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就业数量的影响

为了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就业数量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数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辽宁省作为实证分析对象,根据1985～2008年数据,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额及辽宁省就业人员总数之间的二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区域就业数量的影响是积极的。提出了继续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同时重视内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就业数量的影响

为了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就业数量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数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辽宁省作为实证分析对象,根据1985～2008年数据,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额及辽宁省就业人员总数之间的二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区域就业数量的影响是积极的。提出了继续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同时重视内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就业问题日益凸现,然而外商直接投资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本文以上海市工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例,探讨了工业内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市工业内就业及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并分析了产生影响的途径.     

关于湖南省外国直接投资“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实证分析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及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和所造成的污染,在此基础上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采用我国近年来的相关数据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技术外溢效应——基于溢出渠道的视角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然后运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方法,对1999-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工业部门进行了初步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大作用渠道(技术水平的影响和产出的影响)均对内资工业部门产生正向显著的溢出效应.然而,在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大作用渠道在不同地区发挥不同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南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湖南外商直接投资也得到迅猛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湖南的发展呈现出规模迅速扩大，投资结构日趋优化，投资形式多元化，投资质量显著提高，R＆D投资从无到有的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对我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经济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上；新形势下湖南外商直接投资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政府和企业只有各尽其责、各施其能，才能够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外商在华服务业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研究我国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新发展状况,以及对我国服务业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模型分析和定性分析采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业是否存在正的经济效应。并得出在现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服务业产生了正向效应,并提出了提高我国服务业利用FDI效率的对策。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回归模型与实证检验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影响的技术引进、技术创新与技术市场化3个阶段,构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回归模型,并利用中国20个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相关方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引进没有明显作用,对技术创新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中国技术市场规模的扩大是不利的;分区域、分技术活动阶段来看,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仅对中部地区的技术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技术活动各阶段均未表现出明显的正面影响.     

成本视角下FDI的区位选择与产业转移

建立一个由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基于此模型分析了成本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东道国的投资区位选择与撤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受聚集经济和成本因素的共同影响,在聚集经济效应相同时,成本因素将显著地影响FDI的区位选择:成本优势越大的地区,对FDI的吸引力越大,FDI的可能聚集规模也越大;当区位成本提高时,对成本变化敏感的FDI将从其聚集地撤资.当前中国应尽快在中西部地区建立承接中心,使外资撤减变为外资在我国境内的转移.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运用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就1983—2007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投资产生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短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滞后一期的负影响。有关政府部门要对当前的外资利用政策做一定程度的调整,从而削弱挤出效应,不断提高外资利用的质量。     

城乡统筹与就业效应的DID实证分析

为考察我国城乡统筹所带来的就业效应,以全国城乡统筹试验区重庆和成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借鉴国外衡量政策效应的主流计量研究方法-DID（Differencein Difference）,使用2000-2009年全国七大分区代表城市的数据作为参照,对此予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可能由于政策滞后效应等原因,试验区城乡统筹后的就业效应与统筹前相比效果并不明显,还需加大政策的实施,才能更好的解决就业结构,解决城乡二元体制。     

职业认知、环境支持对旅游专业大学生就业倾向的影响

构建了职业认知、环境支持对旅游专业大学生就业倾向影响的假设模型,通过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获得了377份有效问卷．数据分析表明,职业能力拓展预期是对旅游专业大学生就业倾向影响最大的因素,职业自我效能仅仅通过职业能力拓展预期产生间接作用．环境支持因素中,感知亲人态度的影响最直接也最强烈,也是唯一产生直接影响的环境支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专业教师通过专业培养方案和专业学习风气两个环境支持因素对就业倾向产生间接作用．旅游行业前景则通过职业认知变量对就业倾向有显著效应．研究结论对面向就业的旅游管理专业教育有一定启示．     

实证分析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影响

选取1984-2007年间我国GDP和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针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采用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得出滞后6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并通过ADF检验,利用协整检验技术,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进而通过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回归分析,表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相同的,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FDI、劳动力需求弹性与就业效应

在理论分析FDI与劳动力需求弹性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00—2008年间中国外资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就FDI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对劳动力需求弹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即改变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资本与中间产品)的替代效应来对劳动力需求弹性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关系、就业风险和工作稳定性。     

山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及政策建议

对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选取了可能影响山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址的5个因素建立模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并对模型进行修正以及检验,得到了回归方程的最终形式。提出了5点相关的政策建议。     

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4—2014年的统计数据,首先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其次将我国就业人口分为青年、中年、老年3组,通过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来验证老年人对中年、青年劳动力就业是否存在挤出效应.结果显示:延迟退休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带动就业岗位增加,但在劳动供给有一定弹性的条件下,延迟退休年龄会对部分潜在的劳动者产生挤出效应;短期内,延迟退休对青年组就业存在某种程度的挤出效应,但影响效果并不明显,延迟退休对中年组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总体来看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吸引直接外资的实效分析与投资环境评价

论文根据统计数据,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计算分析我国近年来吸引直接外资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肯定了取得的成效。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外资净流入量少和投向不合理。论文仔细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其中着重研究改善投资环境。采用关键因素法,得出影响投资环境的关键因素排序。行政机关办事效率及管理程序已列为首位,切不可只从优惠政策去考虑吸引外资。     

对外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国际直接投资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吸引外资方面发展迅速，但对外投资水平极低，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笔者应用投资依存度国际比较及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对外投资与一国经济总体规模的内在联系及其与一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世界主要投资国的对外投资与其GNP之问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并推动其经济增长，同时，对外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弹性大于国际贸易的贡献弹性。通过对比，揭示出我国不仅具有发展对外投资的必要性，而且也具有巨大潜力，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