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人生哲学

王国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于人有"生活之欲",要使人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必须拒绝"生活之欲",人生解脱的途径不外是"美术、出世、自杀"三种。王国维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悲观厌世的人生哲学。导致王国维形成悲观厌世的人生哲学,主要是受到叔本华人生哲学的影响,同时亦源于他内心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天才与自卑的矛盾冲突。     

“人问”大义与早期王国维文哲之学的归止

王国维早年本着寻求精神之形上慰藉的解脱心态，治叔本华与尼采的纯粹哲学，但叔本华与尼采其人与其学的内在张力使得王氏转向康德，“人间”大义代表了王国维哲学探求的归宿。人与人的“之间”，构成了王国维理解与刻画自己的位置的思想出发点：经世致用不过是人乎人间之内，而解脱出世亦不过是出乎人间之外。对国家、民族病理与个人性情的日益深化的思考，促使王国维一度从哲学转向文学美术。但近代特殊的社会历史，不得不使得国维从个人之解脱转而进入在具体时空直面现实而有所承担，由此而有从文哲之学到晚岁经史之学的转向。     

《红楼梦》：“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纪念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100周年

王国维在美学思考起步伊始就从<红楼梦>"接着讲",目光远大,思想敏捷.前人忽视了<红楼梦>与民族的精神底蕴的内在关系的角度,忽视了<红楼梦>作为民族的伟大灵魂苏醒与再生的史诗的一面,而王国维正是由此人手,进入<红楼梦>所开创的灵魂的维度,尤其是进入对于"第三种悲剧"即"悲剧之悲剧"的揭示,从而开创了一种阐释<红楼梦>的新的可能性.但是,在经由人与灵魂的维度进入悲剧之后,他却转而寻求"解脱",结果为自己的美学思考留下了深刻的遗憾.     

论中国文人生命忧患的超越方式

人类在饱受心灵痛苦的折磨后，便会萌生一种解脱的潜在欲望，便会去寻找解脱或冲淡痛苦的灵丹妙药。并且，这种寻求解脱的欲望与人生的苦难几乎是同时产生。生命觉醒了的中国古代文人，在承受着宇宙无穷，人生短促的情感折磨时，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找适当的途径来延长生命的长度，增加生命的密度，使自己从人生虚幻与尘世苦难的双重困惑中解脱出来。     

王国维小说理论的易学探源

王国维在他的小说研究中并未明示其受动于易学的依据.但是,善用易者不言易,因为易已如盐化水融入他的思想了.细究起来,易学思想在他的小说理论中起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苦痛--解脱的创作动机理论;二是"观人生"的创作储备理论.     

在无尽矛盾中挣扎的"兔子"

《兔子,快跑》是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三步曲之一.绰号"兔子"的主人公哈里·安格斯特罗姆自身一无所成,家庭矛盾重重,原本笃信的宗教也因日渐世俗化而无法再导引其心灵.他困惑、彷徨,唯有以"逃跑"来防御、抵抗向他包围过来的巨大的看不见的异化的力量.小说深刻地反应了遭遇精神危机的现代人的矛盾的心路历程.     

现代意识与个体性承担--王国维寻求"慰藉"的精神简历

王国维是引介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想的先驱,但是,现代文化思潮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生命实践问题,它要求生命的具体的担当重压的能力和耐性.思想学说的认同是一回事,能够以个体的生命承担起这种思想学说的全部重量则是另外一回事.正是面对这样一个无从回避的要求,王国维踟蹰不前了.王国维特别关心对于个人痛苦的"慰藉"既然真正、彻底的解脱不可能,那么不得已而求其次,能够使痛苦得以暂时的缓解、"慰藉"也好.这种方式从一开始就与勇于承担、自主承担痛苦的方式判然有别.也正是这种与旧式文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对待人生苦痛的方式,使得王国维从一种思想的高度和力度上,从个体生命存在的紧张性之中,往后退却.     

王国维的学术转变与抒情传统的现代危机

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分析需追问以下问题:在哪些方面王国维充分显现出其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同样"为此文化所化"的学者正多,为什么是王国维选择了如此激烈的(终结)生命方式?王国维一生的学术事业,与晚清民初"危机"冲击中的现实到底发生着怎样的关联?他依托什么资源,又是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在响应着那样巨大的"世变"?清理王国维在"危机时刻"的表现,会揭示中国抒情传统遭遇现代时刻的复杂性,丰富既有的关于抒情传统的论述.     

