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就业数量的影响

为了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就业数量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数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辽宁省作为实证分析对象,根据1985～2008年数据,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额及辽宁省就业人员总数之间的二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区域就业数量的影响是积极的。提出了继续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同时重视内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就业数量的影响

为了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就业数量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数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辽宁省作为实证分析对象,根据1985～2008年数据,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额及辽宁省就业人员总数之间的二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区域就业数量的影响是积极的。提出了继续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同时重视内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

本文以西南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为样本,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影响程度,得出结论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并针对这一结论提出一些建议。     

基于VAR模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关系的实证研究

采用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法,研究了我国1985年到2008年期间两类不同的环境规制(单位企业支付排污费、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特征.冲击响应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正向作用于环境规制,但这种正向作用力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预测方差的贡献度相对较小,但外商直接投资是解释各类环境规制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中国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全球地位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05-2018年中国28个省区市及五大行业面板数据,运用出口复杂度指标测度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并实证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正向促进了高技术产业价值链的全球地位,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并没有对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带来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中部地区以及医药制造业、电子通信以及航空航天业的影响显著,西部地区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计算机业主要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医疗仪器业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基于FDI的本土经济发展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积极举措.以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为观察视角,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作用机制,阐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产生经济拉动作用、投资带动作用、产业结构转换作用及技术溢出效用...     

江苏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动态关系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既存在互补效应,也存在替代效应.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省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动态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选取江苏省为研究对象,运用计量经济学中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1985—2010年期间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江苏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两者之间存在单方向的因果关系.对实证结果做出分析并指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广东自贸区FDI与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文章对广东自贸区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产业转型进行了分析,通过选取2007-2016年自贸区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深层次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广东自贸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外商直接投资对自贸区三次产业结构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不同;②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广东自贸区产业转型升级,且效果显著.最后,提出了促进广东自贸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FDI对上海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上海市1985—2014年三产值、三产就业人数及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实际数据,建立VAR模型,运用Granger(格兰杰)非因果检验、应用脉冲响应分析等计量理论与方法对上海市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动态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有促进作用,且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贡献大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贡献.     

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及结构变动的新趋势

长三角地区仍是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的核心区域 从国际经验看,外商直接投资在一个国家大多是集中在某些地区.如在奥地利,约57%的外商直接投资和51%的外资企业集中在首都维也纳;东京都市区吸引了约80%的在日本的外资企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纽约、得克萨斯、伊里诺西和新泽西等5个州贡献了50%以上的外资企业产出.这种空间积聚现象不仅存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是非常普遍的.如在墨西哥,几乎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与美国边界州和一些中部的州;巴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两个都市区.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85%以上集中在沿海地区.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承接地,2005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77.5亿美元,占全国的46%,"十一五"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将在长三角地区进一步集中.     

凸二次规划SDP松弛解的存在性证明

针对利用CVX软件求解半定规划问题的有效性依赖于该半定规划问题的原始-对偶性,提出利用半定规划问题的强对偶定理和Gershgorin圆盘定理证明在箱子约束及单位球形约束下的凸二次规划问题的半定规划松弛模型解的存在性。该证明方法为嵌入了SeDuMi和SDPT3这两种内点算法的CVX软件提供了有效求解半定规划松弛模型的理论依据;一旦利用该方法证明了半定规划问题解的存在,必然可利用CVX软件有效求解。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吉林省水资源经济效益分析

东北地区的水资源中度贫乏,为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佳的经济效益,应建立适合本地区的高效节水型产业.以人均水资源量及用水水平与整个东北地区比较接近的吉林省为例,通过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对吉林省水资源的经济效益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为吉林省产业结构规划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工业部门技术创新能力分析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大陆的31个省份工业部门在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出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纯效率的改善和规模经济这三个分解变量,重点考察了衡量工业部门创新能力的指标——技术进步。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大陆各省区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在样本年间有所增长,并且这种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致的,相对于较高的技术进步来说,工业部门对新技术的利用程度较低,远未达到最优的生产可能性边界;②各省区的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总体上呈现倒"U"型趋势;③某一省份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和该省份的经济水平并不一定拟合。因此,政府应当在信息技术为主导产业出现技术进步率下降的背景下,及时发展新的支柱产业,平稳推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还应当提高企业对新技术的利用程度。     

基于空间知识溢出的经济增长模型

以Romer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创新部门的空间知识溢出、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模型,从一个新视角研究了集聚和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当知识溢出效应全局化时,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创新部门的空间分布没有关系;当知识溢出效应局域化时,创新部门分布占优势的区域随着集聚度和知识溢出的增加,人均产出增长率提高,而创新部门分布不占优势的区域,人均产出增长率下降,但由于知识溢出产生的反向作用力将减缓人均产出增长率的下降速度.     

FDI对福建外贸商品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通过对福建省出口贸易、产业结构及社会劳动生产率有关数据的分析,构建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外贸商品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计量模型。利用该模型确定FDI与外贸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关系,并进行回归分析和ADF单位根检验,以期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龙头产业提供理论支持。结果表明:FDI能增加本土商品出口额,优化外贸商品结构,促进产业演进和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     

出口贸易技术外溢效应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浙江省出口贸易技术为例

通过对Feder两部门模型进行扩展,将经济系统划分为非出口部门、初级产品出口部门与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构建了三部门的出口贸易技术外溢效应模型,对浙江省1994—2010年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其通过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引起的资源重新优化配置效应和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两条渠道来影响浙江省经济增长.     

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的评估——基于PCA方法的研究

外资利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量化研究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2000年-2015年辽宁省外资利用的截面数据,运用PCA方法量化评估其外资利用质量。从结构分析角度来看,辽宁省的外资利用不属于质量导向型模式,而主要是数量导向型模式;就外资利用质量整体水平而言,是较为低下的。因此,需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利用外资及产业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引导,不断优化区域经济的外资结构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突出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     

海归型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

人才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一国人力资本的国际化水平。按人才参与国际流动与否,将人力资本分为海归型和非海归型2种类型,以中国为例,就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在FDI与本土企业间流动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并得出结论:相比非海归型人力资本,FDI通过海归型人力资本流动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并且2种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一种内在的互相增强机制。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发展迅速,中国已成为吸引FDI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日益明显的新形势,通过分析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发现中国利用外资存在着结构失衡、引资成本过高、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效果欠佳等问题。为更好地利用外资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在保持规模的前提下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改善整体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以及推动外资企业在华上市。     

外商直接投资在辽宁省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自1979年开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特别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不论在数量、规模和发展速度上均增长较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沈阳和大连在产业升级、新技术吸收及结构调整中表现突出。与此同时,辽宁省在引进和利用FDI中,也存在着地区分布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其对辽宁省的区域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辽宁的发展现状,与2014年中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前三名江苏、广东、上海对比,探讨了辽宁利用FDI的特点。目前,辽宁省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引进和合理利用FDI,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共赢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