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堂教学节奏美琐谈

我国古代《乐记》云:“节奏,谓或作或止,作则奏之,止则节之。”这里节奏的本意是指音乐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急徐、行止、强弱、长短等现象。其实,万事万物皆有节奏,日月的升落、昼夜的反复,都有其鲜明的节奏。我们可以说,节奏是事物运动过程中有规律有秩序的变化。     

一座逆作者之愿而矗立的纪念碑——谈《荡寇志》的思想倾向和认识价值

“旧小说喜续,新小说喜复”,这是小说《反三国志》的作者周大荒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说的话。好承书而续,确实是中国古代小说所独具的特殊现象。而续作又有种种:或书未尽而续,如《红楼梦》的诸多续书;或书已完而续,如《西游补》《后西游记》之于《西游记》。有的则更复杂,如《水浒传》,既有人不断加入征辽,平王庆、田虎的新情节,也有人把它砍成“断尾巴蜻蜓”,还有人承之而作《水浒后传》、《后水浒传》。     

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现代阐释

“发愤”说和“忠义”说是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集中体现。前强调小说应是“发愤之作”，“不愤则不作”，即现代所说的创作激情；后是对小说主的概括，肯定了梁山起义的正义性。李贽的《水浒传》批评思想及其艺术分析在当时的“小说界”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健康发展。     

生命意识:当代小说的节奏图式 “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礼记·乐记》

节奏是一种生命意识。有机界无机界,万事万物的运动无不具有节奏性。作为生活本质之反映的文艺作品,亦复如此。艺术美的节奏可以说是作品的生命图式。节奏的艺术创造可以产生独特而强烈的美感效应。     

试析《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反墨效应

<正> “反墨”作为对比中的一种,最早提出的是金人瑞。金人瑞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一中说:“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金人瑞把“对比”这种具体描写分之为“正墨”、“反墨”,“正墨”即正面对比,“反墨”即反面对比(反衬式对比),金批《水浒传》中所说的“背面铺粉法”,就是指“反墨”这种反衬式对比的描写手法;或者说,就是指称之为“对衬”的“一个观点上两件事物的映衬”(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林教     

“屈戌”考辨

“屈戌”(一词新《辞源》作“屈戍”,释作:“门窗上的搭扣。”新《辞海》作“屈戌”,释作:“门窗上环纽、搭扣。”两部大型辞书,竟然不同,谁是谁非,实在很有必要作一番探讨。一、屈戌、屈膝和屈戍的关系“屈戌”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晋陆翙的《邺中记》:“石虎作金银纽屈戌屏风。”“屈膝”一词最早见南朝梁简文帝《乌栖曲》之四:“织成屏风金屈膝,朱唇玉面灯前出。”明周祈在《名义考·物部》中说:“曲须为屈膝。李贺诗:‘屈膝铜铺锁阿甄。’盖门环双曰金铺,单曰屈膝,言如膝之屈也。古《乌栖曲》作‘屈戌’,李商隐作‘屈戍’,皆误。”他认为作“屈戌”误,应该作“屈膝”,因为其意为“如膝之屈也。”那么,“屈膝”该是整体,是后来误作“屈戌”,即“屈戌”是“屈膝”的别体。另外,他说“《乌栖     

略论《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关系

我国古典文学首屈一指的杰作是清朝时出现的《红楼梦》。由它形成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明代也产生过两部杰出的针砭现实、使人警醒的长篇小说,那就是《水浒传》与《金瓶梅》。《水浒传》的作者,有说是施耐庵的,有说是罗贯中的,有说是施、罗合著的。明·高儒《百川书志》中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在现存最早的明·容与堂刻本所附的《〈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中,也说《水浒传》是由“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的。施耐庵约卒于1370年;后约三十年,即1400年,罗贯中卒。揆之情理,罗贯中“编次”当在施耐庵去世之后。二人虽同生活于元末明初,然书成应是在1370至1400年之间,时为明洪武至建文初年。     

何心与《水浒传》编年

从故事编年的层面对《水浒传》进行研究,何心先生是第一人。何心先生这种做法不仅“很别致”,而且也很有意义：第一,有利于《水浒传》的传播;第二,可以为《水浒传》之成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第三,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然而何心先生之《水浒传编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某些事情的发生时间明显存在错误;第二,事件遗漏现象比较严重;第三,对存在于《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重视不够;第四,把七十一回以后之事置于《水浒传编年》之外,显得不完整。     

寓言界说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寓言”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中期道家学派的代表著《庄子》一书中。《庄子·杂篇·寓言》中说:“寓言十九”。晋人郭象注:“寄之他人,则十言而见信。”唐朝人成玄英疏:“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已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清人王先谦集解云:“寄寓之言,意在于此,而寄于彼。”前人的这些解释,虽然还不全面、不确切,     

梁山好汉的仇恨心理辨析

近年来,有关仇富心理、富人安全问题和《水浒传》的讨论文章颇多。有人认为“仇富心理”乃中国国民独有的劣根性,而《水浒传》便是“仇富心理”的典型。本文针对《水浒传》的“仇富心理”说,结合《水浒传》“逼上梁山”和“杀富济贫”两方面的特点,从心理层面剖析梁山好汉“逼上梁山”和“杀富济贫”心理动因,并对《水浒传》“仇富心理”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何心与《水浒传》编年

