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碑摭奇

堕泪碑是我国年代较早的一块古碑,是晋代人为纪念羊祜而立的。羊祜曾任征南大将军镇守襄阳,他执法严明,爱民如子,甚得江汉一带人民的爱戴。后出师伐吴,在军中病卒。百姓为之罢市巷哭,并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因为这块碑是在人们的号哭声中立起来的,因而以“堕泪”为名。     

“《安济桥铭》”辨误

<正>唐张嘉贞1作的一篇文章是研究赵州桥的重要历史文献,文中的记述常被引用。现在有许多书称该文为"《安济桥铭》"[1~3]。这值得商榷。南宋陈思编撰的《宝刻丛编》一书载有一则古碑碑目:唐石桥记唐张嘉贞撰柳识2书。[4]"石桥"是赵州桥的原名[5]。据研究,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曾任过中书令的张嘉贞(公元666~729年)被任命为定州刺史,在赴任途经赵郡(赵州,州治在今河北省赵县)时作有《石桥记》一文,随后由名士柳识书写,刻石立于桥畔。后来卫州司功参军柳涣为石     

北宋委托书坊刻书的出版方式创新及其相关问题

宋代刻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除了自行雕版刻书这种主要方式之外，还出现一些其它的刻书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委托商业性书坊进行刊刻的方式。此前的学界对此研究存在严重问题。通过对宋代出版史料的考辨，揭示出北宋已经出现了委托书坊刻书的新型出版方式。这对于重新认识宋代官刻、坊刻均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将精工铸造技术应用到石刻,碑碣的保护和利用领域的探索

精工铸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在保护利用田野、摩岩石刻和馆藏石碑刻方面，解决了几十年无法解决的石刻保护利用问题，精工铸造碑的研究取代了人工重刻碑的全过程，并有效地达到了写真还原的效果，推动了文物保护利用事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学书枝言碑》的诸多问题探讨

孙清彦《学书枝言碑》原石已毁湮,传世拓片亦不全。相关史载多有舛误,由于一直看不到全碑全文真相,书刊文章引用时只能沿袭旧说。本文在整理点校全文基础上,就其作者问题,书刻年代,立碑地点,书刻形制,内容字数等等作出考定,期望相关部门在重修史志时,能据实予以更正。     

遥参亭《泰邑合山会姓氏碑及志序》刻立年代新证

泰山现存香社组织“合山会”八次刻立共十五通碑,其中,唯藏于岱庙遥参亭一组《泰邑合山会姓氏碑及志序》无确切年代（有学者曾推测为清咸丰九年）。然而,细读该碑题刻,发现内有笔者故里之村名和包含笔者仲曾祖父在内的一组香社成员姓名,遂考之故里现存民国十二年（1923）《三次重修关帝庙碑》以及十修《泰安赵氏家谱》,并采访堂祖父后又得到许多独有的口述资料,最终确认,该碑实际刻立于民国八年（1919）。     

祥云水目山《渊公碑》略述

《渊公碑》是云南著名的古碑,此碑全称是《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原在祥云县水目山。水目山是云南古代佛教胜地。据今存该处的明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镜州婆罗门杨华严寿撰书的《水目寺铭》称:水目寺系宋代段氏大理国段正兴龙兴四年(公元1158年)普济大师开山。(碑文把普济说为唐宪宗元和时南诏劝龙晟的龙兴人。此误。)检清康熙     

《瘗鹤铭》署号考辨

<瘗鹤铭*金山本>记录的作者名号,即是文后所署的"丹阳仙尉江阴真宰",经考证这一署名格式完全符合汉--南北朝碑刻的行文通例,并与鹤的主人立石、撰书的特定关系相契合;而宋代开始出现的文前加署"华阳真逸"、"上皇山樵"等名号,则显然是后人添刻所为.     

《书谱》天津刻本试析

凡是研究书法或爱好草书的人,都熟悉唐孙过庭所撰并以草书自书的《书谱》(残)。但长期以来,人们所见到的大多是刻本,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有真迹影印本流传。据记载:《书谱》刻本,最早是宋刘煮等人集摹的《淳熙秘阁续法帖》本,亦称太清楼刻本,后有薛绍彭刻本,再后有明人的《停云馆法帖》本和《玉烟堂帖》本。以上诸刻,据杨守敬《学书迩言》(文物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的评价,断为“皆不佳”。而杨守敬最推崇的,是安麓村于康熙初年在天津沽水草堂钩勒上石的刻本,亦称安刻本或天津刻本。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称:“孙过庭《书谱》,……唯国初安麓村所刻绝精,有陈香泉释文。此石后归临川李氏,又归     

