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中的“原罪与救赎”——谈圣经文化对《雷雨》影响

曹禺的戏剧代表作《雷雨》,既充满圣经文化的外在表现,又因人物关系、事件冲突,充分展现了强烈的原罪意识和救赎心态,从而成为了圣经文化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有力佐证。     

《雷雨》的叙事策略

曹禺在《雷雨》中建构了具有双重功能的叙事文本 :以“结局期待”为标志的、迎合读者浅层情感需要的阅读文本 ,和以打击这个期待为标志的 ,迎合读者深层情感需要的反思文本。本文试解读这两种文本功能 ,发现曹禺独特的叙事策略     

《明暗》与《雷雨》中的女性观

夏目漱石,被誉为日本的国民作家,在其短暂的人生旅程中为人们献出了诸多宝贵的精神食粮。其作品以敏锐的洞察力窥探百年后世界形式的轮流变幻,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洞悉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潮流。特别是遗作《明暗》中具有颠覆意义的新女性阿延的出现,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文学争议。无独有偶,被誉为国民话剧大师的曹禺先生的成名作《雷雨》,也涉及了女性崎岖的心理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祈雨习俗及祈雨文学研究综述

近年来,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祈雨展开探讨。其中祈雨习俗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祈雨仪式的发展演变、特点、目的功能等方面。祈雨文学研究则对涉及祈雨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探讨,挖掘其思想及文献价值。同时,文章对祈雨文学研究发展寄予了新的展望,强调关注祈雨文学的文学性,在坚持"文学本位"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多学科交叉型研究。     

《雷雨》的“热”分析

《雷雨》是曹禺最富个性的创作。年轻的创作者通过作品人物和场景描写，作家个体的感性体验、自我或终极本体的深入思考，都或隐或显地改装成撼人心魄的悲剧故事。其中“热”的环境和人物的“热”情、“热”力共同酿成了雷雨大作。创作者的“热”的内驱力和接受者的“热”泪共同阐释着“热”的审美意义。     

传统“储存器”里的民间叙事——关中祈雨歌解读

仪式是传统的＂储存器＂,储存了民族的历史与历史深处最真实的记忆,无法看见的宗教与神话信仰在仪式歌的＂真情诉说＂中成为真实的＂存在＂。由于干旱一直是对关中农业社会危害最大又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所以为禳除旱灾举行的祈雨祭祀是关中地区重要的仪式风俗,伴随着祈雨仪式流传下来的祈雨歌是农耕民族在与旱灾抗争中谱写的悲壮乐章。祈雨活动在营造宗教氛围之同时,又根据现实生活之需要使仪式成为最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民俗活动,事实上,神话性与宗教性只是祈雨仪式的显性结构标志,其本质是对民生疾苦与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     

宋代“以鳗祈雨”习俗成因分析——以江浙地区为例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风调雨顺是确保农事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宋代时旱灾频发,举行祈雨仪式成为官方和民间抗击旱灾的重要方式之一。江浙地区就曾盛行过"以鳗祈雨"的习俗,这种祈雨习俗在官方和民间均有所体现。鳗鱼被选择为祈雨对象并非偶然形成,这种现象不仅是在鳗鱼、水稻、旱灾三者的叠合时间中促成的结果,而且是巫术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民间信仰因素和宗教信仰因素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之下的产物。通过对于"以鳗祈雨"习俗的分析,有利于补充宋代祈雨习俗的研究,也有助于呈现中国的鳗鱼文化。     

论《雷雨》的俄狄浦斯情结

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现俄狄浦斯情结的《公墓》、《内疚》、《女娲氏之遗孽》、《叶罗提之墓》、《姊嫁之花》和《雷雨》进行比较后认为:前几篇小说限于对心理分析理论的形象化图解,未能充分展开俄狄浦斯情结的内涵;《雷雨》由于设置了周朴园专制冷酷的形象为背景、表现周萍和繁漪的乱伦关系以及周萍对四凤的爱而将这一情结表现得惊心动魄。《雷雨》成功表现俄狄浦斯情结的原因在于:西方戏剧的命运观和曹禺对命运的思考的相互融合、曹禺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及作为艺术家对集体无意识的幻想创作。     

一位敢爱敢恨的悲剧者——《雷雨》中蘩漪的性格分析

蘩漪是曹禺先生《雷雨》剧作中最具“雷雨”性格、最丰满的角色。她是一个性格复杂、内涵丰富并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她渴望自由的爱情，但又摆脱不了家庭的牢笼，她既具有旧式女性柔弱的性格，同时又有着现代女性的抗争精神，她紧紧抓住与周萍一种阴鸷的爱，却又被无情的抛弃，最终导致了她对一切的报复。文章充分揭示了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作为一个女人，无力与强大的封建势力相抗衡而实现自我理想，即使反抗，也将以悲剧告终的悲剧命运。     

