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莎乐美》对中国现代话剧创作的影响

王尔德的《莎乐美》在“五四”时期被竞相译介,其主人公任情而执著的精神,独特的生死观和作品装饰性风格曾为田汉、向培良、郭沫若等许多作家所认同,并对他们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是因为《莎乐美》的反叛精神契合了“五四”时代和文学发展的需要。当然在这种影响中,也产生了诸多变异。这些经验值得今天的戏剧艺术建设加以借鉴。     

独幕悲剧《莎乐美》中喜剧元素的解读

奥斯卡·王尔德在戏剧《莎乐美》中倾注了其非凡的才能,《莎乐美》是在圣经故事莎乐美传奇基础之上得以创作而成。王尔德认为《莎乐美》属于悲剧的范畴,然而不难《莎乐美》在不少层面上具有喜剧元素,运用诺思罗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中关于春夏秋冬叙事结构的理论,这些戏剧元素得以清晰地呈现以丰富该作品的内涵。     

浅谈《定势》之“即体成势”

作为《文心雕龙》创作论之一的《定势》,因为其“势”的概念的多解性,而颇多争议,后人引用也较少,但从“即体成势”人手,我们会发现该文中的所谈“体裁”对“势”规范性作用不可忽视,更值得注意的是“势”作为一种自然的对读者解读文本不可或缺的力量,对体裁具有自然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得《定势》与《神思》、《体性》、《风骨》、《通变》一起构成刘勰创作论的最精彩的部分。     

《诗经·国风》女性“好色”观探析

《诗经·国风》多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据此，《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以女性为《诗经》的原创主体。基于女性在《国风》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国风》考察我国古代女性审美意识的相关问题。《论语·子罕》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表达了孔子对容貌之美的诱惑甚于德性之美的焦虑。《国风》作为女性创作且大多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的作品集，突出体现了女性的“好色”观。具体包括：清晰的“性别”及角色意识、以形貌之外形美和德性之内在美为审美对象和审美标准、以真挚的情感为精神内核、因礼教约束而形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特征几个方面。     

“给予”、“使役”义的“给”字句关系探析

“给”在现代汉语中表示的义位较多，其“给予”义是“给”字最基本的意义，也是最早产生的义位。通过对清代有代表性文本《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的搜索，对表示“给予”和“使役”义的句型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使役”义的“给”是由表“给予”义的“给”转变而来的。     

《中庸》首章"中"、"和"、"中节"解读

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诠解《中庸》首章的“中”“和”之论，一、根据《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及郭店简书《性自命出》等文的相关材料，可以将《中庸》“中”“和”之说解读为一种性情境界论。二、把《荀子》、《乐记》之“乐和同，礼别异”和“致礼以治躬”、“致乐以治心”的思想，同《中庸》“(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主张进行贯释发明，又可以看到，《中庸》作者在前贤以“和(龢)”为美思想的影响下，在性情论中灌注了调谐情感以相融的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论歌德和席勒

歌德和席勒同是18世纪德国狂飙运动的主将和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被公认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有关文章和书信中谈论过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其主要内容：一是用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歌德世界观和创作的两重性；二是明确肯定席勒的早期创作《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的意义和价值，指出前者“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后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同时对“席勒式”的唯心主义的观念化的创作倾向进行了批评，提出了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两种不同的美学范式。     

《威尼斯商人》的“原型”故事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一部经典喜剧。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创作,都有或单一或多元的素材来源,即对其艺术构思产生直接影响的“原型”故事,《威尼斯商人》也不例外,仔细梳理该剧中的“原型”故事,有利于进一步诠释、理解、研究《威尼斯商人》的创作及其艺术特征。     

秦氏是“淫妇”辨

秦氏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由于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对其形象进行了改写，将“淫丧”结局改成“病丧”，故二百多年来就成了一个争议颇大的形象。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将她视为“淫妇”。本文就秦氏与宝玉与贾珍的关系，针对“淫妇”说者的观点及证据作了具体的阐述与辨明，论定：秦氏既未先诱惑宝玉又未后勾引贾珍“乱伦”，她的“淫丧”是为贾珍强暴后羞愤不已而悬梁自尽。故其悲剧既属于她个人亦属于家庭与社会。作者通过秦氏这形象就一个侧面暴露出整个贾府上层人物的道德沦丧，并预示贸氏家庭衰败覆亡命运的不可挽回。     

论张廷竹和他的“大时代三部曲”

