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在共同体构建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探析

共同体给人的感觉总是一种温暖共存的憧憬,无论共同体是以什么实体形式进行表现,无论他们使用了什么价值理论或者法律规则,都表达出了温馨圈子的共存理念.然而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激化掩藏在共同体的美好假象中,共同体体现了安全稳定感,但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剥夺了个体自由和权力地位,虽然它们可以或好或坏地获得平衡,但不可能永远和谐一致.确定性和自由、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冲突,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解决,本文试图以共同体存在的隐患为出发点,分析法律在其构建与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并对其中存在的机遇和危险作出评估.     

CBA联赛主要利益主体法律关系研究

从法人和自然人的角度分别对CBA联赛的主要利益主体法律关系进行梳理,认为中国篮协与职业俱乐部、赞助企业之间属于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但在事实上可能存在着不平等;各职业俱乐部之间是合伙型联营的法律关系;职业俱乐部与运动员、教练员是劳动合同的法律关系;赞助企业与职业俱乐部以及运动员、教练员等个体属于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也会受联赛本身的制约.     

启蒙、论证还是商谈?——也谈中国法学家与公众之关系

一些中国法学家曾经将启蒙公众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但这种将公众客体化的启蒙运动因具体语境、现代性知识的内在张力等而面临着危机。中国法学家试图通过探讨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来构筑法律人共同体,但型构职业共同体、将公众他者化的话语机制与启蒙公众的意图存在着内在冲突;同时,因法律人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被切断而面临困境。解决问题的一个可能的方向是尊重公众的主体地位,构建与公众的商谈机制。     

浅析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网络言论自由属于言论自由的一种，现代社会互联网大大拓展了言论自由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给一些权利诸如名誉权、隐私权等造成威胁。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网络言论自由也不例外。法律是规制自由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在法律之下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因此，在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应当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     

试论新闻报道侵权的认定

新闻自由作为各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重要表现形式，既依赖于法律的保护，同时又为法律所限制。新闻自由是相对的自由，超出法律规定的限度即可能构成新闻侵权。在现实生活，无论哪个国家，都存在着新闻报道侵权的问题。本文就此对新闻报道侵权的含义、构成进行分析，对其认定标准进行粗浅探讨。     

关于法律后果的法理分析

法律后果是指行为人依据法律应承担的有利或不利的结果。无论是学术界中的“二要素说”，还是“三要素说”，法律后果都是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必备内容。使用“法律后果”，避免了使用“制裁”作为法律后果仅指否定性结果的片面性，同时，也避免了与“行为后果”之混淆。法律后果与行为后果具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在后果承担的主体、后果的表现形式、后果的确定性程度、后果的对称性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法律后果与法律效果是相互促进的，但法律效果属于价值评价范围，法律后果属于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范畴。法律后果与法律责任之间也存在着同一性、对应性、不对称性的关系。     

科技伦理视阙下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之否定——以机器能否具备自由意志能力为分析路径

法律主体必须具备自由意志能力。人工智能要想成为法律主体就必须具备人类的思维和自我意识，能够在自己意志的支配下为一定行为。然而，赋予人工智能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能力会增加人类社会存续的风险。从《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规定的增进人类福祉、确保可控可信的人工智能基本伦理规范和强化自律意识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伦理规范可以看出，不应当赋予机器以人类的自由意志能力。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机器永远都只能是作为主体的人改造客观世界的工具，属于被人类支配的客体，而不具备法律或道德主体地位，这是认识和处理人机关系的价值准则和根本遵循。     

“自由裁量”的功与过——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赋予执法人员在适用法律,法规时,依据具体案情,在法定范围内裁定如何适用法律和法规的权力。我认为,自由裁量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自由选择和裁判度量阶段。自由选择重在自由,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给予执法者自主选择的权力;裁判度量则要求执法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裁判。自由裁量权本身是法律适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适应了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但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监督流于形式等问题,自由裁量权在实际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     

“技术热”背景下学习共同体的哲学反思与本真意蕴

学习是个体构建与群体互建相融合的过程,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移动与嵌入技术的成熟增加了个体之间的交流,学习越来越情境化,越来越具有协作性。当下课堂实践中存在着技术泛化下的“表面繁荣”,其实质是对技术的迷思导致的教育技术异化。只有在实践理性基础上还原技术的实践特征,在技术实践反思中既体现技术的逻辑性和工具性,又体现技术的精神性和文化性,才能自觉地反对技术异化。以技术构建真实共同体,目的是帮助学习主体更自由地释放灵性,在共同体中与其他个体真实有效互动,生成和发展真正自我。     

