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

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包涵族类、文化、政治三方面的思想要素。文化是古代史家民族史观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文化主义是这一史观的本质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即中国中心观念;族类思想则主要表现为“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的观念：同时,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又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诉求,即“正闰”观和“大一统”观。这一民族史观深刻影响了古代史学的发展。     

浅析北宋春秋学的攘夷观——以孙复、刘敞著述为中心视野

宋代《春秋》学者众多，相关著作丰富，春秋学成为经学中的“显学”。作为一种“经世之学”，春秋学随着政治抗衡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出现意识的转变。“尊王”与“攘夷”是春秋学的主流意识，北宋偏重“尊王”，南宋侧重“攘夷”。民族矛盾与战争贯穿整个赵宋王朝，“攘夷”也为两宋《春秋》学者所重视。南宋由于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攘夷”成为最强的时代之音。而重在加强中央集权、恢复伦理纲常的北宋“攘夷”的态度也相当明朗。生活于北宋前期的孙复和中期的刘敞，他们的春秋学的著述经世色彩强烈，其“攘夷观”不仅丰富了北宋春秋学的华夷观念，也针对时政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策略。     

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试论宋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的治边方略

与以往相比,宋元明清诸王朝的治边方略大致呈现出一种波动起伏的特点。两宋奉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方略,在具体的边疆政策上,体现为明显的消极“守势政策”,然其传统夷狄观念甚为强烈。元朝尤其是前期秉承草原游牧民族的习性,对开疆拓土十分积极,同时,元朝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较为淡薄,但其民族政策开明与落后并存。明朝治边方略核心是“守在四夷”,其重点是防范北部边疆的蒙古势力,在南方地区,其策略则是守境安民,达到稳定的目的。清代前期的治边方略仍是“守中治边”,但对边疆地区持有积极态度,后期治边思想与方略的局限性逐步明显。     

元好问的民族观初探

关于元好问民族观,在他所仅存的诗文中(主要是《元遗山先生全集》四十卷),找不到直接的论述。我们既看不到他对某一民族评论的是非之词,也觅不见一般儒者津津乐道的所谓“华夷有别”之迹。这一现象的出现,大致有三种可能:其一,因为他本身是拓跋元的后代,而金王朝亦属肃慎之后,女真之国,同被中国儒者视为夷狄。不能说他有意识地反对,但他起码不愿和不能接受“华夷之辨”的观点,也无意去判别民族的优劣。其二,在当时金末元初的动乱年月里,既使他也产生了朦胧的种族意识,     

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

朱熹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文道之辨”、“理象之辨”和“诗辨”构成。朱熹认为“文”与“道”是合一的；在“理”与“象”的关系问题上则认为理为象之根本，象为理之应用；关于“诗”。朱熹情有独钟，所论涉及诗学的方方面面，并特别推崇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古风古意。     

体制为先与严分体制:钱钟书的"辨体"理论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其《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都有集中体现。他往往在引述历代经典文体文献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独到的文体批评见解和论断。在其文体观念之中，“辨体”这一古代文体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又是其用力所在，主要包括体制为先与亦遵格式、严分体制与得体失体、严于辨体与文体界限三个方面。通过对其著述中相关辨体文献的辑录整理和分类分析，系统地构建其辨体理论批评体系。     

朱熹论"义"

本文以“义”为题。简略论述了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义”这一伦理范畴的诠释，认为朱熹所论之“义”。大致上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1)义者，天理之所宜；(2)义者，心之制。在此基础上。朱熹又将“气质之性”与“理”、“气”相混杂。进而杂揉以阴阳五行观念，对人所具有的“义”之品性加以限定。     

荀子“辨类重养”的生态理念

荀子作为战国后期儒家的主要代表，已经认识到了人与草木禽兽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辨类”是认识自然的逻辑依据，“善群’堤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原则，唯此方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群居和一”的终极目标．     

回到“人伦日用”——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一

戴震在提出他的思想学说时，将孟子的“一本说”扩大及于宇宙论与人性论的范围。他的心性、性情思想均建立在“一本论”的基础之上。在这一背景下，他对宋明理学中的“性”“理”给出了人伦日用化的理解。宋明儒的所谓“性情”关系问题，被转换为“情理”或“理欲”关系问题。戴震反对舍情求理，实际上认为理应从情出。戴震的理欲之辨，既包括了辨理欲之别，又拓展为辨“私”“欲”之剐。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略论宋代心志观念与诗学

