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长吉歌诗之“笑”

《昌谷集》里描绘的世界多有阴柔诡谲之色彩。"诗鬼"李长吉的想象驰骋无碍,他目之所及闺阁之女子、深宫之思妇,乃至自然界一草一木,他在写她们的颦颦笑语上往往笼罩一层幽森的阴郁。现拟从《昌谷集》之"笑"出发,分析其歌诗作品中女性的"鬼笑"与"艳笑",重点分析其诡异叙事与香艳描写,探索李长吉的精神世界。最后,追本溯源,发现李长吉作品特点与密教经典描写的相仿之处,展开论述密教曼荼罗绘画对李长吉诗歌作品之影响。     

陈水扁:从“台湾之子”到“台湾之耻”

陈水扁,一个台湾年轻人曾经的偶像,一个台湾年轻人曾经的楷模,从一个一贫如洗的穷小子爬到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高位,又从一个自诩的"台湾之子"沦为人们眼中的"台湾之耻"。陈水扁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让我们一探究竟。     

《吕氏春秋·大乐》之“两仪”考论

本文旨在对《吕氏春秋新校释》所释《大乐》篇之"两仪"提出质疑,并表达己见,进而强调一种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历史文献的态度。首先,"两仪"指天地物质形态之容貌,《大乐》不言"天地"而言"两仪",是要将"两仪"之"两"与"太一"之"一"相对。"一"在万物造化时指"太一",而"一"又可以为用,以"一"为用时其义指"不易",则"一"象征不变,而与"一"相对之"两"象征变。《大乐》所言"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可在郑玄论"易"之三名中得到深刻解释。其次,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历史文献,欲正确理解其内容尤其是理解起来有歧义的内容,则应对文本内容做逐字、逐词、逐句的考证、分析,以此为基础方能对文本作出合乎历史的正确解读。     

从“设计之都”迈向“世界城市”

<正>当前,建设世界城市已成为北京未来发展的全新定位。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当前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面临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而申请"设计之都"不失为北京迈向世界城市的实质性一步。"设计之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孔门“君子儒”之教辨析

以<论语>为素材,全面分析孔子的"君子儒"之教.其中包括"君子"之辨、致君子之道和君子真伪之辨.对这些问题的分辨可以说明孔子之教与苏格拉底之教的区别.     

民间藏书之“无用之大用”

开始进入我们会议主题之前,先谈谈我对岳阳的两个印象。"印象岳阳之一"是"净",干净的街道一目了然,干净的空气一闻便知。影片《私人订制》里说远离雾霾,应去海南,其实大可就近,湖南岳阳便好;"印象岳阳之二"是"静",观夫岳阳楼、南湖藏书楼,心中之雾霾亦可飘然而散,不自觉内心宁静,给人远离尘嚣之感。     

论孔子“仁”学教育的三重之“思”

在孔子对于"仁"的阐发中,"思"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思在整个"仁"学理论以及德性的培养和践行过程中起着文化承接、行为转化和价值提升的作用。所以正是"思"在"学"与"行"中的这种作用,从而开启了对于"人"与"仁"自身价值意义,它包括对于礼崩乐坏的问题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忧患意识以及任重而道远的责任意识,因而形成了仁学之"思"的三重意蕴即省察之思、忧患之思和闻道之思。     

“无己”、“丧我”之境与“不二法门”

庄子追求的悟道境界是一种"无己"、"丧我"的境界,它需要摒弃自我意识,摆脱主体与客体二分的状态。禅宗认为觅得"无上菩提"需参悟"不二之法",它要追求的是"空"或不执著的境界。庄子的悟道境界建立在对自我否定的基础上,它无法达到真正的"天人合一"。与此相比,禅宗的"不二法门"对于"真我"之网的把握可以说是对主客不分、"天人合一"境界有着更为深层次的领悟和理解。     

“大我”之境与“小我”之境——小议辛弃疾词与姜白石词内容之异

诗词中有"大我"与"小我"之别.文章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辛弃疾词与姜白石词之"郁勃"与"放旷"、"纵横"与"局促"的不同,并指出其根本原因就是辛弃疾的大部分词都做到了"大我"与"小我"的统一,把"小我"深深地融入"大我"之中,而姜白石词则反之.这主要是辛弃疾与姜白石二者身世、性格、地位、境遇和行事的极大不同造成的.     

