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再制造优先的闭环供应链定价与协调

随着全球资源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再制造已成为企业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考虑政府对废弃产品回收的奖惩约束措施,针对一类由销售商负责废旧品回收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系统,在以再制造产品优先满足市场需求条件下建立博弈模型对闭环供应链的制造品、再制造品及废弃产品回收的定价策略进行优化决策,并设计一个基于再制造优先的协调定价机制.该协调机制不仅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原则在优先考虑再制造品利润的情况下协调制造产品和再制造产品利润,而且能对闭环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利润进行合理分配,实现了闭环供应链的总体协调.     

不确定需求下的延伸责任分担机制

在新产品及再制造产品的需求均为不确定的情形下,考虑了两种产品之间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差异性,构建了基于再制造产品批发价协议的生产者延伸责任分担机制,在该分担机制下,再制造产品批发价表现为回收系统投资的函数。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这种定价方式,零售商及消费者均进行延伸责任的分担,并且制造商及零售商利润均有所增加,从而保证生产者责任延伸机制的有效实施。     

具有CSR意识的双向竞争闭环供应链定价及回收策略

研究考虑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双向竞争闭环供应链的定价及回收决策问题.分别在制造商、零售商及二者同时回收三种渠道结构下,分析了制造商的CSR意识对新产品定价及废旧产品回收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在何种回收渠道结构下,制造商的CSR意识均利于降低新产品批发价格、直销价格及零售价格、扩大市场需求、增强废旧产品回收效果.制造商的CSR意识是影响成员企业纯利润及闭环供应链整体利润大小的重要因素.较之制造商或零售商单独回收,制造商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利润及闭环供应链整体的总利润均在二者同时回收时总是最大的.     

基于产品模块化设计的闭环供应链回收模式选择

产品模块化设计既可以更好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又能有效地降低新产品和再制造品的生产成本。在考虑产品模块化设计的情形下，以制造商主导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制造商自营回收模式和外包回收模式下产品模块化水平、零售价格、回收价格和制造商利润，为制造商回收模式的选择提供参考。研究表明：制造商选择回收模式不但跟模块化设计的成本参数有关，而且还跟产品模块化设计带给新产品和再制造品生产成本节省的大小有关。     

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政府低碳引导政策研究——以汽车发动机再制造为例

以我国典型再制造——汽车发动机再制造为例, 从促进资源再利用视角出发, 针对碳税、补贴等不同政府政策情景, 建立了不同政策约束下汽车零部件制造/再制造技术选择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通过仿真分析, 剖析了环境政策对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的影响力度和影响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 为引导和促进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 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低碳可持续发展, 需要加强外部政府引导政策的制定. 其中, 碳税约束和补贴激励的政策组合, 能较好引导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 提升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碳减排效益和经济效益. 但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面临的市场还极不成熟, 政府还需要加强市场消费者认可度培育和回收市场的规范, 以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联合采购对存在强势零售商闭环供应链回收策略的影响

在强势零售商存在的情况下,研究了联合采购对再制造闭环供应链回收策略的影响。建立了两种采购方式的闭环供应链模型,且对两种采购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当回收努力成本较大或较小时,联合采购时的回收比例大于单独采购时的回收比例;当零售商间差异性较大时,弱势零售商倾向于联合采购,且联合采购时供应链的利润大于单独采购时供应链的利润;当联合采购时强势零售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强时,联合采购时两零售商的利润分别大于单独采购时的利润。     

竞争条件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的生产决策

根据消费者对新产品和再制造品的异质需求构造需求函数,研究了新产品、制造商生产的再制造品和再制造商生产的再制造品三 者相互竞争的情况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如何根据再制造节约成本的大小确定新产品和再制造品的生产规模,并比较了垄断和竞争条件下制造商的利润,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分析了新产品生产成本对制造商和再制造商生产决策的影响.结论表明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可以根据再制造成本 的大小选择12种不同的生产策略;再制造商的竞争使制造商利润降低,制造商应进入再制造领域应对再制造商的竞争：新产品生产成本很低时,制造商倾向于不生产再制造品或再制造部分回收品,再制造商倾向于再制造所有回收品.     

基于EPR制度的政府与制造商激励契约设计

生产者延伸责任(EPR)制度能有效推动制造商回收再制造活动的实施. 基于制造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存的状况, 以制造商的再制造率和努力程度为不对称信息, 设计政府对制造商的激励契约. 给出了契约实施过程中满足制造商收益单调风险率和政府正向激励实施的现实条件, 分析了再制造率等因素与政府激励契约的关系, 讨论了EPR制度实施不同阶段中各类因素对政府期望收益的影响. 研究表明: 政府激励契约能较好实现制造商的高效度激励, 有效促进制造商的努力水平, 提高政府期望收益. 研究结论对EPR制度下政府环境规制的设计实施以及制造商的运营实践具有较好的现实指导意义.     

再制造品最优定价及市场挤兑与市场增长效应分析

考虑消费者对再制造品的价值评价低于新产品,研究了产品回收充足条件下的再制造静态定价和受回收率限制的两阶段再制造动态最优定价;在回收数量充足的最优决策中,不同的再制造成本决定了不同的再制造产品选择,再制造品对新产品产生市场挤兑,同时导致了产品市场的增长,增长效应导致利润的增加,这种市场挤兑和增长效应来源于再制造品的成本节省和价值折扣.在两阶段再制造动态最优决策中,再制造不仅对第二阶段的新产品形成挤兑和整个产品市场增长,并且对第一阶段的新产品产生增长效应,增长程度受到回收率的影响.因此建议企业采用环保宣传增加消费者对再制造品的认可,以及提高回收率来增加企业再制造利润.     

考虑产品可拆卸性的再制造模式决策

为研究产品可拆卸性对再制造决策的影响,本文针对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制造商)再制造(Model M),IO(Independent Operation,第三方独立再制造商)再制造(Model R),OEM和IO共同再制造(Model C)这三种再制造模式,在考虑不同产品可拆卸性策略时,运用Stackelberg博弈研究了OEM为主导作用时OEM利润的变化规律。研究表明OEM再制造决策取决于不同产品可拆卸性策略的固定投资成本差额和市场规模。当不同产品可拆卸性策略作用下的OEM初始固定投资成本差额较小,采取可拆卸性高的产品再制造策略可以提升OEM的利润;反之可拆卸性低的产品再制造策略更优。当市场规模较小时,OEM在Model R中获利最高;反之,OEM在Model M中获利更高。在Model C中产品之间的竞争程度不受初始固定投资成本差额和市场规模的影响,OEM获利最低。通过算例分析在初始固定投资成本差额和市场规模作用下OEM的利润波动规律,为核心企业再制造策略的选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