随着心性学兴起，宋人重新阐发了“心”，并对志、意、思进行探讨，进而要求“养之以正”。由此，在诗学领域，原有的“诗言志”、“言，心声也”等命题亦受到了改造，人们提出了一些基于心志修养的诗学命题。文章探讨宋代心论的特质，并考察在心志修养观念影响下的宋代诗学特点。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

宋代诗话中的诗韵论主要从两个维面展开：一是作为诗法层面的诗韵论，着重探讨“韵”作为韵律、韵格之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二是作为诗歌批评与理论层面的诗韵论，着重从“韵”作为风致、韵味的基础上生发，它体现出宋人对诗歌审美的本质要求及对韵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认识与提升。     

论宋词"以婉约为宗"

作为一种起源于音乐的抒情文学，宋词最根本的艺术特性就在于以委婉之笔，抒内心之思，体现出“言长”的艺术特征。宋词的音乐性、宋代的时代风气和社会习俗以及词人的创作动机和审美心理，决定了宋词的艺术风格必然是“以婉约为宗”。     

宋代闺阁绣兴盛探究

宋代“闺阁绣”是北宋后期出现的一种具有不同艺术取向、水平更高、更具代表性的刺绣形式。它由名门闺秀创制，以摹绘名人书画为主，特点是设色丰富、针线细密，融会书画神韵。宋代“闺阁绣”之发达，一是由于当时朝廷奖励提倡，二是士人画与民间艺术交融之故，三是教育的完善、民众整体艺术素质的提高和文化享乐氛围的形成等因素造就的。     

论孔子的人格学说及前途

孔子的人格学说，是孔学体系中最有现代价值的理论。孔子人格学说的直接历史渊源是发达的周文化；孔子继承和完善了周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孔子人格学说依“人”、“禽”之辨，“人”、“民”之辨，“君子”、“小人”之辨为梯阶，最后达到“仁”、“知”、“勇”的理想人格境地；孔子的人格学说在回应未来世纪的“文明冲实”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优势；若能加入西方人格学说中的“情”、“意”因素，将形成较为完善的人格模式     

南宋雅词之探

雅俗之辨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宋词作为一代文学样式，在雅俗的演变上更有其特点。南宋词坛经过自北宋以来的长期探索与辨析，在词的雅化之路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内容上反对淫艳猥亵，提倡骚雅；风格上“涉谐谑”、“鄙俗”、“侧艳”则去之；在词体源头的探求上，认为诗词同源，推尊词体；语言和音律求雅，反对俚俗。姜夔、张炎、王沂孙等是南宋雅词的代表。通过南宋词学的雅俗之辨，词的创作发生了根本变化，词人的创作规范化、理性化了，人们认可了词这种文学体裁，并使词体定型，渐成为与诗比肩的一种文体。     

中华民族自在实体形成和发展若干问题

中华民族自在实体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有其特定生存空间，并基本呈由中原这一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趋势。形成了远近有别的“天下体系”，在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同时，也有夷夏之辨。在宗法社会中个人夏社会分层同样也存在远近有别的差序格局。这是中华民族自在实体长期存在的内在原因。     

重谈“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以高中政治课的教学为例

在高中政治课的教学中，“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作为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在课堂的不同阶段可以发挥出不同的作用。以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观念造成了教学方法上的一个误区，即过分注重知识分析的深刻和完整。而忽视学生的兴趣和主体性。恰当地运用好“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才是真正有效的教学方法，偏废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好的教学方法。     

神话逻各斯--解读《德意志观念论体系的源始纲领》以及浪漫“新神话”

《德意志观念论体系的源始纲领》是德国观念论与浪漫派的开篇之作。作为一种征兆，它指向一个时代，归属于由多个作者构成的“星丛”，呈现了观念论与浪漫派之间互动涵濡的“观念单元”。德意志观念论与浪漫主义思潮初登历史堂奥，就注定要置身于神话与理性的生死纠结之中。以神话来完成逻各斯，将启蒙进行到底，便是观念论与浪漫派的志业，这份志业表述在浪漫主义“理性的神话”提案之中。而与之相联系的“感性宗教”提案，就是一个变形的灵知教义神话，一个变形的神话逻各斯。观念论与浪漫派所膜拜的“灵”同灵知主义藉以超越世界而寻求不朽神性的“灵”，存在着血脉传承的关系。所谓“人类最后的伟业丰功”，乃是“新神话”的终结，染上了浓烈的乌托邦色彩，甚至可以说是神话-逻各斯-教义三者互相涵濡彼此杂糅而成的幻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