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个案监督存在的问题

个案监督是人大监督司法权的重要措施之一。实施以来,取得了预防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提升人大权威和促进依宪治国的较好效果。但是个案监督在实践还存在诸如受案标准不统一、异化为个人监督、逾越宪政分际等问题。     

论人大个案监督的法理依据

就人大个案监督存在的现实性、合宪性、合理性以及必要性等诸多问题,从法学的角度作出探讨,来论证人大个案监督存在的重要性。     

试论个案监督之完善

个案监督是近几年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其宗旨在于抑制司法腐败的发生，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但在实践中由于一些认识的不足和法律上的缺憾，使得人大的个案监督刚性不够。所以，人大应充分发挥其权力机关的作用，对存在问题的有些方面进行明确和完善，才能更有效地加强时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和缓解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根本利益和人民意愿。     

汉英互译中的差异

一“义”与“justice”《汉英词典》中文中的“义”字被译成“justice”,而justice是英语的一个基本词汇,一般是“正义”、“公正”的意思。我颇感惊诧的是,译者竟然不了解,中国文字中的“义”与西方文字中的“正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其间的内在涵义反映了中西文化间的根本性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凸现出当代中国法治建构的艰巨性。     

地方人大法律监督新理念、新方法及其评说

在人大法律监督的理论尚不成熟定型、法律监督的国家立法停滞不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地方人大出现积极探索法律监督新方式的局面,是应予肯定的常态现象。对其中所流露出的“新理念”和已经尝试的“新方法”,有必要通过抽象概括和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系统的辨析、较真和定性,以期让地方人大法律监督理论有所继续发展,创新实践趋于理性和法治化,符合《监督法》的创新得以深化和细化,不符《监督法》的理念和方法得以调整。     

增强和端正公民的法定权利观——一个在普法教育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下,我国顺利完成了“一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水平进一步推进的“二五”普法规划正在贯彻实施。为了保障这一重大社会教育工程的顺利进行,除了各级党委、人大、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和监督等必要条件之外,笔者认为,增强和端正公民的法定权利观也是一个在法制宣传教育中值得重视和应该解决的问题。     

柏拉图正义理论论证方法探讨

柏拉图《理想国》的核心要旨是要论证正义之所是，并论证正义是一种自身就好的价值。他使用了五种方法。用“矛盾揭示法”来揭明正义的日常定义所内涵的矛盾；用“极端处境法”来论证即使在“正义得一切害处，不正义得一切好处”以及在人可以隐身的极端处境中，正义本身也是有利、有力、快乐的；用“大中见小法”来彰显正义是心灵的各成分的功能发挥到优秀状态并且和谐协调；用“涵养教化法”来说明心灵品质是如何被塑造提升到优秀状态，即正义美德得到了塑造成型；用“永生报偿法”来论证从灵魂永生的角度说，正义的灵魂必定是最幸福的。这五种方法层层递进，复合呼应，成为震古烁今、极为卓越的论证方法。     

加强和改进地方人大监督工作初探

地方人大监督工作是地方人大的重要职能。加强和改进地方人大监督工作意义重大。当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存在监督"走过场"、"形式化"倾向严重,没有充分运用法定的监督手段,没有准确把握监督工作的重点,监督的社会效果普遍不够突出等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并就解决这些问题,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地方人大监督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进一步提高我国人大监督效力的几点思考——以人大预算监督为例

自从人大《监督法》颁布以来,我国人大的监督效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思想、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在人大实际监督工作尤其在预算监督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人大监督权虚置和乏力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笔者以此为突破点,对人大预算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人大监督的实践,提出了完善人大预算监督的初步设想,想必对强化人大监督制度,提高人大监督的整体效能有所裨益。     

人工智能时代人大监督助推社会风险智治的演化路径与协同创新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与创新实践,社会风险治理迎来了重大变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在人大监督下推动着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要把握人工智能在风险智治过程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升级”、“人工智能+体制转型”、“人工智能+多维视角”、“人工智能+生态优化”等机遇优势,就需通过人大监督手段着力破除人工智能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理念困境、伦理冲突、法律问题、技术更迭、民生矛盾、安全漏洞等问题与挑战,构建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思维理念与框架逻辑、打造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技术协同与互动融通体系、优化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三方博弈均衡机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道德伦理与法治规约,从而加快形成人工智能风险智治的“善治”体系及“善智”能力的“良性互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升级。     

填补或重构：互联网视阀下的司法拍卖改革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247条的出台,重新明确了法院自行拍卖的权力.从传统委托拍卖制度的确立到网络司法拍卖的推行,司法拍卖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屡遭诘问,司法拍卖制度的调整势在必行.网络司法拍卖契合了当下司法改革的需要并得到有效推广,对传统委托拍卖制度产生变革性的影响.但其合法性及法律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合理性也在经受实践的检验.同时,对路径依赖、利益博弈等因素应进行充分的考量,以权力制约为中心的规制制度也应得到相应的完善.     

