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冲突的协调

介绍了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归属、保护的法益、实施后果等方面的对立性,阐述了协调二者冲突的三种方式,即知识产权法在民法框架内的自我限制——有限保护原则;反垄断法网开一面——适用除外制度;反垄断法中的禁止垄断制度对知识产权滥用的禁止。     

欧美纵向垄断协议规制原则对我国立法的借鉴

美国、欧盟的反垄断法实施较早,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较为成熟。在规制纵向垄断协议时所适用的本身违法原则、合理原则,禁止加豁免方式等也在不断地实践发展中渐趋完善。我国在规制垄断协议方面则存在着诸多立法缺陷,应吸收和借鉴欧美理论和制度成果,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并强化其实施。     

论我国多元化刑事和解方式的构建

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方式主要是经济赔偿,这容易给公众造成刑事和解系花钱买刑的印象,并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为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必须改进现有的单一化刑事和解方式。在适用刑事和解方式时,应当遵循自愿、公平、务实等原则;在保留现有的刑事和解方式的基础上,应构建多元化的刑事和解方式;在多元化的刑事和解方式中,经济赔偿仍应被视为主导方式,赔礼道歉应成为必要方式;为配合多元化刑事和解方式的构建,有必要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

尽管“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已成为行政诉讼的特殊原则之一,在现实的行政审判中却存在着大量通过法院协调、调解结案的案件。由于没有法律和制度的规范,导致相对人利益的损害。通过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因分析和对他国和解制度的考察,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建构调解制度是具有可行性的。并由此探讨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应遵循的原则,适用的范围和程序。     

论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

＂不适用调解＂是行政诉讼特有的原则,该原则从订立到实施都遭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质疑和不满。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撤诉的司法解释,使行政诉讼法确立的不适用调解的原则有所松动,使行政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看到了曙光。本文从行政和解制度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行政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进而提出构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设想。     

论知识产权正当行使行为的反垄断法豁免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基于对垄断“二重性”的认识而产生。适用除外制度不仅弥补了立法技术的不足,而且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国家经济利益的维护。知识产权正当行使行为为反垄断法所豁免,而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则是垄断禁止制度的规制对象。入世后,我国既要加强保护合法的知识产权行使行为,同时也要在即将出台的反垄断法中规定与知识产权滥用有关的反垄断问题。     

新会计准则实施中非公众公司会计监管体系的重构

我国企业特别是数量众多的非公众公司,会计监管正趋于弱化,新准则实施环境令人堪忧。非公众公司存在实际会计监管主体缺失,内部控制制度薄弱,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会计执业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强化非公众公司会计信息监管应建立新型的会计监管体制,强化注册会计师在监管中的制度安排,积极推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设,进一步深化会计执业人员的考试注册制度和培训检审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新《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适用条件粗疏、和解法律效果不明确、相关配套措施缺失等问题。应结合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质，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确定差别的适用条件、规定不一的法律效果并辅以社区矫正等配套措施。     

我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完善

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国法院依其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公共秩序是一种富于弹性的制度,它可以消除隐含在国际私法中的某种危险性,从而起到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作用。     

论保安处分制度中国化立法构想

保安处分制度中国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客观要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保安处分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借鉴国外保安处分制度研究成果和立法经验，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立法应该包括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包括保安处分的种类、适用的前提条件、适用原则、程序性规定等；分则应规定各种具体措施，列于总则之后。     

反垄断法中引入基础设施原则研究的探讨

美国、欧盟等都对基础设施原则加以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有效地市场竞争。然而，基础设施原则本身并不是一个普适性原则，其适用限定于特定类型的案件。虽然各国的反垄断法对基础设施原则的立法和具体实践有所不同，但总结各国的经验可以看出，此原则一般都适用于港口码头、电信和电力网络等设施。我国虽未在《反垄断法》中对这一原则加以规定，但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可以加以借鉴。     

论规模经济效应与反垄断的冲突与衡平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立法目的在于保护竞争,反对任何无合理依据,违法的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反对的是垄断行为,而非垄断状态,我国制定的《反垄断法》与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联合、扩大企业规模、发展规模经济的产业政策并不冲突,两者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建立有效竞争市场结构的必要条件。     

论人治与法治(上篇)

人治与法治是人作为价值观念存在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人治与法治的共性表现为，都要以法律这种普遍意志形式作为管理社会的基本方式，都强调依法行事；人治的基本法律特征包括个人意志至上性 ，法律的任意性，法律的不可测性，法律与未分化的国家权力同在等，人治的理论和实践在价值观念上是相悖的。     

One Method of How to Reserve or Abandon and Understand the Exception Rule

As a special subject in the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diffusion mechanism in knowledge discovery field, the author presents a new method on deciding to reserve or aband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Exception Rule, which is to analyze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ree parameters ( the support, confidence and LS), combin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changing trend of the support of the former and latter part of the Rule, in order to receive the acceptable rule and help user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m, and use them appropriately. This research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ost-disposal of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its realiza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修补

法治反对解释是一种维护严格法治的立场,也是研究法律的一个角度。对这一命题也许应该进行更宽泛的审视。法治反对解释引发了对传统法律适用方法的呼唤,也引出新的理解基础上的应用方法,因为只有理解了才能够适用或使用。对法治所反对的解释进行界定、法治反对解释的指向以及反对解释的功能等应该有更清晰的表述,以便于人们以更加明确的法治立场捍卫法治事业。     

关于法治的另一种言说 --苏力《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

通过对比法治现代化模式与本土化模式,苏力的<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文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法治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新的视域和一种新的方法.     

论人治与法治(下篇)

法治的基本法律特征包括；法治的价值基点-防止最坏的情况；法治是在国家权力相对性的理念基础上展开的；法治的基本要求-法的最高权威性；法治以人的社会性行为作为法律的界限；法治确认与人性一致的平等观；法治对国家权力的要求；国家权力的分化，国家权力的非个体意志化和公开化，法治要求法具备可预测性和可诉性。     

非货币性交易中税金的会计处理

针对2001年修订的《非货币性交易准则》,通过对相关业务的分析,指出新准则更加符合交易的性质和资产的本质,但其中相关税金的会计处理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比较明显的是对非货币性贸易中的价外税的处理有不合理之处。运用实例对不涉及补价和涉及补价的情况进行了讨论,提出在涉及补价时,对价内税和价外税应分别处理,采取不同的方法扣除。     

法治框架下转基因食品认知的实证展

法治是一种规则之治.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转基因食品面临技术与经验的博弈.法治框架下的转基因食品认知不仅涉及民众切身利益,且关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繁荣与发展.从法治视角审视当下中国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诸多争议,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代科学技术在法治进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与身份.基于此,法治框架下的转基因食品认知可以且应当以实证调查与分析为切入点,在技术与经验之间寻找符合法治规则的平衡点.     

法治——中国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主导社会思潮

春秋战国时期,最能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法治”思潮,逐渐成为这一历史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这表现在：“法治”思想成为各诸侯国革新运动的旗帜;“法治”思潮的主要先导和推动者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李斯、韩非等大都得以当政;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有的学派人士转而成为法家大师,有的颇具“法治”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法治”思潮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