从故事编年的层面对《水浒传》进行研究,何心先生是第一人。何心先生这种做法不仅"很别致",而且也很有意义:第一,有利于《水浒传》的传播;第二,可以为《水浒传》之成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第三,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然而何心先生之《水浒传编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某些事情的发生时间明显存在错误;第二,事件遗漏现象比较严重;第三,对存在于《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重视不够;第四,把七十一回以后之事置于《水浒传编年》之外,显得不完整。     

论《水浒传》开篇神奇怪异故事之功能

明清长篇小说中有一个很普遍的奇特现象,这就是往往以神奇怪异的故事开端。纵观此类作品,大体有三种模式。而《水浒传》作为章回小说的发轫之作更具有典型意义,其开篇的神奇怪异故事,功能不再仅仅是“入话”或引子,而是与整部作品融为一体,起着统摄全篇、表现主题、为人物辩护、解释的作用,显示出作者高超的叙事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楼梦》的艺术构思。     

为金圣叹“草蛇灰线法”一辩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曾指责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充满“八股选家气”。“草蛇灰线法”,便是用来做这种指责的最重要的一条证据。他说:“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按,实为十六次)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     

从李卓吾到金圣叹——略论李评《水浒》与金评《水浒》在思想方面的继承关系

从金圣叹的同时代人李渔开始,就陆续有人评论金圣叹对《水浒》的评论。其中,肯定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金圣叹提高了《水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二、对《水浒》本身评改得好。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赵苕狂,在《水浒传考》一文中说:“金圣叹这个人,当然是这部现行《水浒传》的一个大功臣”。还称:“(金圣叹)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地位;又说:‘天下文章无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如此的眼光,如此的胆气,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稍后的刘半农,也赞扬金圣叹对《水浒》的“删改”、     

评王国维曲论、词论中的“自然”说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对元代戏曲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以“自然”来概括。他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王氏评元代杂剧、南戏之自然特色,是避开剧本的思想内容而专指其曲词、宾白而言的。元代戏曲的“自然”何诠?王氏“亦一言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宋元戏曲考》)王氏举例以证:“添酒力,晚风凉,助杀气,秋云暮,尚兀自脚趔趄,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单则俺杀生的无缘度。”(马致远《任凤子》第二折《正宫端正好》)他评之为:“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     

论《水浒传》"农民起义"说形成的历史根源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并成为至今最为流行的观点。对于这种观点的形成,学界一般归因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实际上,“农民起义说”的形成还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明清两代、民国时期《水浒传》思想评论状况是“农民起义说”形成的历史根源。     

“传神”的艺术——小说技法漫论(一)

怎样使作品的人物形象“活”起来?关键在于“传神”。可以这样说,能否“传神”,是权衡一个艺术品成败、优劣的重要标尺,也是鉴赏作品的重要审美原则。“传神”一语,早在我国明代小说评点家叶昼,在评点《水浒传》时就已提出。他认为,“传神”是“《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的根本原因。 在小说创作中,通向“传神”艺术的彼岸,有哪些“桥”可作为“通道”的呢?     

《过客》艺术论

一长期以来,在鲁迅《野草》研究领域,对《过客》的研究,大都偏重于思想的探索,而忽略艺术的剖析,即使在一些蜻蜓点水式的艺术分析的文字中,也出现了种种误解或曲解。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对话体的散文”(如唐弢先生等),或说“这是一出发人深思扣人心弦的独幕剧”(江苏人民出版社:《鲁迅散文选讲》),更有甚者,某位颇有影响的教授,对包括《过客》在内的《野草》中十六篇散文诗,则论定为“是不纯粹的,它不是审美的”,从而从形式上否定了《野草》,说“这不是一部散文诗集。”由此,可见研究者们,对于鲁迅     

“为好会”抑“为好”——关于《史记》的一个标点问题

古籍中有些句读或标点问题,历来不易解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使使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予西河外渑池”。因句读或标点不同而有二说“(一)“为好”后不加逗号,“为好会”解作“举行友好的会见”。(二)“为好”后加逗号,“为好”释为“联欢”。这二说本该有是非之分,或优劣之别。但我在拙作《古书注释中“二说并存”问题》一文中(下简称“抽作”)认为:“资料不足,难于断制:。主     

在形似与神似之间——《水浒》中“武松打虎”与“李逵杀虎”赏析

在艺术创作与艺术评论中,普遍存在着形似与神似的问题。能否正确地理解、运用它,是艺术创作能否成功和艺术评论能否准确的关键之一。 《水浒》中的“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明末时期的金圣叹曾经极力赞扬过,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景阳岗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作者)真是其才如海。”清末时期的夏曾佑,则提出不同的看法,在《小说原理》中说:“武松李逵之打虎,均不甚工。李逵打虎,只是持刀蛮杀,固无足论;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之头于地,一手握拳击杀之。夫虎为食肉类动物,腰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