从“小司考”到“特许律师”——国家司法考试统一性的反思

国家司法考试统一性并非目的,而是手段.平等性才是国家司法考试价值追求的目标.统一司法考试的出台是基于对平等理念的诉求,以改变原先司法机关进人制度上的低门槛与特权化.“小司考”的可谴责性就在于其突破了统一国家司法考试所一直努力追求的平等性.在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落实中,统一性始终遭遇实现差异性的挑战与突破.作为对现实的回应,法律规范已对统一性作了修正.作为国家司法考试例外情形的特许律师制度可理解为是在平等基础上的一种多元化尝试.     

司法解释比较研究

由于恪守三权分立与国家主义的观念，大陆法系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否定司法解释的合理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陆法系的司法解释经历了从严格解释到自由解释的发展历程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解释权一直是法官固有的传统权力。我国清朝之前，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解释。近年来司法解释体制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但我国司法解释的自体化特征十分明显。     

英美判例法与我国判例适用之比较

我国是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的法律渊源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渊源开始走向趋合之势，尤其是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遵循先例判决现象地不断出现，使得这种趋合之势更加明显。尽管如此，由于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在法律哲学基础以及判例适用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判例法仍然不能成为我国的正式法律渊源。     

司法管理学理论基础初探

作为司法学子学科同时也是一门新兴学科的司法管理学应当构筑起自己的理论架构,而在其自身的理论结构中,学科基础无疑是重要的内容之一,亦当是此学科的根基所在。司法管理学有着多学科交叉构成的独特学科属性,对司法管理学基础的分析自然应当存在多个着力点。多学科基础性框架的抽绎与综合形成了司法管理学兼及哲学、法学、管理学等宽范围的知识基础结构,而从人性、制约与监督、历史与实践、系统论等维度来阐释司法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将为司法管理学学科体系建构提供坚实的基础。     

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司法制度改革概论

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仅存四年,但仍在司法制度上进行了大胆改革,做出了有益于后世的探索。此外,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还抛弃了北洋时期司法不党的规则,开始实行司法党化。     

创新与传统的碰撞及调适——试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创新与不足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人们在称赞其创新点的同时也对解释三过于强调个人自由平等主义表示不解。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村民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深刻,难免与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产生碰撞。司法解释忽视了深嵌在百姓心中的传统家庭观念是产生碰撞的根本原因。而如何在创新和传统之间寻求调适路径就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高校惩戒行为司法救济模式探析

纪律性惩戒和学术性惩戒的分离，是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决定是否对高校学生提供司法救济的基础，与大陆法系国家以惩戒强度不同来提供救济的模式相比，有更大的合理性。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高校惩戒行为司法救济模式，在受案范围上以惩戒强度为标准、在审查强度上以惩戒性质为基准。     

权利行使的界限与敲诈勒索犯罪关系研究

敲诈勒索罪虽系常见性、多发性犯罪,但由于行为人犯罪目的及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以致本罪在司法认定中疑难重重,刑法理论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章以所有权人、债权人、消费者、信访人等行使权利内容的不同为切入点,从不同的层面,分析论证了敲诈勒索犯罪与正当行使权利的界限,并从理论上予以概括总结,厘清了两者的关系,有利于司法实务中正确地区分敲诈勒索犯罪与行使正当权利的界限。     

我国行政应急行为司法审查若干问题探讨

不同于常态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应急行为司法审查需在实定法的立法意图推断和法治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中寻求合法性源流。在行政应急行为司法审查的实体性问题上,应当拓展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发展合理性审查标准、明确应急管理规范的适用地位、规定复合型和多元化的证明责任及标准。在程序性问题上,应当明确行政应急行为的管辖法院和诉讼各方主体资格、构建公私利益兼顾的诉讼时间和时效、扩展“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从而在确保行政机关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的基础上,充分保障应急过程中相对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