大海到丛林,再从白与黑到戒指与火光使得象征主义手法在这部小说中无处不在;更使得这部小说的内涵得到深刻的体现。     

“形式”转换：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

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学术演变集中体现在对“形式”的不同理解上。具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将之阐释为以“手法”为核心的陌生化美学体系,布拉格学派则将之阐释为“结构”。仔细辨析他们的理论探索,可以发现两者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在俄国形式主义内部,存在着从早期的“手法”到晚期的由“系统”整合“功能”的转变;在布拉格学派内部,存在着将“系统”改写为“结构”的转变,进而把形式主义改写为结构主义的转变。在上述转变的基础上,布拉格学派继承并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建立了成熟的结构主义理论体系。     

《狂人日记》创作方法之我见

对于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这篇警世之作的创作方法,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九二三年十月,沈雁冰同志在《读〈呐喊〉》一文里,就指出它的“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接着,有人认为这篇作品是“自然主义的作品”,更多的人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五十年代以后,鲁迅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有人认为这篇作品是浪漫主义作品,有人认为它是象征主义作品。八十年代,有人甚至认为《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意识流小说”等等,大家对这篇作品的见解颇异,但大多认为它的创作方法是单一的,直到严家炎同志明确提出“并用”说,认为     

穆木天前后期诗歌创作转变探析

创造社后期诗人穆木天的前后期诗歌创作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由早期的追求“纯粹诗歌”的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转向了后期的“为民族斗争服务”的现实主义；由推崇李白“飞翔在天堂”转向了学习杜甫“涉足于人海”；由创造幽微飘渺的诗的意境转向了追求直白朴实的艺术特色。考察穆木天诗歌创作的转变及其成因,对于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文学现象和历史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春秋》看“神话历史”

在对“神话”与“历史”的双重反思与参照下,华夏文明的历史叙事有其独特的发生形式,它们不仅受神话思维的支配,而且呈现出与所谓神话“历史化”不同的“神话历史”特征。文章以此为切入点,通过理解《春秋》的性质与特征,论证有关神话与历史对立与分道扬镳的观点,不但有助于解释中国文化基因,而且会造成新的遮蔽;重新理解神话概念的穿透性和生成性,是重新进入中国式神话历史的必要途径。     

论《狂人日记》的象征主义艺术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之作,不仅以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和新颖的艺术形式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实绩,而且因其“格式的特别”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长达六十多年的论争。或日其为现实主义,或日浪漫主义,或日象征主义,或日意识流,或日心理小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只就其象征主义艺术作一些浅陋的探讨,以期对学界各家观点有所补缺。     

翻译的政治与接受的可能——“五四”启蒙话语中的《玩偶之家》

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娜拉”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本文分析《玩偶之家》在跨语际过程中的翻译的政治和接受的可能,试图回答“娜拉”成为文化偶像的原因。在五四启蒙话语中,《玩偶之家》反思现代性的面相,被对于现代性的渴望与设计所遮蔽并且替代了。“现代”的诱惑与诉求,已经内在于《玩偶之家》翻译和阐释的文化规划之中。     

当代文学史写作：方法、可能与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但它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有着缺陷和不足：在叙史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内涵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转换，使其“下编”止于浮泛评述；以“一体化”的实现和解体作为叙史情节结构和文学史观，既显示出史识的洞见，又对复杂的文学情境造成了一定的遮蔽。     

波德莱尔对戴望舒诗歌创作的影响

波德莱尔被称为象征主义的鼻祖,他的《恶之花》被称为象征主义的开山之作。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长期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在创作中大胆借鉴他的象征和感应理论,并在吸收波德莱尔的文论的基础上融入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和美学原则,做到了中西合壁,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诗歌理论,他被称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集失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