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高涨的权利意识,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人"的鲜明特征,他们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要主动参与政治表达和社会管理。然而,由于受制度体制、政治文化和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具体政治参与过程中处于边缘状态。探寻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不符合法律规范以及法律、制度规定的有关程序和步骤的政治参与形式.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突出,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了消极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     

我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不符合法律规范以及法律、制度规定的有关程序和步骤的政治参与形式.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突出,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了消极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作为一种非常态的政治参与,是指不符合法律规范以及法律、制度规定的有关程序和步骤的政治参与形式。由于社会与经济结构的转型,我国公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也呈增长之势,分析其中的原因,提出合理的路径,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根源:路径依赖视角下的分析

农民工作为中国一支庞大的新兴产业工人群体,其政治参与状况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农村与城市的和谐与稳定。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仅被边缘化,而且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存在,如越级上访、暴力对抗、非法集会、自杀性威胁等,对社会秩序和安全稳定构成了一定威胁。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发现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根源,很大程度也是路径依赖造成的应有制度的缺失、现有制度的不合理和制度的虚置。必须破除路径依赖,尽快改革和完善现有的不合理制度,制定有助于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并忠实执行现有的制定良好的制度。     

我国农民群体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探析——以云南孟连“7·19”事件为分析案例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群体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这严重影响了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农民的群体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往往直接起源于群众利益被侵害，同时又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根源。云南孟连事件的发生凸现了当前中国农民群体性政治参与的诸多障碍与现实困境。正视这些问题，才能促进农民政治参与，保证农村政治稳定。     

试论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及其培育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研究其公民意识的现状与培育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通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贵州省贵阳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现状进行了调查。其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意识不强、权利义务意识缺乏、法律意识薄弱、政治参与意识淡薄。究其原因,主要受传统文化因素、市场经济负面因素、公民教育缺失、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要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就要通过夯实培育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的物质基础,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机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整体素质等手段来增强其公民意识。     

农村社区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探讨

实现城乡社区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政治学角度谈论了当前基层社区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提出明确农民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有效地位，并进一步从经济、文化、制度、社会变迁等角度分析影响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最后对如何扩大我国农民政治参与途径进行了探讨。     

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成因探析

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具有明显的被迫维权性质,表达行动一开始就有走向非制度化的潜在危险,农民相对剥夺感的增强和表达行动的个体化更加剧了这种张力;制度化表达的无效性是农民走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直接动因;非制度化表达的"相对有效性"是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行动的信念基础,正是以上原因导致了大量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事件.     

社会公平感、政治绩效感如何影响政治参与行为——基于CSS2019数据的实证研究

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构成要素。基于CSS2019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社会公平感、政治绩效感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政治绩效感在社会公平感与不同类型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公平感、政治绩效感对不同类型政治参与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民众的社会公平感或政治绩效感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反之则越倾向于选择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同时，民众的政治绩效感在社会公平感与不同类型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高政治绩效感对社会公平感与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强化作用，对社会公平感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抑制作用。     

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体育参与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与分析,针对农民工在体育参与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     

试论我国农民工基层政治参与的渠道

农民工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农民工的基层政治参与是其参与的主要方面,但是却面临渠道不畅的问题。通过对农民工基层政治参与不畅的分析,提出应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保障农民工行使参政权。     

农民工在流出地的政治参与探微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大量外流，且有增长的趋势，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却呈现边缘化和非制度化的特征，同时，农民工的大量外流也深深影响着其在流出地的政治参与。我们应正视这一现实，整合动力，突破阻碍，构筑平台，走出农民工在流出地的政治参与困境，推动农民工在流出地有序、有效、合法的政治参与。     

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状况

通过对农民工的四条政治参与渠道状况的分析,找出其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中国农民工流动时空偏好及驱动机理研究——基于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该研究通过构建农民工流动网络，分析不同时间截面农民工流动的空间偏好，并利用QAP方法探讨驱动农民工流动空间偏好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 农民工总量持续增加，增速减缓，外出农民工进一步增多，但总占比有所下降；2) 农民工以东西向流动为主，京津冀、沪苏浙以及广东省三大区域是主要的流入地，中西部地区是主要的流出源；3) 农民工流动网络中的主体以年龄31～50岁为主，且大多数农民工仅有初中及以下学历，主要流动聚集地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等东部发达省市；4) QAP回归表明，农民工流动偏好与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初级中学以上公办学校数量、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以及是否邻省具有显著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系统

现阶段,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困境,这种困境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社会支持系统的不完善.构建多层面的社会支持系统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重要作用,从而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助推农民工享受文化服务

分析了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现状,阐述了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后为农民工享受文化服务的意义,提出了为农民工服务的举措。     

农民工职业病防治亟待解决的问题

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暴露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问题严重，突出表现在农民工患病后维权困难，企业防治措施不到位，相关部门对农民工职业病问题重视不够等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政府对企业监管不力、相关法律存在缺陷、管理体制不顺、基层职业病防治能力不强等原因。由于农民工已成为职业病危害的主体，应多管齐下，建立“以农民工为重点，政府主导，企业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职业病防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