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政组织伦理的杭州“限牌令”分析

杭州"限牌令"自出台以来便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作为政府组织进行公共治理的一项调控政策,杭州"限牌令"虽然是以治污、治堵作为出发点,但是在具体颁布执行过程中却也反映出我国行政组织在程序公正、民主责任、组织信任和制度激励等伦理建设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文章从行政组织伦理的角度对杭州"限牌令"的得与失进行分析,并针对其目前存在的组织伦理困境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我国行政组织伦理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从而促进我国行政组织的伦理道德建设。     

功利制度和制度公益——香港行政申诉制度研究

从价值伦理的角度对香港行政申诉制度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分析香港行政申诉制度在设计与运行过程中怎样实现功利性诉求和公益性保障两者的有机结合。探求一个制度必须具备怎样的价值伦理之维,才能在实现目标而又不违背社会正义的情况下,获得利害相关人的认同和支持,并得以有效运行。     

行政文化的转型与服务型政府理念

服务型政府是以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实现服务职能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依据各国不同行政文化具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实现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服务型政府的深层内涵体现为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行政文化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观念上的反应,所以传统的行政文化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所依托的背景。     

从行政伦理的角度谈政府能力

当前关于政府能力的研究,很少从行政伦理的角度考虑。行政人员作为政府能力发挥的人格化主体,自然和行政伦理息息相关。本文充分论证了政府能力与行政伦理之间的关系,提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伦理行为是政府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更是政府能力发挥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从行政伦理的角度提出一些措施,以期有效发挥政府能力。     

中西行政伦理比较分析

政府行政的服务理念已经在国内外政府改革的价值取向上成为共识。然而,在传统的行政伦理观念和社会体制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中,中国和西方存在差异,了解这些差异,借鉴西方行政伦理合理之处对构建我国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以及相应的行政伦理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和理论实践意义。     

论行政伦理与公共责任

公共责任与行政伦理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责任是行政伦理的具体化，行政伦理的失范会导致公共责任的缺失，行政行为的失控，有害于政府的形象和人民的利益。任何政府为了实现其统治职能，都必须具有为之服务的公共责任制度，公共责任在现代公共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制化路径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践行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我国行政问责缺少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这就导致了实践中行政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程序混乱等问题。因此,健全和完善问责的法律制度,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实现行政问责的法制化,是我国实行行政问责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会主义行政道德的构建及其意义

依法行政离不开行政道德,我国社会主义行政道德的建构要以;“三个利于”标准和“三个代表”思想为基本原则,总结革命和建设中的有关经验,继承本民族的优良官德,借鉴国外积极合理的行政伦理规则,并且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加强行政道德建设,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保证其有效行使并消除行政腐败,实现行政正义,也有助于提升行政境界。     

对环境行政侵权赔偿责任性质的探讨

环境侵权现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产生,如何对其进行救济是近几年来的热点问题,其中建立完善的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体系对于法律实践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救济制度的研究中,环境侵权责任性质决定了承担责任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有助于责任的理清和归责。本文先界定环境侵权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根据环境侵权主体的不同将环境侵权的责任分为民事与行政责任两部分,着重论述行政侵权责任的性质,通过国家赔偿责任性质的追溯及论证,说明环境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发端于民事责任,又与民事责任有所不同。环境侵权责任应包括民事责任及行政责任。     

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制化路径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践行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我国行政问责缺少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这就导致了实践中行政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程序混乱等问题。因此，健全和完善问责的法律制度，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实现行政问责的法制化，是我国实行行政问责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