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践合理性研究的几个问题

实践合理性的实质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实践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思、评价和规范。实践合理性的核心内容是对实践所合乎的“理性”本身的合理性的追问、反思和评价。实践合理性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实现实践的合理化，即实践合理化的条件、原则和途径问题。实践合理性追求的现实意义是为当今人类走出生存危机、摆脱发展困境寻找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代价问题的合理性探析

在价值实践的视野下,由于主体价值目标既有相吻合也有相冲突的可能以及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社会实践的时代局限性,决定了代价作为存在者有着合理性根据,但并不是所有的代价都是合理性的,应该对代价进行合理性的审视与评判。代价的合理性评判需考虑发展的历史性。要最大程度地减少代价,使其保持在合理的、适当的限度内。     

知识产权合理性再解读——以马克思劳动观、私有财产观和技术观为视角

马克思认为个体的劳动只有在社会和通过社会才能实现其价值,私有产权的合理性是暂时而不是永恒的,而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乃在于实现人类的进步、自由及解放。马克思的劳动观、私有财产观和技术观所隐含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辩证统一思想,一方面证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知识产权限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昭示着知识产权应当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一种私权。在知识产权日趋权利膨胀的今天,在知识产权合理性不断受到拷问的当代,马克思的上述理论可为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构建和知识产权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进路。     

技术合理性的社会建构

技术合理性的问题历来是技术哲学所探讨的中心和关键。在技术哲学中 ,技术合理性常常被理解为工具合理性。然而 ,传统的技术合理性观念显然不能涵盖发展态势日益迅猛的现代科学技术 ,本文借鉴社会建构主义观点和方法对技术合理性的社会建构进行探讨     

浅析宪政合理性

宪政的合理性,主要取决于宪政价值诉求中的合理性。何谓合理,不同国度、不同时代,有不同理解。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宪政的价值构造内涵,为中国实行合理化宪政提供理论参考。     

我国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行为的理性分析

证人出庭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司法改革和实践，时至今日，证人出庭难的困境依然未得到有效缓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证人不出庭行为本身缺乏必要的分析，没有认识到证人不出庭行为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性，从而对证人出庭行为认识不全面，导致解决措施实效性降低。而通过对证人不出庭行为的合理性研究，能够促成研究视角的转换、提高全面思考的意识和增强措施的实效性。     

法律实现的合理性基础--以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为例

法律实现是法律的生命力所在，而法律的合理性是实现的重要力量。以《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内容和实施情况为例，探讨法律的合理性对法律适用所产生的影响，并为其构建与寻求较为合理的价值实现成为当务之急。法律的合理性是相对的，会随着利益的平衡和迁移而流变。     

模糊选择函数T-拟传递合理性的刻画

在模糊选择集正规和所涉及到的t-模左连续条件下,利用模糊化后的Bandyopadhyay的合理性条件对T-拟传递合理性的刻画问题进行研究,得到了T-拟传递合理性刻画的新条件,并对模糊情形下不成立的结论提供反例予以说明。     

“校长实名推荐制”政策的合理性研究

北京大学从2009年7月确定实行＂校长实名推荐制＂选拔具有特长的高中毕业生,反对之声不断。对＂校长实名推荐制＂进行政策合理性分析是回应和验证社会公众质疑的途径之一,也是说明它的可认同性和可接受性的依据之一。文章从两个方面分析北京大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政策的合理性：第一,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否以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公众的福祉为目的,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二,政策是否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普遍价值追求。     

从历史的角度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合理性"标准的理论分野

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合理性”标准的理论分野,即对各国有关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合理性”标准的学术以及司法判例进行研究,并从法律规范、法律价值、法律体系改革三个基面分别进行归纳,以期对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前提批判

技术理性批判已经成为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明确提出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统治理性,从而对技术理性展开全面的批判。一直以来我们只是对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积极意义加以阐释,而缺乏对其批判理论本身的批判。反思马尔库塞在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中对技术理性的预设,他错误地把技术理性看作是与价值理性完全相对的工具理性,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设计为从审美之维度构造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来替代技术理性。技术理性具有工具与价值的双向维度,反思与批判应立足于完善技术理性自身、把以善为核心的价值要求转化为技术活动自身的规定之上。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科技与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兼论科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整合

科技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在本质上验证了科技的工具理性功能,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客观的证明了单向度的工具理性对社会发展带来重大的问题。突破工具理性的霸势,回归科技价值理性,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对科技功能的迫切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就必须积极整合科技的两种理性功能,调整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提升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健康效应,才能达到科技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目标一致。     

对我国教育目的的再思考

我国的教育目的存在着价值理性与现实理性相背离的二重性.国家通过教育文件的形式确定了教育目的的价值理性,反映了我们的教育追求.但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我国的教育目的与教育文件中的规定相去甚远,出现一种现实理性,这与我国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的哲学思考——谈绩效评估对公共事业管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

现代管理技术的应用,工具理性文化的传播,使得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存在着失衡现象。绩效评估对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整合有重要作用,是整合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信念与责任、正义与效率、道德与制度的重要手段,以绩效评估整合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重点是以绩效评估为支点,引导和推动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向重人、崇德、尚合方向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价值理性诉求的文化进路

企业不应单纯为了赢利而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而是应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内在价值理性去追求。企业承担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是基于自主自觉的企业心理之上的,是企业文化的终极价值理性追求。建立社会责任的文化机制就是要赋予社会责任以伦理价值的内涵,使企业的社会责任行动由合乎手段转向合乎目的,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理性”批判及其重建——以科学课程为例

对科学及其“理性”的批判实质上揭示了“理性”重建的重要性．一方面“技术理性”创造出一种排斥差异、妨碍区别的气氛，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概念，阻挠思考，从而技术理性制约下的科学课程不利于其育人功能的正常发挥．另一方面“理性’’的本质是强调对原则问题永远持怀疑态度，决不执着于据说的公理，而是对一切都不想当然．因而，‘‘理性”重建必须摒弃“技术理性”，意味着对批判性思维的主张与鼓励．     

基于不同理性供应商与制造商关系的博弈研究

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企业间的关系不能再局限于竞争和短期的利益交换,企业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分别从个体理性、集体理性的角度对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博弈关系进行研究,揭示了双方合作的动因,并提出了总体理性以平衡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集体理性下,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总利润可以实现最大化,对供货价格进行适当调整可以使得至少一方的利润优于个体理性的结果,这体现了集体理性的优势,也是供应链中供应商和制造商进行合作的动因.     

我国A股市场IPO定价合理性与抑价研究

我国股票市场上的IPO超高抑价现象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我国A股市场IPO定价的合理性,结果表明相较于市场价格,IPO发行价格更能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并证明了二级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是造成我国A股市场IPO抑价程度过高的主要原因。     

理性的断裂--论风险社会中的科学技术

科技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初级科学化是一种科学理性独断的科学化过程。自反性科学化的过程使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截然区分不再可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应当建立在科学与社会多元理性共识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