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与《边城》

沈从文对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贡献 ,在于他从作品到理论构建的“湘西世界”。如诗如画 ,恬静淡远 ,风格独具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独特的功利原则和美学观的显现。作者生命赖以生成的那一方偏远的水土养成了其向美求善的生活理想 ,而都市文明的虚伪势利的现实又撞破了其梦幻。这是沈从文构筑其理想的“湘西世界”的根本动因。《边城》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代表作 ,是“湘西世界”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的深刻表现。《边城》是一首人性美的颂歌。作家所着力表现的是一种超越“自在”的“自为”性的生命形态。在“边城”里 ,人与自然谐和统一于生命完美的形态中。而翠翠、二佬、大佬对于自由爱情的幻想和追求 ,则体现了他们生命中的自由意志和纯粹神性 ,表明他们是新一代湘西古朴人性的继承者     

浅析沈从文《边城》之人生理想

沈从文的《边城》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方式,从《边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感悟到作家所追求的“希腊小庙,’式的人生理想。这一人生理想具体表现为外化的生活、自为的性爱以及作家对湘西民族历经磨难的历史现实生存危机的感叹。     

乌托邦·恶托邦——《边城》与《围城》的审美意象之比较

《边城》和《围城》在人文景象、爱情观念、生命意识三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意象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边城》描绘的是一个乡土乌托邦、优美的爱情观和供奉人性的道德乌托邦,它是以营造＂乌托邦＂式的边城来呵护人性,以＂美＂的意象来供奉＂善＂人性,《围城》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混沌大都市、世俗的婚姻观念和亵渎人生的＂围城＂世界,它以＂恶托邦＂形式来考问人性,以＂恶＂的形式呼唤人性＂美＂的回归。     

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论"探讨

意境理论虽然不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但毕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境界理论。王国维的“境界论”包含三层不同含义：一是作为对艺术审美本体的概括，用来说明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二是用来指示诗词中描绘的景物、景象；三是用来描绘人的心理体验。作为审美本体的“境界”又可分为三对范畴：常人之境界与诗人之境界；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一般认为同属于艺术本体论的“隔”与“不隔”，实际上是从风格的角度入手来判断诗词优劣的标准，而不是艺术审美本体论。     

"三比"与"六艺" --论李商隐诗之比兴特征及艺术手法

李商隐诗歌的比兴特征,除继承并发展传统的“物比”外,又创为“史比”、“仙比”。其“物比”,亦物亦人;“史比”亦古亦今;“仙比”则亦仙亦俗,多有创格,为我国古典诗歌立意造境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其诗艺则多用复辞重言、近离远合、点情染景、翻转反向、时空穿透、以景结情六种技法,从而使诗歌脉络走向更加婉曲,辞句更加隐秀, 为我国近体诗结构艺术之极致。     

死亡的阴影与沉郁 人生的无奈与悲凉——以“文本解读法来看《边城》的“失去”

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沈从文主张文学应远离政治,《边城》便是代表。在《边城》里,作者只是,呈现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也就是告诉我们不应用政治眼光去解读作品,而应基于作品本身,即“文本解读”。     

和谐与变奏--《边城》的内蕴探析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边城》 ,发现它的整个旋律是由和谐不断向变奏演进 ,“三层次均衡和谐”的边城最后土崩瓦解了。《边城》与其说是一只悱恻动人的爱情牧歌 ,不如说是一只悲切哀婉的风俗挽歌。     

"点睛"事补遗一则

晚唐杜光庭《仙传拾遗》之《蔡女仙》云:“蔡女仙者,襄阳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绣,邻里称之。忽有老父诣其门,请绣凤。眼,毕功之日,自当指点。既而绣成,五彩光焕。老父观之,指视安眼。俄而功毕,双凤腾跃飞舞,老父与仙     

"思无邪"解析

“思无邪”本出自《诗·鲁颂·?》篇,而《论语·为政》第二则中记载孔子论诗的一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到底指的是什么,历来说法甚多,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一、“思无邪”并非《鲁颂·?》篇的本事本义,而是孔子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二、“思无邪”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三、“思无邪”体现了孔子的一种达观的人生境界。     

从《心经》看佛教哲学建构的根本依据和逻辑理路

《心经》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从个体禅修实践及其境界角度昭示了佛教哲学赖以建构的根本依据和基本逻辑理路。《心经》表明,佛僧在禅定修炼中亲证的极境即空虚寂静、主客合一之境,是佛教形成其本体论、认识论和人生论等方面哲学思想的的根本性实证依据;从“般若”认识论到“空”本体论再到“脱苦”人生论,则是《心经》蕴含的佛教哲学建构的基本逻辑理路。     