文学、作家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与当地的经济、文化状态密不可分，作家只有沉潜到生活的最深处，感受到时代的强有力的脉动，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作家张廷竹和他的“大时代三部曲”（《大路朝天》、《盛世危情》、《清平世界》）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深刻介入社会问题，展现社会众生相，揭示人本性中的善与恶在非常状态下的激变，着力于对人的灵魂的探索与改造，探索未来发展之路，不失为一个时代的“醒世恒言”，也为改革文学提供了新的范本。     

《歧路灯》中“叫”字句的兼语结构的考察

本文考察《歧路灯》中带"叫"字的兼语结构,分析几种结构类型。     

小产权房法律问题研究

与愈演愈烈的房价涨势相反,建于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因其低廉的价格实现了众多城市居民的购房愿望,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给予小产权房相应的合法地位,往往造成司法实践中对此类问题的裁判不一,也不利于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保障。对此,只有将小产权房进行合法化,明晰小产权房的权属,制定完善的小产权房管理体系,设立农村非农用地流转制度,才能更好地发挥农村集体土地的效用。     

李秀成的“保民为乐”与洪仁玕的“革故鼎新”

太平天国运动留给后世两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即李秀成的“保民为乐”思想和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保民为乐”提倡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是一种人道精神、人本精神;“革故鼎新”建立在对近代社会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仿效“西法”,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精神。李秀成和洪仁开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思想认识上有差距。李秀成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时代,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可能将中国推向富强。洪仁开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提出了《资政新篇》;从太平天国本身说,《资政新篇》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整体来观察,其所规划的各种改革,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得到实践。但《资政新篇》过分强调“法制”,丢掉了“伦理道德”。李秀戍的“保民为乐”思想弥补了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两者都值得弘扬。     

论课堂教学的“格”及其“立”与“破”

课堂教学的"格"是课堂教学能否产生有效教学的研究重点。文章在分析了格和课堂教学的格后,从课堂教学目标等四个层面探讨了课堂教学格的"立"与"破",进而认为,在这种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从原有的"权威—服从"关系转变成了"价值引导—自主探究和发现"的关系,学生通过这种自主探究和发现知识的过程,获得了一种成功的体验和自我价值感的实现,提升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     

论《文章流别集》及其与《文章志》的关系——《〈文选〉成书考说》之一

《流别集》“为世所重”的主要是其所附之“论”而非“集”本身;《隋书》“辞赋转繁”乃举“辞赋”以概其凡,而“继轨”“取则”者与《流别集》之间,其体例亦非丝丝入扣。这与《南齐书·文学列传·论》所云与该列传所载有异略同,故以之说《流别集》有所失照。就今存佚文考察,《流别论》分为论“体”与解说作品两个部分。《文章志》乃独立于《流别集》之外的传录体书目。故考察《流别集》对《文选》的影响,不当涉及《文章志》。     

回到“人伦日用”——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一

戴震在提出他的思想学说时，将孟子的“一本说”扩大及于宇宙论与人性论的范围。他的心性、性情思想均建立在“一本论”的基础之上。在这一背景下，他对宋明理学中的“性”“理”给出了人伦日用化的理解。宋明儒的所谓“性情”关系问题，被转换为“情理”或“理欲”关系问题。戴震反对舍情求理，实际上认为理应从情出。戴震的理欲之辨，既包括了辨理欲之别，又拓展为辨“私”“欲”之剐。     

现代汉语“来”研究综述

现代汉语"来"使用频率高,分布广,用法也极为复杂,一直以来备受学者关注。本文从"历时"、"共时"、"历时与共时相结合"三个层面对前人有关"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     

古代“冒籍现象”的缘由及对策探究

“冒籍现象”产生于宋代，几乎贯穿科举时代之始终。冒籍现象是科举士子对考试公平的诉求，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动荡和冲突。通过对“冒籍现象”成因、对策及其效果的透视，揭示“冒籍现象”久治不愈的直接原因在于分区固定解额制，根源于区域间经济文化的差异。     

高校弱势学生群体界定分类研究刍议

文章从近年来学术界对弱势学生群体界定分类进行综述的同时,为探索对其救助和教育的可行性和针对性,提出"高校弱势学生群体有客体弱势和主体弱势(心理和行为弱势)两种形式,而心理弱势是大学生弱势的核心因素"的观点,高校需要以弱势学生的心理为突破口进行发展教育,从而真正实现和谐视阈下高等教育的目标。     

赣州城区方言中“嘎”的用法探析

赣州城区方言属于北方方言,是一个被客家话包围的方言孤岛区。赣州城区人尤其是老一辈人,经常使用以"嘎"开头的句子,如"嘎怎么办哦?"。本文从语义、语用和语法的角度,探析"嘎"在赣州城区方言中的具体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