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鲁迅"

延安时期的“鲁迅“是透视延安文化历史形成和延安文人思想变迁的窗口,这一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种鲁迅观。延安文人认为“鲁迅精神就是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不怕孤独,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将自我对“鲁迅精神”的体认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中。而中共领导人则更侧重从政治的需要来阐释鲁迅,使得鲁迅逐步被意识形态化,并且通过标举鲁迅的旗帜团结文人以及规训他们的话语方式。     

延安时期的“鲁迅”

延安时期的“鲁迅“是透视延安文化历史形成和延安文人思想变迁的窗口,这一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种鲁迅观。延安文人认为“鲁迅精神就是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不怕孤独,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将自我对“鲁迅精神”的体认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中。而中共领导人则更侧重从政治的需要来阐释鲁迅,使得鲁迅逐步被意识形态化,并且通过标举鲁迅的旗帜团结文人以及规训他们的话语方式。     

中国收藏与鉴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正>中国自觉的收藏行为,至少可追溯至汉代,并在其后至民国的两千多年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社会与政治现象。其中朝廷建立收藏以促进其政治及意识形态主张,士人以收藏树立身份及文化之认同与区隔,以及收藏、鉴定与创作的密切关连与互动,乃是中国收藏史的若干重要侧面。这些出于不同目的     

宋夏战争对北宋诗文革新之影响

宋夏战争是北宋边患的主要矛盾,是北宋政治改革与文学变革的主要动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使得文人士大夫自我砥砺的人格精神重新确立,士人人格精神的变化导致文化心态发生转变,文学创作注重现实社会,改变晚唐五代柔弱绮靡文风。民族格局的变化,导致士人精神发生变化,相应的士人心态的变化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文学思想、审美情趣、表达技巧的探索创新。     

林纾的认同危机如何形成——从民初的“新旧之争”谈起兼谈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双簧信”,对林纾进行了大肆的贬损,后来林纾发表小说对新文化派给予回击。林纾的双重角色导致了他在新旧之争中的认同危机：小说翻译和创作显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文化身份上的“重合”,但他的观点一开始就与新文化派相背离,而新文化派又拒绝从文化身份上认同他。认同危机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清末民初多数知识分子的双重文化身份：既是传统士人又是现代文人;二是知识分子的双重文化心态：面对西方文明的调和或激进态度。民初的新旧之争是关于文化话语霸权的论争,“新”和“旧”的问题导向的是“现代”与“传统”的问题。     

汉代古琴文人化发展刍议

中国古代艺术的精髓在文人艺术,而古琴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也正是由于历代文人的不断参与而逐渐形成.古琴艺术散发着浓厚的文人气息,是古琴与文人结合的文化成果.现今人们谈古琴文化,多从文人思想对古琴文化精神的影响方面论述,忽视对古琴文人化发展过程的讨论.以本末关系来论,古琴艺术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为末,古琴的文人化过程则为本.按中国传统文化前继后续的发展模式,追本溯源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重要原则.因此,梳理古琴文人化过程是有必要的.从文献来看,古琴与文人的关系早在上古三代的礼乐制度就存在,后来发展到汉代,尤其是东汉,古琴的文人化才基本成熟与定型.     

宋代咏茶诗的艺术风格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它和士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可以说,文人的热衷对茶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茶文化中也折射着古代文人的某些情怀,影响着文人的心态观念,并对他们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士人心态与汉代屈骚评论

随着战国纷争的形势为统一的专制政权所取代,士人在功名追求中渐渐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也就日渐失去自己作为知识群体而存在于社会的主体自由,士人由此而落入功名追求与个体人格的矛盾和困惑之中.生活在汉代的士人是最早感受到这种矛盾与困惑的士人.汉代士人对屈骚的评论,就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与出路探讨.     

杨万里诗社与南宋孝宗朝政治

中国古代士人的官员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诗社往往与政治密不可分.杨万里一生多有结社,其社友多具有共同的政治倾向,并在孝宗年间论定高宗庙号、高庙配享二事上表现出了诗社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汉代思想流变下传统图像的审美解析

每一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状况决定着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每一种思想又影响着艺术表现的内容与题材.在汉代文化审美传统形成的过程中,图像则是最直接的表现意识形态的产物,更接近一个民族审美精神的集体无意识领域,更加真实地再现当时的客观生活.通过对汉代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风格图像的深层研究,结合同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可以更好地领悟到汉人审美观念中天人关系的原型构造.     

刘向使外戚上变事始末

[]?在西汉中后期政治、文化舞台上,刘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精忠不渝,历事宣、元、成三朝,三度被废,三度复起,一生捍卫刘氏宗族,与宦党、外戚坚持斗争.在早年的政治生涯中,初元二年的使外戚上变事是决定刘向一生政治命运的转折点.萧望之、周堪、刘向等与宦官石显、外戚许、史围绕灾异展开交锋,最终经生集团落得大败.刘向的变事既体现了他捍卫宗族的忠心,也反映出早期刘向在政治斗争中的不成熟.而历西汉元帝朝,围绕刘向的这次上书而发生的种种争斗实际是经生集团与宦官、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的缩影.本文通过记述刘向使外戚上变事的始末,并分析刘向在变事写作上的得失,试图勾画出西汉元帝朝初年的政治格局与变动,以及揭示刘更生前期的奏议写作的政治背景.     