王国维论文学之“无用”

“忧生”意识为王国维学术生命、人生信仰的基点,其学术思索及其人生路程也建基与此。正是这种深沉的人文忧思,铸就了王国雏诗学内在的“忧生”之魂。他认为文学的“无用”之用能解脱人的生存困境,即为其“忧生”意识的产物。     

浅谈《春桃》之苦

《眷桃》历来被认为是许地山风格转向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但在塑造人物特剐是眷桃时，作者却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文中三个人物的纠葛使这部作品保持了其一贯的浓厚宗教精神和宗教气息的风格。表现了许地山对人生困境的深刻体验及其在佛教中找到的解脱之道。具体从春桃、刘向高和李茂承受的而又无法彻底摆脱的情感纠缠之苦说起。最终作者在佛教教义得到了人生的解脱和心灵的平静。     

在天才与自杀之间——关于王国维“死”之心质断想

王国维作为一个国学大师,其文化天杰的生命精神特质崇高而伟岸,从＂知与情的悖反＂、＂深刻的忧郁＂、＂修‘天爵’的求索者＂、＂真＂与＂真理＂的精神＂掐架＂和＂先行到死,向死而生＂四个方面进行深度探示,从而揭橥王国维在天才与自杀之间＂死＂之本真文化心质。     

试论王国维审美主义思想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首开中国现代文学审美化先河。他强调＂重文学自己之价值＂,从而奠立了文学审美自律体系的基石。他对审美独立的伸张就是对自由的呼唤和呵护。他先是用艺术,最后是用生命践行之。其实在审美主义者看来,艺术与生命本来就应该一而二,二而一的。王国维的审美主义思想对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影响是怎么褒扬都不为过的。     

王国维对儒家“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

儒家诗学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资源一直影响并制约着中国文论的发展,如果不能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是不彻底的。王国维以"本真人格"为汇通"文如其人"说、"赤子之心"的内在依据。同时,他又根据尼采的"血书"论,突破了传统"人格"中国家和人民的内涵而上升到生命人格的高度。他将儒家诗学和西方的相关理论相结合,对中国儒家诗学的现代转化做出了贡献。     

王国维的“境界”说与文学批评观

在近百年来学术理论界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批评中,大致有三种结论趋势值得商讨：一是“悲观主义”论,二是“为文学而文学”论,三是“境界”与“意境”等同论.当代无数学者试图对王国维的“境界”与“意境”加以辨析,但最终回到“等同”论的园囿.这些论点或者关注其“哲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哲学范畴,或者关注“诗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审美范畴.而文献表明,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为他的文学批评观,包括三个基本层次：“人生境界”、“诗人境界”和“文学境界”.以“人生境界”为核心,以“诗人境界”为枢机,以“文学境界”为导航,疗救国民灵魂,这正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旨意所在,也是“境界”说的基本思想,体现了“美育救国”的积极主张.     

《苦水作剧》在中国戏曲史上空前绝后的成就

顾随先生受王国维与鲁迅的影响,因而有心在杂剧创作中加入了象喻性,使杂剧在继承传统美感的同时,还能够使读者产生人生哲理的思考,这在以前的杂剧创作中是没有过的。但自“五四”以来,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疏远及杂剧创作的繁复,已经很少有人再创作杂剧这种体裁的作品了。所以说,顾随先生在中国戏曲史上的这一成就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杨万里和王庭珪的师生交谊

杨万里最初接受的是父亲的教育,14岁时,拜乡先生高守道为师,接下来的第二位老师就是王庭珪。自17岁进拜王庭珪为师以来,杨万里就和王庭珪之间建立了一种越来越密切的师生情谊。在为学、为人、为仕等方面,杨万里所受王庭珪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入仕以后,和王庭珪一直勤相往来,而且“晚复托昏(婚)”,将自己二女许嫁王庭珪两曾孙,两家结为姻亲。在王庭珪去世后三十年来,杨万里一直自称“门人”,师恩永铭于心。     

绝望边缘的体认与言说——以《伤逝》为个案解析鲁迅的时间观与生命意识

在《伤逝》中 ,启蒙身份的丢失是根源于面对家庭的困惑。用什么来维系家庭成员 ,这是整个五四时期启蒙者的困境。小说采用叙述与体验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建构文本 ,透露出人生的悲剧 ,更重要的是凸现出鲁迅独特的时间观。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平衡中 ,鲁迅与现实之间难以分割的关系促使他形成了“死后之生”的人生哲学     

浅析李煜词的白描的艺术手法

在中国的历史上,对李后主这个人的争议颇多,作为一个"人君",他是失败的,失去了江山社稷,因此遭到很多人的非议。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人生有了更深刻地理解,他把这人生感悟融会到他的词中,使他的词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在词的发展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李煜本性中的纯真,使他不适合作为一代帝王,但作为一个主观词人,这种品质却是难能可贵的。李煜的词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与他的纯真个性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