晚唐诗人李贺的生死观——兼论唐代诗人对生与死的理解与诠释

诗人李贺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病痛和政途失意造成心理的阴霾在其诗歌中有多方面的表现。诗风的急剧转变也是畏惧死亡的某种心理折射;生命意义的追寻与构建,在美好的仙境中寄托超脱凡世的追求,体现了李贺自我超越的生命态度。儒家中庸生死观在唐人思想中有表现,唐朝诗人追求精神超越,说明李贺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品读李贺的诗歌,既能深刻地体悟到李贺本人的生死观,又能进而理解唐人对生死的各种诠释。     

李贺的变态心理与诗歌创作

李贺是一位富于创造性的诗人,他在短促的生命中,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蜗居到自己所建构的阴冷的鬼蜮世界,描鬼说怪,谈坟说墓,同时又幻想着神仙世界的圣洁与美好;他以“皇孙”身份自夸,并积极谋取功名利禄却在仕途上很不得意;同时被压抑的性爱无处宣泄,只有通过香词艳语来表达。其变态心理的根源是:恋母情结、仕途多舛、楚陶文化的熏染。     

三维解读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

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但他早期的童话作品却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夜莺与玫瑰》以其深刻的主题、纯美的意象、诗化的语言和戏剧化的情节使它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其作品的艺术美、精神至美和美文思想又使它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同时,他对生死和人生的哲理思考也在作品中有深刻的反映。所以,只有从文学、美学和哲学的三维视角才能比较全面地解读王尔德及其作品。     

魏晋南北朝游仙小说仙境的艺术价值

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游历仙境小说中寻仙、入仙境、返回人间情节结构的解析,提出本我——自我——超我在游仙小说情节中的社会精神反映。浓墨重彩的仙境是游仙小说塑造的人们憧憬向往的乌托邦理想,由此深入魏晋南北朝时期追寻幸福生活的社会心理内核,揭示魏晋南北朝游仙小说幻想瑰丽,神格人化,语言生活化的艺术特征。     

论王尔德童话的悲观色彩

王尔德的童话集《快乐王子》中表现出对世界和人生的悲观态度既跟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同时也受到王尔德自身经历以及西方传统悲剧思想的影响。这种悲观色彩具有因悲而美的唯美主义特质，在对黑暗现实拷问的同时，也显露出作者意图超越现实的审美理想。     

李白游仙诗所体现的儒家精神

李白游仙诗的内容是寻找、追求、漫游神仙世界，也有对现实的积极关注，叙写友情，标榜自我高洁情怀，还表现了对社会黑暗、自己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失望、躲避以及反抗。笔者看来其游仙诗是打着出世的旗号，行在儒家入世的路途，深镌儒家精神的烙印，儒家精神才是李白终生服膺的主导思想。     

张天翼童话游戏性的表现及成因——以《大林和小林》为例

张天翼是中国重要的童话作家,以往的很多研究者更多注意到的是其童话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倾向性,很少注意到它的游戏性,而游戏性正是张天翼童话能得到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主要因素。这种游戏性主要表现在情节和语言两个方面。而这种游戏性的成因可以从他的生活经历和性格以及他对儿童与儿童文学创作的态度两方面来探析。     

安徒生童话的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

作为文人创作的童话,安徒生童话不同于贝洛、格林等人搜集、整理的民间童话的鲜明特点便是个人情怀的介入和悲喜剧因素的呈现。安徒生自身的不幸遭遇、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直击现实的理性观察是悲剧因素产生的源头,而作者乐观自信的性格、浪漫主义创作倾向、童话的叙事基调以及公义永在的宗教思想则构成了作品的喜剧因素。     

“习性”调节下的塞林格文化立场研究

布迪厄的"习性"理论具有现实意义,就作家而言,他的种种生活经历无疑都会参与其"习性"建构之中.塞林格创作<麦田里的守望者>时虽立足高雅,但在其"习性"的调节和建构下,又对通俗文化进行不同程度认同.首先是对影视通俗文化中人物形象的模仿,同时在叙事安排上也呼应了所处年代的"遏止"思维.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创作过程中不断同大众心理商讨的过程.     

实现自我存在的历程——《小王子》的存在主义解读

法国著名童话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童话《小王子》,充分地体现了一整套20世纪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理论。运用存在主义理论中关于行动与存在、自由与选择、主体与客体以及荒诞等概念,对《小王子》的文本进行仔细的解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小王子的整个游历的过程就是一个实现自我存在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