论谁之罪

《红字》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不是将一场恋爱悲剧仅仅表现为个别人物之间的恩怨仇隙之争，而是高屋建瓴地“探究‘谁之罪’这样一个深刻而严肃的主题。     

浅论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要适应是我国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的社会进步意义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得到了广泛赞同，但对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司法实践中尚存在的问题，目前尚缺乏一个清晰的思路，笔者试图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浅析《罪与罚》的“善”与“恶”

道德问题贯穿小说《罪与罚》的始终，这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宗教探索的主要问题。在道德领域没有纯善与纯恶之分，善恶往往是相随的，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同样，《罪与罚》中的人物大多都是善恶相杂的，分析他们身上的善恶，揭示了作者的善恶观。     

理性的犯罪概念质疑——"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之提倡

通说认为犯罪是违反刑法、严重危害社会的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并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这个犯罪概念将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统一在一起是虚幻的.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角度得出的形式的犯罪概念和实质的犯罪概念,由于其理论基础存在争议,都不可能揭示犯罪的本质.二元的犯罪概念在方法论上存在弊端;在实践论上会导致犯罪概念的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对犯罪概念的理解,要顾及实然的犯罪与应然的犯罪,过去的犯罪与现在的犯罪以及将来的犯罪,从经验和直觉的角度,犯罪是应当受刑罚惩罚的行为.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倡导

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为体现刑法基本精神内涵的原则,由来已久。但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是报应刑与目的刑的结合,已经成了现行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念,而此为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所不能完全概括,故应在新刑法修订的基础上将其演变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刑事责任＂概念的分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应为：刑不等于罪,责不等于罪,刑等于责。     

论我国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治

我国职务犯罪预防与惩治对于挽回国家经济损失和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国家形象和社会稳定、维护经济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与世界反腐进程接轨和加强国际合作都具有着重要意义.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一直在加强预防与惩治职务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工作,但立法中轻预防、侦查中轻监督和司法中轻量刑的现象仍然存在.当前,我国预防与惩治职务犯罪的基本思路应是加强法治教育、完善法律制度、构建防控体系和加大监督力度.     

论盗窃未遂的定罪处罚

对我国《刑法》中的“盗窃未遂”进行了分析,认为盗窃未遂行为理应追究刑事责任。对盗窃未遂行为的判断标准应该从盗窃数额、盗窃次数以及其他情节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盗窃目标数额巨大,一年内实施3次以上,且非危害性不大、小偷小摸的盗窃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行为,应以盗窃未遂定罪,且都可以独立作为盗窃未遂的判断标准,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其中一种情况即可定罪处罚。     

论我国行政犯罪惩罚机制的缺陷及完善

行政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同时也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具有双重违法性。其与普通犯罪和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具有紧密联系,但其与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为有效地惩处行政犯罪,其惩罚机制也有其特殊性。我国现行法制认可了对行政犯罪并处行政法上的制裁与刑罚的双罚制,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还存在较多不完善之处,需要予以完善。     

预备犯处罚模式之思考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预备犯处罚，但我国刑法在预备犯处罚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应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预备犯处罚模式。     

略论犯罪构成要件原理对准确治罪的意义

从犯罪构成四要件，结合司法工作中定罪量刑的环节，探讨其在准确治罪上的重要意义，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起到阻止或者限制法官主观上的任意判人入罪，为准确治罪确立更为客观的尺度。     

宋代宗室犯罪的预防及惩治问题述论

宋朝继五代因军事政变而建国,为了不使自己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对各种有可能危及皇权的势力和个人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宗室也不例外。宋朝将加强宗室内部的监管和政府职能部门的监察与严惩他们的不法犯罪活动结合起来,同时还极力促其改造,使其不再违法犯罪,建立了一个较为严密的防范、监督、惩治管理体系,有效地遏制了其违法犯罪活动,巩固了王朝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