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的几项制度——对《高昌出用、杂除、对额役使车牛残奏》的探讨

阿斯塔那墓葬出土《高昌出用、杂除、对额役使车牛残奏（一）》，关于此文书，未见有详细的研究，今结合史书与出土文书，考察此文书的完整性，考察其中关于“XX除”的记录，考察文书中所出现的车牛和牛的倍数及其一些相关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对麴氏高昌国文书书写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认识。     

你见过这么奇特的文物吗？ 三星堆：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正三星堆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它由古代西南地区人民创造,随后与中原文明相互融合,最终共同组成灿烂的华夏文明。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考古工作者进行了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的阶段性考古成果发布会,宣布新的考古挖掘工作已经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     

清水江文书天柱卷史料价值续探——贵州辛亥革命后文书中的宣统纪年

清水江文书是贵州东南部与周边地区社会生活、历史面貌的原始契约档案,其中立契时间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年代信息。贵州经过辛亥革命后,虽然鼎革改元,有了新的纪年方式,但是由于地处偏远或者乡间习惯的原因,“宣统”纪年仍在此间延续。文书中保留的这些纪年方式,也可以和其它历史资料印证,展现了复杂的历史面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青铜器看中山国的北方民族特色

中山国铜器的造型,除了受中原青铜文化影响,与北方青铜文化也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中山国出土青铜器大致可分成三类：中原风格的器物、独具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器物、混合了中原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器物。在纹饰上,鲜虞人的游牧情结、狩猎习俗以及对动物的喜好在青铜器纹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星堆青铜文明特色与影响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了殷商时期古蜀青铜文明的辉煌。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造像，具有鲜明的古蜀地域文化特色，说明古蜀王国在社会结构、礼仪制度、崇尚观念等诸多方面，都与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不同，在满天星斗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古蜀与中原有着长期的交往，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不失主体的文化交流中吸纳融汇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三星堆青铜文明对西南夷与滇文化，都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中原经济区传统文化面向世界创新机制研究

建设中原经济区是河南几十年来发展的难得的机遇,应紧紧把握这一机遇,重新发掘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的价值,认识中原文化的重要地位,了解中原文化在未来对中原、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自觉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把河南建设成为中部区域文化中心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文化核心区和世界人文意识的精神的家园,从而使河南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高地和世界新文明的标志。     

五年来伏牛山文化圈研究综述

五年来,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一直以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为使命,以挖掘与整理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为主线,在伏牛山文化圈基础理论研究、华夏早期文明研究、地域文化与文献研究及民族艺术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富成果。这些成果对中原经济区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客家与中原文化——从《诗经》说起

首次将根在中原的客家人与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联系起来,阐明非凡的客家"中原情结"及其蕴含的创新精神,客家人传承中原农业文明及其向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新走向,客家建筑礼乐中的中原文化因子以及对"和"的崇尚,从而展示强大的文化力.     

西周穆天子是东巡开封而非西游昆仑

自西晋时期《穆天子传》出土以来，人们对周穆王西游的历史一直存在着疑惑。人们无法用历史典籍解释发生在周穆王东征期间的许多事情，只好用神话方式演绎这一历史事件，无形中给人们的客观研究和准确判断带来了障碍，导致周穆王东征中原开封的历史被修改或误判。     

东坡文化中原传播路径初探

运用地方文献学、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方法,以苏轼在中原为个案、人地关系为视域,在明清时期特定历史坐标中,探究和梳理苏轼中原宦绩以及诗文在中原地区传播的基本路径和承载的人文价值,厘清东坡文化在中原文化中的合理定位,从中似可窥测和勾勒出明清时期华夏文明传承的标准"样本",对于今天华夏文明传承创新战略的实施,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