徇私枉法罪的主观方面探疑

徇私枉法罪作为渎职犯罪案件的一个主要罪名,但由于该罪名的主观方面一直争议比较大,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名的查处力度也比较弱。本文试图从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进行初步探疑,通过对＂徇私＂、＂徇情＂的功能定位、明知的理解以及本罪是否存在间接故意等的阐述,进一步明确徇私枉法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为大家在理解、规范徇私枉法罪的定义上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枉法仲裁罪的司法认定

枉法仲裁罪是刑法修正案（六）新增设的罪名。在司法实务中,司法人员对此罪的适用问题还存在争议。本文试通过本罪与相关犯罪的比较,进一步明确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本罪。     

论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

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是我国《刑法修正案》新增加的罪名。本罪的确定适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刑惩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行为规定的需要。本罪的犯罪构成特征和认定对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是现行刑法新增加的罪名,文章就增设本罪的必要性,本罪的构成特征,认识本罪应注意的问题,本罪罪名的确立以及本罪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界定之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司法解释对《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规定的罪名表述,此罪的设立是完善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犯罪体系、适应司法实务以便更好的惩罚犯罪分子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承诺履行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的要求。正确理解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对司法实务中对该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故本文针对法律条文中对该罪犯罪构成规定的主体范围的内涵进行具体阐释与探讨,以便使司法实务中能更好地贯彻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法修正案(十一)》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催收非法债务罪不仅满足了司法实践的需求,更能弥补相关理论的缺憾.应当明确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社会秩序法益可主要理解为个人生活安宁或稳定,主观罪过形式仅为故意,非法债务的认定不可脱离对高利贷的判断,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在刑法分则一般认定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本罪具体行为方式进行明确.     

关于破坏性采矿罪的若干问题

对破坏性采矿罪学者们多是以现行刑法的规定的内容作为其概念,但这样不是很准确,也不利于与非法采矿罪进行区分。对破坏性采矿罪的客观方面的特征,随着司法解释的出台也应该进行明确化,同时,也有助于在司法实践更好的区分破坏性采矿罪和非法采矿罪。     

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与立法再完善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相关条文作出了修改、完善,但是,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理解和认定上的困难。《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还需要进一步界定"食品安全"的内涵,细化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状;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其他严重情节"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便于司法机关准确界定罪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现实中仍存在司法认定的困难,不能适应新的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要求。在对刑法作出新的司法解释时,要注意严密刑事法网。另外,再次修订刑法时,应当增设生产、销售妨害食品安全器具罪等罪名,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对象,扩大对"掺入"罪状的描述。     

浅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罪

现行刑法第306条专门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碍证据罪。本罪的主要特征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不同于一般主体的犯罪。同时，从我国刑法第306条这一专门刑事条款违背公正性原则，构成对律师职业的歧视，破坏司法平衡，恶化控辩双方关系，在实践中不利于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不利于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对此罪名进行了质疑，主张此罪名应予废止。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几个问题的探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我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有很多问题都存在着争议。本罪的设立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的积极价值,起到了严密法网、堵塞漏洞的作用;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主观方面是一种严格责任,不需要考察被告人的主观罪过;本罪由司法机关和被告人共同承担证明责任。     

论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

传统的既遂构成要件说在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上面临着理论的困境,应为目的说所代替。犯罪目的可分为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直接目的是任何一个直接故意犯罪所必需的,并且只有一个。犯罪直接目的的实现是犯罪既遂与否的判断标准。根据既遂的目的说,我国犯罪既遂类型可分为着手犯、行为犯、危险犯和实害犯。目的犯的既遂标准是目的犯直接目的的实现,而非法律所规定的间接目的的实现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论纲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问题是我国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主体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程序问题。但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 ,这一问题的研究就是要解决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上与刑法的失衡问题。就单位犯罪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同时对单位犯罪诉讼程序所应当包含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论纲式研究。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构成特征的若干问题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主体包括在行政执法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中直接从事行政执法的人员或直接受行政机关委托具体从事行政执法的人员,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纪检人员和监察人员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徇私舞弊”不应当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不移交”是指不向司法机关移交。“刑事案件”的判断应以行政案件涉嫌触犯《刑法》为标准,本罪的客体是行政执法人员依法移交刑事案件的职务行为的合法性。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之初探

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欠,及时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之保障,预防刑事被害人因心理失衡而引发的由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的“犯罪逆变“,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法律的基石。     

论风险社会下的刑罚目的观

进入21世纪,面对着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水平的飞速发展,人们越发意识到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存在着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已经将传统社会推向风险社会的风口浪尖,因此在风险社会理论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刑法理念的转变与更新。在刑事立法方面日趋呈现出了"刑罚积极主义"的倾向,犯罪处罚的早期化、犯罪圈扩大化、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等特征也日益凸显,这一转变追根究底是刑罚目的观的转化。风险社会更呼吁刑法构建一个以积极的一般预防为目的刑罚体系,并以此为核心衍生风险刑法的其他理论。但积极的一般预防仍要以人权的保障和罪责原则为界限,时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论刑法干预市场经济之市民刑法观——以经济犯罪的刑事审判为视角

市民刑法观要求刑法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既要维护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更要强调保障公民的人权与经济权利。在经济犯罪案件的刑事审判过程中，应牢固树立和坚持市民刑法观，依靠刑事法官的智慧。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对恐怖主义的刑法思考

完善恐怖主义的国内立法和司法势在必行,打击恐怖主义是目前我国刑法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我国刑法学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遗憾的是,当前国内对恐怖主义的研究甚少,而且往往把恐怖主义纳入政治学范畴探讨。应确立对恐怖主义的刑法理念的认识,从刑法学角度识别恐怖主义,把握恐怖主义之犯罪构成,以利于恐怖主义刑事立法的科学化,达到对恐怖主义最有效的刑事打击。     

国外生物资源刑法保护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印度和圭亚那为例

生物资源是20世纪末才被纳入刑法保护的范畴.印度和圭亚那有关生物资源保护法设立了针对侵害生物资源犯罪的刑法制度,为生物资源提供较为完善的刑法保护.我国生物资源丰富,而所遭受的生物海盗侵害亦很严重.我国应借鉴印度和圭亚那的经验,尽快制定有关生物资源保护法,建构生物资源的刑法保护制度.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倡导

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为体现刑法基本精神内涵的原则,由来已久。但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是报应刑与目的刑的结合,已经成了现行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念,而此为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所不能完全概括,故应在新刑法修订的基础上将其演变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刑事责任＂概念的分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应为：刑不等于罪,责不等于罪,刑等于责。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健品欺诈的刑法规制

在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之下,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欺诈行为越来越多。对于这一社会问题,当前的法律更多是从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的角度来加以约束,而这种约束的形式较为单一,且缺乏有效性。基于当前法律规制的困境,并结合保健品欺诈的常见类型,应从刑法角度以诈骗罪、生产及销售假药罪、生产及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在诈骗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发生竞合的场合,应以想象竞合犯来处理。此外,行刑衔接问题是当前刑法规制的前提性障碍,可以通过建立专案专办机制及严格把握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来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