唐郑畋《壁州新建山寺记》及其文献价值

今四川省通江县文物管理所存有一宋代重刻碑，乃唐末名相郑畋撰《壁州新建山寺记》。文章可廓清郑畋卒年、卒地、郑凝绩任刺史的情况及纠正前人记《壁》文所作时间的错误。     

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所收《君奭》、《多方》残石真伪辨

20世纪20年代,约有数百方三体石经残石先后在洛阳附近出土,由于当时国运多舛,多数残石出土后并没有得到妥善保存,有的甚至流落海外,至今下落不明.所以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一书中所收部分拓本的真实性曾一度受到质疑.如商承祚先生便曾撰文指称<君奭>、<多方>残石为伪刻.实际上,被商承祚先生斥为伪刻的<君奭>、<多方>残石与其他残石所刻的<尚书>文字相比,结构、用笔、字体风格并无二致,许多字甚至是出于同一人的手笔.因此,被商承祚先生斥为伪刻的<君奭>、<多方>残石其实不伪.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考释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是三峡考古的重大新发现.本文对这一距今1800多年的东汉古碑文本予以识读和注释,对其性质作为辨析,对碑额石雕的文化内涵进行探索.     

玄学杂术诸法揭密

入木三分。术士用毛笔蘸墨在木板上写字,字迹竟渗入木板好深,若木板薄的话,背面竟隐隐可见所书其字。(此墨用龟尿替水研磨书写。)字入碑石:术士用毛笔蘸墨在石碑上写字,过段时间,洗去碑面之墨,只见字迹已隐入碑中,与石     

杨慎复兴华夏文学思想的文化解读——以《禹王碑》、《禹碑歌》为例

明嘉靖时期,古代文学面对时代转型,谋求新的发展出路。杨慎谪居云南,考释了华夏文化源头之作———《禹王碑》全文,并自觉实作了功标史林的三通《禹王碑》立于云南各地。在引证《禹王碑》的基础上,杨慎创作《禹碑歌》并刊刻立石,提出华夏文学的起源应在殷商文学之前的学术观点,主张复兴华夏文学应从《禹王碑》溯源,进一步阐释《禹王碑》所孕包"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哲学思想为复兴华夏文学的思想基础,无疑具有深刻的跨时代意义。     

大足宝顶石刻的宋诗

大足宝顶石刻铭文中有不少宋代诗歌,其中大多数是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诗;多数为佛教类,也有世俗之作。宝顶的宋诗可以给《全宋诗》正编的修订和续编的编纂提供资料。有的存诗也提供了当时宋诗传播和接受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校勘、文献、文学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弥足珍贵。     

宋代文化造极的见证者--宋体字

宋代“兴文教，抑武事”，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景象。印刷出版业在宋代进入了黄金时代，雕版印刷兴旺，刻书中心发展较快，活字印刷发明。元、明大量翻刻宋本，宋体字在明代确立。宋体字便于书写和刻写，字体美观端庄，适应了印刷出版业的行业操作要求，成为宋代文化造极的见证者。     

论宋元福建地区的唐诗学与明代闽中诗派的形成

福建地区的唐诗学传统发轫于宋代,确立于明代,并以明代闽中诗派的形成为标志。可以从三个方面梳理宋元闽中唐诗学与明代闽中诗派的形成关系:首先在传播视野上,从闽中刻书这一特殊角度进行研究;其次从创作实践上,探求闽中诗学传统形成的道路;最后在理论体系上,分析闽中诗派对唐诗的分期及诗法盛唐的主张的形成过程。     

说《南诏碑》中“大虫”

今仍耸立在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城南约十余里的苍山马耳峰麓、太和村西、唐代南诏初期首府太和城故址旁的《南诏碑》,一称《南诏德化碑》,此碑为云南屈指可数的大碑,也是南诏史上很富有资料的一古碑,为南诏第五代主阁罗凤所立,据考立碑年代当是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1961年国务院公布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项,这碑也在其中。碑文惜多漫漶,今正面碑文仅只存220字,好在明、清时的方志及金石学家把以往的碑文著录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

有清一代,私家刻书现象蜂起,以刻书为荣的官宦学者比比皆是。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主要有以下基本特点：仿宋元影刻之风盛行;刊刻经史著作和名儒著述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大宗;丛书辑刻此起彼伏;力刻乡贤著述,编纂、刊刻乡邦文献;延请精工良匠写刻雕版;以写刻为主流。清代两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清统治者振兴文教的政策和官员、士绅、文人学士的倡行,清代两湖地区学术繁荣,学术人才辈出和良好藏书风气的传承以及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家学的发展,则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昌盛的原因。     

宋崇宁四年丕师塔记考

南阳市博物馆现存一方宋崇宁四年(1105年)丕师塔记碑。此塔记为南阳县崇胜寺毗卢院住持僧惠海为其师前住持宗丕撰写的塔记铭文。塔记系前人草书诗文碑碣改制而成。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方《住持僧惠海塔铭》,该塔铭也是前人碑刻改制,背面为汉代持笏门吏画像石,两方铭文碑皆是一石二用,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本文试通过对塔记铭文的考释,了解宋代佛教对南阳地方的影响以及前人的书法艺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