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和“三农”问题

我国农村生产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农业、农村、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农村改革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是国家和集体。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未完全建立，形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制约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负担过重。收入难以增加。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把：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客观要求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这是农村进行第二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思考与对策建议

农业税取消后，农村乡镇财政资金面临较大困难，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成为当前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影响因素的探讨，认为应在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基础上，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管理的分级责任，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作用，多方位多层次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基于“绿箱”政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尚未建立多元的供给机制;公共政策的困境等。在“绿箱”政策框架内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应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按WTO规则界定政府职能;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刺激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     

地方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多元供给

结合地方治理理论,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认为要进一步强化和优化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性地位,同时拓展包括市场以及第三部门等在内的供给主体,使之成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渠道,以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论纲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产生的宏观背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则是实施新农村建设乃至新时期解决整个三农问题的关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本质是农民、农业和农村急剧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与农村严重短缺、失衡和低效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之间的冲突。在形式上,它主要是市场化政府经济行为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的尝试;在实质上,它是政府、社会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改革中的重新塑造。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大课题下,本文列出了这项政策和实践研究的六个基本研究方向。。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效率分析

本文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这一问题展开分析。首先,概述了我国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接着,运用博弈论的知识对导致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较低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对原因的分析,得出结论。     

论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的财税政策促动

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是当代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其发展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和重点，而在农村发展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又是重中之重。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着供给主体错位、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机制扭曲等问题，应拓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建立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     

新时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析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阻碍新时期农村发展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分析,提出了建立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供给主体、建立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

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探讨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及其形成机制,提出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对比研究

长期一来实行的城乡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认真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演化逻辑,构建新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对于促进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建国后农村经济制度的演进,采用"供给主体—决策方式—筹资方式"的分析框架,对我国人民公社时期以来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进行了分析。     

农村消费性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与满意度评价——基于陕西400户农户的经验数据

基于提高农户福利的视角,探讨农户对不同成本分担方式下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满意度。采用Probit模型对陕西5个县20个村400户农户两次的跟踪调研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增加村级公共消费品有利于增加农户效用,提高农户满意度。从村级公共消费品提供的成本分担角度看,农户集资融资比征税方式农户满意度更高,但随着农户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农户对村级公共消费品提供的满意度降低。因此,建议增加陕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改变"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建立充分的信息表达机制。     

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路径——基于农民联合的组织创新

将交易成本作为研究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的主线,设计出适应"三农"特征和需求的、能有效节约金融机构交易成本的产品和服务创新路经,是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关键.文中运用中间层理论分析了农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借款人及贷款人,能够节约交易费用,增加总体的福利,从而论证了基于农民联合的组织创新的信贷产品创新的有效性.     

票据有因无因论——从交易成本考量

从交易成本角度考量,票据本身就是节约交易成本而产生的制度创新。在不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通过票据有因性保护交易安全就是节约了交易成本。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润滑交易,促进票据流通,迫切需要以票据无因性为基础建立票据制度。我国《票据法》采有因性倾向规定,是不同部门、行业的利益集团立法博弈的结果,这种立法选择,阻碍了票据事业的发展,必须确立票据无因性的基础性地位,增强票据效力的确定性,尽可能降低票据交易成本。     

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条件

对18—20世纪的,尤其是奥尔森的著名的集体行动逻辑、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做了评述,认为集体行动逻辑与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公共物品理论指出市场失灵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它们分别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创造了理论条件和方法论条件。     

政府与农村精英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决策分析——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

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在政府和农村精英之间运用演化博弈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府和农村精英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试图找到政府和农村精英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时最优均衡点,政府可以制定激励相容政策,引导多元化供给,进行制度创新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适应于计划经济、小农经济、“行政经济”需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已经发生裂崩,新的供给体系尚在建立之中。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促进产业链条越做越多,产业链条越做越长,经济的发展呼唤着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的重构。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是提高地方政府执政水平的需要,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更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     

温州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调查研究

从供给角度看,温州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仅基本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乡村道路、有线电视、宽带网络等生活基础设施较完善;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农村中小学校舍和教学基础设施良好;被调查者对农村保障性公共产品、文化娱乐设施供给满意率近五成。从需求角度看,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优先序依次为: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村庄整治与环境保护、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村民自治、文化娱乐设施与服务。结果表明,温州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失衡。文章针对此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农村消防事业发展

从公共财政的视角来看,消防是农村公共物品的重要内容之一。“民营消防队见火不救”的事件表明,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无法有效地向广大农民提供消防服务。农村税费改革后,在坚持农村消防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Social diversity promotes the emergence of cooperation in public goods games

Humans often cooperate in public goods games and situations ranging from family issues to global warming. However,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predicts that the temptation to forgo the public good mostly wins over collective cooperative action, and this is often also seen in economic experiments. Here we show how social diversity provides an escape from this apparent paradox. Up to now, individuals have been treated as equivalent in all respects, in sharp contrast with real-life situations, where diversity is ubiquitous. We introduce social diversity by means of heterogeneous graphs and show that cooperation is promoted by the diversity associated with the number and size of the public goods game in which each individual participates and with the individual contribution to each such game. When social ties follow a scale-free distribution, cooperation is enhanced whenever all individuals ar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a fixed amount irrespective of the plethora of public goods games in which they engage. Our results may help to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cooperation in the absence of mechanisms based on individual reputation and punishment. Combining social diversity with reputation and punishment will provide instrumental clues on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soci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economical impl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