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三种类型及其演变--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

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经历大变革的时代.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及共和国成立后政治风云激荡,成为"社会历史批评"生成演变的重要社会背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价值观的制约,及俄苏诗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复杂影响,"社会历史批评"经历了从多元批评范式到单一模式化、从主流批评上升为主导批评的历史变迁.本文仅以政论批评、认识论批评和主体批评等"社会历史批评"的三种类型为样本,粗略勾勒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演变轨迹.     

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已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附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和80年代启蒙话语影响下展开的"研究"之双重覆盖下走出来,进入新的阶段.在过去"研究"中存在的偏向和缺席也逐渐被自觉,成为克服/填补的对象了.这一情况也可能将巴金研究推至新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姿势是,将所有的问题从先人为主的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重新加以审视,尤其是对于权力、意识形态、政治等.非文学"概念的冷静对象化至关重要.这些概念或多或少带有时代语境的支配而形成其"负面"意象.一旦脱离如此时代性和特定语境的支配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这些"非文学"概念的漠视甚至于无视只能导致"文学"本身的贫瘠;如果不把这些"非文学"的概念从"文学"里一概地加以排除,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视角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如此研究姿势,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从80年代启蒙话语的偏离.今后巴金研究的起点,也可以放在如此认识上.     

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瞿秋白“五四”观的出发点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文学书写事实上已非关乎文学本身,而成为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阐释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媒介。在1931年重返文坛的瞿秋白看来,文学问题也同样是政治问题。要解决“左联”内部存在的问题,要实现左翼作家的真正团结,必须实现思想的清理。从文艺的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出发,瞿秋白初步确立了“五四”认知模式中的革命话语范式。     

浮出历史地表:鸥外鸥诗歌阐释史的三重向度

鸥外鸥因其诗歌的"非诗"特质百年来沉潜于主流之外,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随着时代渐变和文学观念的更迭,鸥外鸥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从读者批评、文学史和选本三重向度去梳理鸥外鸥诗歌的传播接受史,发掘鸥外鸥被长期忽视的历史语境和局限,以此蠡测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审美嬗变与诗学轨迹.鸥外鸥从"失踪"到"浮现"的转变,是中国新诗在历经百年发展历程之后,走向更加开放、自信和包容的必然结果.     

“左联”期刊检视(1932—1933)

"左联"在1932至1933年间创办了一些刊物,如《文学月报》、《文化月报》、《文学杂志》、《文艺月报》、《文学》月刊等。通过这些刊物,"左联"推动了"文艺大众化"讨论,研讨了一些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彰显了北平"左联"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实绩,尤其是《文学》月刊的刊行和《子夜》的出版,标志着左翼文学开始走向成熟。     

略论八一精神的内涵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南昌之所以具有她的魅力,是因为她孕育了"八一"精神.八一南昌起义源于中华民族向往光明的深厚文化积淀,传承了华夏子孙不屈不挠、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的民族气节,它所蕴涵的"八一"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体现了共产党不畏强权的伟大气概;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勇气."八一"精神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其中"高举旗帜、听党指挥"是"八一"精神的精髓.八一精神是永恒的,她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彰显出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论萨义德的“世俗批评”

西方文学批评界盛行主张文本自足性的宗教批评,将批评应有的意义自行放逐.有鉴于此,萨义德因应时事地弘扬世俗批评,奋力从文本的迷宫中突围.理论上看,萨义德的世俗批评突显了现世性与境况性、抵抗性与自省性、越界性与对位法的美学品格.实践上看,萨义德的世俗批评从文学音乐批评走向社会历史批评,再转向国际政治批评,世俗性步步加强,而文艺批评既是他世俗批评的开始,也是其归宿.     

两种合理性的冲突--胡风和"讲话派"文学批评标准比较

"讲话派"批评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胡风则有三方面的标准:启蒙的标准;救亡的标准,胡风把它统一到启蒙要求中;美学的标准,相当于艺术标准,但他视其为文学必不可少的基点而非第二位的.救亡压倒启蒙,政治压倒文学是胡风和"讲话派"冲突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这是两种合理性之间的冲突.     