自禁之又自紊之--朱元璋委政宦官之实

鉴于历代宦寺之祸,朱元璋曾多次发表关于宦官干政的见解,同时强调其严禁宦官干政的主张,洪武十七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立于宫中,成为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的象征.与之相左,三十余年间朱元璋又不间断地派宦官出使、观方略、从事茶马贸易、监督税收及参与刑狱等活动,诚如<明会要>所载,朱元璋是"自禁之又自紊之".朱元璋的禁紊之举,暴露了其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潜在意识,为明代中央辅政体制朝双轨制发展铺垫了道路.     

曹操“挟天子”难“令诸侯”论

曹操＂挟天子＂只可让少数诸侯服从其令归顺朝廷,却难以命令多数诸侯。主要原因有六：汉朝天子的合法性权威丧失殆尽;皇朝更代的五行学说让天下人从心理上感受到汉朝即将灭亡;曹操汉相身份受到天下人的质疑;天下诸侯都拥有私人军队,都在积极建立自己的霸业;社会志士多在寻找新的主人建功立业而非拥汉;次等君臣关系的固化形成了新的利益共同体。曹操＂挟天子＂也产生了集团内部拥汉派反对他代汉的严重政治问题。     

晚明官员的收入构成

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级官吏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执行者,政治上的特殊性必然会在经济收入上反映出来,晚明官员的收入主要由官俸收入、地产收入、经商收入及灰色收入构成。另外,晚明社会,除了上述四种主要形式的收入来源外,一部分官员还因战功显赫、理政有嘉,在宴会、典礼、巡幸、节日中均可受到皇帝的大量赏赐,有时数目极大,尤以辅臣及讲官集团更具代表性。不仅如此,晚明各级官员的收入对官员自身和其家庭,甚至是晚明社会均有深刻影响。     

近代传媒与中国西藏

在清末新政大的环境里,《西藏白话报》诞生了,它以爱国、尚武、开通民智为宗旨,以西藏官员为主要传播对象,直接地参与了西藏的近代变革。而在内地创办的各种形式的报刊则间接地反映西藏的社会发展。这些报刊关注重大政治变迁、及时报道国家的治藏方略和政策得失,传达国内外关于西藏的信息。本文以《神州日报》、《时报》、《东方杂志》为个案,论述晚清报刊与中国西藏的关系,从而阐明西藏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浅析王符《潜夫论》之理想社会

东汉后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王符对统治弊政给予了严厉批判,同时以"尚贤"为核心,大到一国之君、文臣武将,小到平民百姓均重新赋以角色定位;从治国方略中的"德"与"法"到人和人之间交往的忠、恕、仁、义等之道皆详细分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极有现实讽刺意义的理想社会。     

两汉时期官吏的致仕制度

我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官吏致仕的现象，西汉时期官吏致仕制度正式形成。致仕制度既是汉代官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养老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汉代官吏致仕的主要原因是高龄导致的身体状况不佳。汉代官吏致仕，形式上是主动退休，实质上是在礼俗和制度约束下的被动退休。汉代官员致仕后回家养老的基本费用得到保障，保证其晚年生活无后顾之忧；而且很多官员受到政治礼遇，可以继续发挥余热。汉代官吏致仕后死亡时也享有一定的丧葬待遇。     

东汉王朝的建立与思汉的社会舆论

王莽篡汉后,依照儒家理想主义的治国方针,推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非但没有挽大厦之将倾,反而带来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和反抗。在此情形下,社会各阶层寄希望于刘汉王朝的重建,而人心思汉的社会舆论,一时也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选择,最终促成东汉王朝的建立。思汉的社会舆论不是简单地对刘汉王朝的怀念,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汉政的理性回归,汉政的统治模式的定型和确立,也为后世王朝所遵循。     

汉唐两朝在云南地区的治理政策及其影响之比较

两汉、唐朝都曾对云南进行了长期治理,但两汉的治理力度明显强于唐朝。设郡县、派驻大批官吏和军队、强化对地方首领的控制,使两汉在云南的统治不断深入,东汉永昌郡的设立,使云南全境完全纳入了中央王朝版图。到东汉结束时,已经有效管理云南330年,并使后来的蜀汉、西晋仍能有效管理云南。而唐朝更多地依靠和扶持地方势力管理云南,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政府难以有效应对,南诏的崛起最终结束了唐朝对云南的控制,历时130余年的治理最终以失败收场。     

北魏护丧制度考

护丧之制由来已久，朝廷通常为某些官贵指定护丧官员，以示特别的荣宠。护丧者的职级与逝者生前的身份地位是紧密相连的。北魏护丧制度承袭汉晋，凸显出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身份等级关系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