永葆魅力的艺术珍品——《雷雨》

“五·四”以来的戏剧,即使最优秀的都只能是短小的独幕剧。大多数剧作家只能运用独幕剧的形式和改编西洋剧,缺少驾驭深刻反映广阔的生活、人物众多、冲突复杂、结构宏大的多幕话剧的文学样式的功力;而曹禺高度的戏剧文学成就为我国现代话剧文学样式成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1934年《雷雨》发表以来,半个多世纪常演不衰,保持了长久的魅力,探其根由,高度的艺术成就不能不说是至关重要的。要探讨《雷雨》的艺术成就,我们不妨从构成话剧文学样式的主要因素——人物、冲突、结构、语言四个方面着手。曹禺的《雷雨》就是高度满足的这些要求,并以其完美结合和独特的艺术成就达到了话剧文学的一个高峰,从而定了这个五四以来新兴文学样式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雷雨》的人物关系看作者的人性思考

通过对<雷雨>人物结构关系的分析,试图从人性这一角度解读剧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文章认为,曹禺先生在周朴园、侍萍、蘩漪等人物身上,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人性得失的因果关系,寄寓了深刻的人性思考.     

乱世的侠义与沧桑——从曹操诗歌创作看其思想发展

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个争论很大、很难定论的人物,然而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却是大家公认的,他的诗歌创作也为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曹操提供了一种途径和可能。通过对他前期诗歌《蒿里行》、中期诗歌《短歌行》、晚期诗歌《步出厦门行·龟虽寿》所表达的形象与所体现的思想进行分析,探讨了曹操思想发展的脉络,还原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曹操。     

悲悯·体恤·玉人于成——魏武人文情怀之诗文史互证

曹操诗文成就了一个浑厚博大的思想与精神空间,人文精神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曹操诗文中的人文情怀主要体现在对众生生存态势的广泛关注,包括对百姓生态的悲悯,对征夫情愁的体恤以及对才士生命价值之实现的促成。     

从“曹振镛现象”透视封建政治文化特征

历史上对于晚清颇受道光皇帝重用的汉人大臣曹振镛历来批评较多,甚至认为他是＂庸官＂的代表,对晚清腐败的官场习气应负重要责任。研究认为曹氏为官之道中有消极成分,然在封建社会有其适用性,把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腐败的官场习气简单的归罪于曹振镛个人有失公允。应该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传统文化出发,以探求＂曹振镛现象＂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     

《善哉行·朝日乐相乐》作者考辨

关于《善哉行·朝日乐相乐》的作者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曹操,另一种却认为是其子曹丕,迄今尚无定论。如果仅从表象上考察,极容易被认为是曹操之作。但若仔细分析,便会发现：此诗在用词、情感底蕴、思想、结构等方面都有明显不同于曹操诗歌之处,却与曹丕诗歌极为相似。据此,笔者认为此诗为曹丕之作。     

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文化内涵——兼论汉末政治和战争中对文化意识的利用

汉末三国之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不少优势,为他统一北方赢得了不少机会和时间。但一直以来,人们对此多从政治角度予以解释,以为曹操＂挟天子＂取得的只是政治上的优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质上是曹操对其时儒家文化意识的正确运用,这一举措深蕴文化内涵,而曹操正以此形成了有利于自身强大的舆论和伦理道德优势。这种舆论和伦理道德优势在两汉以来所造就的社会环境里又因战争适时转化成了政治优势,从而使＂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以政治面目出现。事实上,如果脱离了其时的文化意识环境,＂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东汉末年青徐兖地域的权力角逐

青徐兖地域包括青徐兖三州,是位于黄河与淮河、睢水之间的三角地带。东汉末年,青徐兖地域因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角逐的要地,他们在此相互残杀,又因利害关系结成短暂的同盟。在激烈而残酷的角逐中,曹操脱颖而出,他利用对青徐兖地域的控制,取得了白马之战的胜利,从而为官渡之战吹响了胜利的号角。曹操又逐步消灭其他割据势力,由兖州、徐州而青州,统治了整个青徐兖地域。青徐兖地域成为曹操统一北方的稳固的根据地。     

“管鲍之交”——蔡邕与曹操关系考论

结合对背景史料的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与曹操二人之间的交游活动。蔡邕比曹操年长22岁,而曹丕曾声称＂家父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为后来的著名历史事件＂文姬归汉＂的动因做出了部分注解。二人或因共同的好友乔玄而相知,由对诗文、音乐等的相同爱好到性情相投,同时,从蔡邕善于知人、乐于奖掖后进的性格来看,他对当时尚无名气的曹操应有一定的知遇之恩。     

论曹操诗歌中体现的曹操形象

由于各种原因,"奸雄"几乎成了对曹操的定评,但从曹操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诗歌入手,分析其诗歌中涵盖的主要内容及体现的曹操形象,可以让人们给曹操一个合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