中国现代文学意识形态化缘起初论

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古已有之的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意识形态化倾向则与近现代中国文人的强国梦想密切相关。通过赋予文学政治内质,使文学文本政治化,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方式建立公共的意识形态想象空间,以促成国民意识改变,来达成自己参与社会变革的政治目的,是现代主流作家参与文学活动的主要动力。这种文学的现代意识形态化建构,经历了晚清倡导、五四厘定、创造社明确、"左联"时期文学与革命结合、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再认知,有助于认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之一部的文学的主要特质。     

张东荪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流变的探析

张东荪无疑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五四这一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期,一方面他最早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从一个民主自由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受到罗素的影响,逐渐成为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并在越来越激进的环境中坚持改良与调和的观点.过去,对于他的理解常常带有过于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本文试图在"五四"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张东荪流质多变的政治思想,并探寻其背后的原因.     

从神话-原型批评迈向文学人类学理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兴起

神话原型批评由西学东渐到生根本土,经历了从弗莱理论向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延伸与转化。其倡导者和实践者大都具有明确的学科建构意识,他们力图借助人类学观念来促成国学的更新,以实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转型为终极目的,其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批评理论流派的范畴。从神话原型批评迈向文学人类学研究,为西方理论“旅行”中国提供了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实例。     

从功利走向审美--谈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基本格局和走向

新时期文学批评形态以1995年为界，从形态学角度看，八十年代初期，文学批评珍藏讪文革时期的政治历史批语形态转型为现实主义批评形态，从文学本体观和价值观角度看，则由文革时的政治功利性转化为社会功利性，依然没有改变文学批评的功利性性质，而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在主流意识开放的契机下，全方位的收西方现代思潮，呈现出多元化格局，明显地蕴含着审美性的性质。》     

当代文学批评在原创性理论建构中的应有功能

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批评取得了十分可观的实绩,但也在对西方理论的盲从中丧失了其应有的理论创造的冲动和能力。本文从批评的问题意识、价值立场和现实阐释力三个方面论析了其在当代原创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中所应有的功能。批评的这种功能如能充分实现,将成为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从《诗经》与铜器铭文看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萌芽

从传世文献《诗经》与出土的铜器铭文可以发现，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实际滥觞于西周初期的周王室。在西周初期的文化及文学实践活动中，周王室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与范畴，并对周初之后的先秦文学批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典论·论文》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自觉

曹丕《典论·论文》堪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首篇文学批评专论 ,开启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自觉的先河。笔者有感于目前对其论述不详 ,本文拟从文学批评意识、批评标准、批评方法、批评态度等方面进行探讨寻绎 ,以期证明《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以及对当代文艺理论的启示。     

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接受理论——论西方现代接受理论的价值追求

西方现代接受理论并非一种普通的阅读理论和文学史理论,而是在审美现代性的文学背景和理论背景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美学理论。它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吸收文学经验,又从康德、席勒、韦伯和马尔库塞等人的手中接过美学批判的旗帜,将其转化为文学接受的命题。无论是对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审美感性的培养,还是对释义多样性的宽容,都体现了审美现代性的价值追求和理论动机。只有将其放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阐释,才能正确理解其理论蕴含,评价其是非得失。     

政论与文艺的解释学实践——冯雪峰文学批评研究

以文艺政策为参照,以自身文艺领导干部的合法优势来确立文学批评标准和内容的规范,这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冯雪峰之文学批评“政论”特色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冯雪峰在典型、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问题上都有着一个艺术家所具有的艺术感受和认识。故其文学批评呈现出“政论与文艺”兼具的特色。     

批评：让作品存在——关于艺术诠释学的考量

20世纪以来曾经主宰艺术诠释学的批评理论，对当今的审美文化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其症结所在是一种以逻辑概念为中心的理论主义。这种学说将批评与作品的关系置于一种对立状态，无视诗性文化所特有的感性品质。为此当代文论有必要重申这样的思想：批评的意义是让作品存在，而不是取而代之地，将作品当作理论建构的工具。     

小议六朝文论对当今文学批评之意义——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例

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例,分析了六朝文论在批评态度与批评方法两方面与当下文学批评的不同,指出运用六朝文论进行作家作品评论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的意义.     

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发展和贡献

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考德威尔、雷蒙·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现实文化政治的对话性原则和批判性立场,他们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资源,强调文学批评介入现实的能力,深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他们的学术理论观念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重要的理论资源,同时,他们面临的困境又为我们提出了严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