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和妥协——解读《红字》中海丝特与清教社区的关系

个性主义是美国人性格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它就象一把双刃剑,在显示个性锋芒的同时,又离不开社会,个体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红字》这部小说里,故事开始海丝特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与清教社会发生着冲突,而后来她扶贫济穷,继续佩戴红字这个标志,清教徒开始敬佩她,她的声誉提高了.由此说明:个体为保持自己的个性,自觉或不自觉地会与社会发生冲突,但同时又自愿或不自愿地与社会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冲突和妥协不断交织,社会和个体在这种矛盾中永不停止地进步.     

事实、规范与价值——法律推理体系重心定位

法律推理常处于一个由外部推理和内部推理织就的复杂网络中。法律推理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必须以法律事实为逻辑起点、以法律规范为准则、以法律价值为衡平,要求具备客观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法律事实认定、法律规范识别、法律价值论证是一个系统化的进程,价值原则始终作为主线贯串其中,不仅制约着推理体系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关联,而且事关法律方法的活力与法治技术的发展。法律推理体系重心应定位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法律规范的选择以及在合法性与合理性张力下对法律价值的追寻。     

法的不确定性问题初探

法的确定性是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它作为规则的总称,却具有许多不确定性。通过对法的不确定性问题的表现形式、存在原因、如何克服及其相对性等方面的分析初步研究这一问题,并就此问题探讨法的不确定性问题的提出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的改革

法定代表人制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法人代表权制度。这一制度来源于我国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其主要弊端在于对董事长的权力缺乏制约性规定。因此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公司章程加以规定,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建立对公司代表人的资格审查制度;完善法定代表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在校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法律素质是大学生的重要的综合素质之一。调查研究表明,学生对《法律基础》的学习重视不够,不会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法律的权威不够信任,对法律认识存在偏差。单纯依靠一般的法制宣传教育难以改变现状。必须改革教育方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贴近学生思想和生活,有效地进行法律意识、法律心理和法律道德教育,建立良好的法律...     

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高等院校法学教育的发展总体上促进了法律职业发展,但还存在着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国家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不协调等问题。应当进一步改革法学教育培养模式,使法学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形成良性互动,并逐步改革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录用制度,促进法官、检察官录用制度与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分离,使中国法治建设人才素质不断提高。     

从心理学法学到法律现实主义

心理学法学是以心理现象来解释法律特征的总称，它对法学的推进是功不可没的，法律现实主义得以诞生大多是由于法学中使用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如此，但心理学法学并没有因为自身对法学推进的功绩而获得相应的名声，甚至在法学发展的潮流中有着湮没的迹象。经过对这一议题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这并非法学不再需要进行心理现象的解释了，而是这一研究取向已既成范式且融人到其他法学流派之中了。     

法律思维、法学教育与法律逻辑学教学

法律思维由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组成。法学专业课讲授法律思维内容,法律逻辑学讲授法律思维形式,各有侧重,但在培养和提高法科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训练时,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彼此相依。法律逻辑学教学中融入法律思维内容,法学专业课讲授时注意法律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目标。法律逻辑学教学中的几个视角:既讲普通逻辑学的知识,又讲辩证逻辑学的知识,寻找法律的生命;强调逻辑自律意识,引起学生对这门课程的重视;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案件,让学生产生学习期望。     

关于法人类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就法人类学的学科定义、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几个问题进行思考与解读。认为法人类学是一门采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民间社会的法律行为与法律现象的一门学科。尽管国外已经很成熟了,作为一门引进的学科,在中国还远没有确立,虽然有一些研究还说不上是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研究。     

法律论证的逻辑——试论法律逻辑的定位

法律逻辑作为法律实践中极其重要的法学方法论,我国的理论与实务界对其定位与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争论。回顾了西方近现代法哲学界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探讨,这些探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法哲学界所兴起的法律论证理论,为中国法律逻辑的定位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维度,中国的法律逻辑应定位为法律论证的逻辑;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逻辑学界所兴起的非形式逻辑思想,为中国法律逻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的方法与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