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胜利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长征的胜利在客观上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没有长征的胜利,就难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其联系具体表现如下1.长征的胜利为把红军与东北军在西北形成的内战对立关系向统一抗日方向转化提供了条件.2.长征胜利前红军对东北军的三次重大军事打击,是促使张学良、东北军走抗日道路的重要条件.3.长征胜利后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事变发动和解决的政治基础.4.长征的胜利把党和红军的指挥中心放在陕北是事变发动和解决的重要因素.     

论国民党主和各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存在已久的各大派系，因其政治背景及利益的不同，迅速分化重组成主战，主和两大势力，并分别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提出了立场迥异、针锋相对的主张，由于事变的发动者所奠定的和平基础，在国民党内主和各派系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和配合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迅速和平解决，其主和各派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我积极作用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     

张闻天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贡献

本文概要论述了张闻天对党的统一战线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和在实现从土地革命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大转变中的不朽功绩。张闻天正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形势,为红军战略转移和统一战线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促成遵义会议召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主持瓦窑堡会议,实现战略大转变。他是我党促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系列重大的策略问题。     

张学良的现代民主意识与西安事变的历史进程

民主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其现代民主意识更与西安事变共始终,成为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发展和结局的重要因素。尽管西安事变的结果基本满足了张学良改组国民政府、政治自由、保障民主权力以及停止剿共、联合抗日政治诉求,但其现代民主意识中封建传统观念这一局限性,又令人不无遗憾。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是妥协退让；至华北事变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则由软弱趋向强硬，由退让妥协开始进行有效抵制。这种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张学良陪蒋回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

张学良陪蒋回宁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是由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动机,以及他和蒋介石在该事变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也是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     

试析张闻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贡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决策密不可分,其中,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张闻天恪尽职守,冷静分析,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等现场处理棘手问题,集中集体智慧,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张学良于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的原因

文章通过实证研究，认为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谈判取得一定成果，在南京停战期限的最后一天，在西安内部严重分歧的时刻，在蒋介石下令撤兵的条件下，张学良才当机立断，于当天下午送蒋回京，从而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论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功绩

本文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功绩，作了深入而系统的论述。文章认为，张、杨的个人素质（个人性格、政治品质和奋斗精神等），是导致西安事变的主观因素。文章还分析了张、杨发动事迹的初衷和做法，肯定了他们的斗争策略促使了事变提前并顺利地到来。文章最后分析了张、杨遭到迫害的原因。     

西安事变邵力子并未送蒋回京考

许多书籍记载西安事变解决时,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也随同张学良、杨虎城到西安机场送蒋介石回南京,通过近年公布的档案资料和有关回忆,可以证明邵力子到西安机场送蒋回京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关系分析

以闻名中外的淞沪抗战和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而载誉史册的十九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走上了联共、抗日、反蒋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关系密切,在双方从对立到合作的过程中,中共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与“左”倾关门主义统治的中央分歧很大,在对待十九路军问题上,中共有着成功的经验,也存在着严重的策略失误和教训。     

试论张学良联共抗日的爱国思想

探讨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爱国思想形成的外因和内因。并对这一思想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作了评价。     

任弼时与皖南事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握手言和,形成统一战线以抵御日寇。但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两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甚至酿成“皖南事变”这样的重大冲突,而由于中共的合理决策,统一战线没有破裂。任弼时在中共处理国民党的挑衅和处理皖南事变后的局面的过程中有着重大贡献。     

2011:三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

201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中国共产党诞生90载,九一八事变历经80个春秋。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这三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思考、辨析,能够从中获得许多感悟和启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     

列宁对苏维埃制度下党政关系的探索

俄国苏维埃制度确立后,如何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成为政权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列宁领导俄国共产党进行积极探索,形成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认识。这些认识包括：“既要苏维埃,又要党”,是处理党政关系的首要原则;正确理解党的领导的内涵,深入实施党的领导,是处理党政关系的关键;明确党与苏维埃的职责,实行党政职能分开,是处理党政关系的重点;党政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要不断改进。     

陈独秀的抗战思想研究

"九一八"事变以后,陈独秀依据基本国情,认真分析抗日战争的性质,确认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和抗日战争的对象,明确抗日战争的目的和意义。他从民族利益出发,捐弃党派前嫌,出狱后主动表示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前进,并赞同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积极主张全国全民总动员,通过实行全民抗战和持久抗战的基本战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而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近代国家。     

再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答贺朝霞、李亮

将中共"一大"开幕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日缺少历史证据。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心组指导和影响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通过发布党纲、派人和书信指导等形式领导和影响这些地方党组织;1920年共产国际实际已对中国共产党起指导作用,"一大"前已有了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一大"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有些研究者对中共成立于1920年观点的批驳缺乏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     

试析二战期间苏共与南共之间的冲突

二战期间,苏共与南共之间在如何对待南流亡政府和南共是否应进行社会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了矛盾和冲突。苏共要南共承认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并服从其领导,南共则加以拒绝;苏共只允许南共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南共则要同时进行社会革命。     

党史与文学的“肝胆相照”——评常勤毅新著《中国新文学与中国共产党》

常勤毅的新著《中国新文学与中国共产党》是一本以文学的视角来解读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事件．或者说是站在文学史与党史的交叉点上来研究文学的学术专著。该书被认定为与中共党史“配套”且十分重要的“辅助教材”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该书的探索和尝试更表现在作者站在党旗背景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些作家比如蒋光慈等及其作品的理解和诠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