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传教问题琐谈

利玛窦，明末来华的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耶稣会士。他针对基督教很难在华传播的现实，巧妙地利用儒学进行传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在客观上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传教过程中，利氏的“合儒”、“补儒”乃至“超儒”的文化渗透思想与当时中国儒学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结合。     

对“儒教中国”与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千百年来，人们都将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并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中有着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学说称为“儒学”。传统中国社会深受儒文化的浸润，本文着力研究“儒文化”的形成及衍生过程，提出了“儒教中国”的特征，指明实现“儒文化”同历史文化的整合和促进儒文化的新变革，必然适应我国正在发展中的现代化的需要。     

儒学多元主义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不仅是汉代以降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构成１５世纪以来整个东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儒学有两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从春秋战国到汉武帝时期，儒学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从鲁国的一种地方性学说逐渐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主流和国家意识形态。第二次是从汉代到宋明时期，儒学又逐渐传播到包括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形成了韩国儒学、日本儒学和越南儒学，成为东亚意识的重要内容。第一次大发展，儒学不断吸收融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其他思想流派；第二，儒学则不断吸收融合了佛教、…     

韶州在利玛窦传教生涯中的地位和价值（下）

研究了利玛窦在韶州居住期间所进行的天主教文化和数学文化传播的主要工作及对以后的“学术传教”策略的影响,论证了韶州在利玛窦传教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内圣外王”——中国哲学的“圆圈”

“内圣外王”是儒要哲学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归结,也是现代新儒学总结历史的理论标准。本文对“内圣外王”这一思想体系的历史积淀过程进行了严密的考察论辩,从中探索了中国文化人在这一思想领域中不倦的追求。同时,作者认为这一哲学范畴具有强烈的此岸色彩,这就使以此为旗帜的新儒学陷入二难境地。     

韶州在利玛窦传教生涯中的地位和价值（上）

研究了利玛窦在韶州居住期间所进行的天主教文化和数学文化传播的主要工作及对以后的“学术传教”策略的影响,论证了韶州在利玛窦传教生涯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浅谈徽商与儒学

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贾而好儒”，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徽商的言行，指导着徽商的商业活动，推进了徽商的崛起；徽商也反过来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和兴盛。然而，在徽商“贾而好儒”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两面都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从宋明新儒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看佛教对儒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相当程度来自于佛教。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一种开放的政策,儒、释、道三足鼎立,为各种思想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隋唐佛教的佛性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儒学化,这更为儒学吸收佛教的思想提供了方便。宋明新儒学之“心性”,无论是张载的“天地之性”,程朱的“天理”,还是陆九渊的“心”,王阳明的“良知”,都不是传统儒学的作为具体人的现实具体之心性,而在相当程度上已具有本体的性质,与佛教的“佛性”、“心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宋明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之最根本处,就在于二者思维模式的不同。探讨佛教对儒学的影响,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明末艾儒略在莆田的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明末艾儒略将天主教及西学传至莆田这一文化名邦,并广交莆田知名士大夫。在传教与交游过程中,艾儒略对莆田天主教信仰的兴起和发展做出开创性工作;对民间信仰的批判使得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最早在莆田呈现;其＂西化＂的儒学无形之中影响甚至转变了部分莆田士大夫的思想。     

近代外国传教士在百色活动述略

从19世纪中期起，外国传教士相继踏入百色，并恃权胡作非为，犯下滔天罪行。但为了传播“福音”，他们也在百色进行传教布道，宣传西方文化；开设学校，培养新式教徒；给药施善，创办近代医疗机构等活动。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近代百色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