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空间效应与房地产库存——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利用200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和金融发展效率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空间关联效应增强,房地产库存全国范围存在显著正空间自相关。金融发展规模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不显著,金融发展结构与金融发展效率都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显著。其中,金融发展结构与房地产库存正相关,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强化这种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房地产库存负相关,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弱化了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除此之外,进一步考察了房价和市场化指数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发现房价对房地产库存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市场化指数则对房地产库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强化了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     

黄河流域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节能效应与空间溢出

立足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本文就黄河流域低碳建设和区域协同减排背景下的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进行系统考察。基于包含知识产出的内生增长Romcr模型,构建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理论模型;进而通过选取2000-2017年黄河流域省际面板数据构造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金融发展驱动能源消费的空间效应展开回归分析;进一步的,将空间效应纳入中介效应模型,从而对金融发展作用于能源消费水平的具体影响渠道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理论上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黄河流域金融发展和能源消费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水平之间符合典型的倒U型曲线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阈值,金融发展对于能源消费由促增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水平均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周边地区的能源消费同样存在倒U关系。长期来看,金融发展的空间节能效应渐趋强化;同时,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作用于能源消费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渠道形成对能源消费的间接驱动效应,而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在现阶段中尚不明显。因此,有效发挥金融发展的空间节能效应,最终形成区域发展的节能模式,对于我国黄河流域协同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效率相关性实证研究——基于典型相关分析与Granger因果检验

通过分别选取衡量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效率的指标,利用典型相关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等统计方法,对1985～2008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和农村金融效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并反映出农村金融较脆弱的现状。以此为依据,提出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农村金融高效运行的政策建议。     

城乡金融统筹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从城乡金融统筹发展视角出发,通过城乡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和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三维层面构建了城乡金融统筹发展水平,并协整分析了城乡金融统筹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城乡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对收入增长的拉动影响最大;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各自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的拉动相对较大,意味着随着城乡金融统筹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产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利用2005～2016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本身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提升了本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制造业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对本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相邻城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采用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方法,以我国29个省级单位1993~200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地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东部沿海省份金融发展水平高,吸收FD I数量大,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西部省份则正好相反,而中部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同时发现,在控制教育发展水平、城乡就业结构和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最后就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简要的对策建议。     

空间面板模型协整检验的Bootstrap改进算法及功效分析

忽略面板模型横截面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易导致其协整检验误拒率偏高。本研究采用模型变量的空间矩阵变换和回归残差Sieve Bootstrap技术相结合,既能使数据结构不受重抽样影响,又可发挥自助抽样(Bootstrap)技术优势,由此发展出基于Sieve Bootstrap技术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协整P检验,可在建模过程中充分考察空间效应的同时防止出现虚假回归。模拟及实证结果均表明：当面板数据模型出现内生回归元或横截面之间存在空间相依关系时,该检验不仅明显降低误拒率,还能保持高检验势,同时结果更具稳健性。     

房地产信贷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乘数效应

银行信贷作为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可能通过内生增长的形式表现出乘数效应, 使得开发投资总量快速增长.通过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中银行信贷资金的乘数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房地产信贷的乘数效应确实存在;并利用历史数据对乘数大小进行了估计, 测算了乘数效应的收敛时间.基于模型结果对我国银行信贷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紧缩性信贷调控政策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显著影响,而刺激性信贷调控政策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村金融生态减贫的系统动力学仿真——以河北省为例

本文基于农村金融生态与贫困之间的交互机理,以河北省为例,构建了农村"金融生态-贫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实证考察了系统动态发展规律,并通过政策模拟试验探索系统的优化方案。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农村金融生态主体持续增长,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在波动中有所提升,农村综合贫困也得以持续缓解。财政支出的增加可以有效缓解贫困,但不具备可持续性;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加快农村金融征信体系和法律法规建设是优化系统的有效方案。     

中国金融中介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关系检验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法等研究方法，利用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层面．对中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阶段实证研究，并从整体视角出发，考虑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轨迹和转型特征，探寻转轨前后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闻关系发展的内在脉络及影响因素，恰当地评价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克服对金融中介的研究集中在传统的货币银行这一宏观领域的局限性。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金融中介的配置效率难以发挥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由此，金融中介的配置效率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时，建立一个能有效分担风险与资金配置任务的资本市场、引导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也是当务之急。     

政府治理、金融发展与盈余质量改善

选取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市场化作为金融发展指标,采用2003~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发展、政府治理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政府治理的法治环境越好、政府干预越低,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改善作用越明显,但较强的政府干预会弱化法治环境的作用。     

土地价格、房地产信贷规模与房价的相互影响与均衡关系

房地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银行信贷支持和土地供应。因此,土地出让政策和房地产信贷规模和房价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均衡关系。笔者选用从2000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1季度我国房屋销售价格、房地产信贷规模和土地交易价格三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构造了反应三个变量短期和长期关系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着重探讨了住宅销售价格、房地产信贷规模和土地交易价格三者的互动关系。结论表明:土地价格、银行信贷规模(房地产企业国内贷款余额与购房贷款余额)对住宅价格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的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对房价的影响略高于信贷规模对房价的影响。因此,政府在调控房价中应组合运用的土地政策与信贷政策,有效抑制房价过度波动。     

我国股市与汇市间信息传导的实证研究

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和DCC-MGARCH模型,对我国沪深300指数、上证综合指数以及深证综合指数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与国内很多研究文献所得结论不同,研究发现股价与汇率之间均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协整关系,只存在外汇市场对股票市场的短期单向价格引导关系和单向波动溢出效应。     

西部地区城镇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选取2006~2017年西部地区十二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方法测算了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采用非参数回归模型的Nadaraya-Watson估计方法检验了西部地区城镇化效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这些影响因素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机理和影响大小。实证结果表明:2006~2017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整体呈下降趋势,规模技术效率基本稳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就业人数、建城面积和城镇化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效率呈U型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和城镇化水平对城镇化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城镇就业人数和建城面积对城镇化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但是影响不显著。     

面板数据空间误差分量模型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将截面误差分量模型(spatial error components, SEC)扩展至面板数据, 推导其联合检验、边际检验及条件检验, 并通过Monte Carlo模拟实验证明: 当随机效应存在时, 条件检验更为有效; 当随机效应不存在时, 边际检验更为有效; 空间权重矩阵的选取与随机效应是否存在相关, 但未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更适合检验空间相关性; 此外, 更大的N或T使得检验更为有效. 研究同时发现, 当真实数据生成过程为面板数据SEC模型时, 传统空间经济计量模型中的Moran I、LM-Error及LM-Lag检验均失效.     

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基于1978~2013年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构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实证研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支出规模短期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长期却是有利的,然而影响效果并不明显。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尽相同,其中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则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开发时滞在房价上涨中的中介效应研究

因开发时滞已成为限制房屋供应效率的核心因素,受国内土地杠杆不断提升现象启发,我们试图验证两者的作用机制.我们首先利用实物期权模型,建立更贴近实际的二重随机微分方程,定量测算土地杠杆和开发时滞的非线性交互机制.局部均衡模型显示,在市场预期稳定的情况下,土地开发周期主要由土地杠杆(即土地价值与房屋价值的比例)决定.2002-2015年全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在有效控制人口密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后,平均来看,土地杠杆每提高100个百分点,当年开发时滞提高20个百分点.在经过时间趋势、外生事件冲击和地区位置等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继而,建立三阶段中介效应模型,计算得到整体的中介效应为46%,但随着土地杠杆的提升,相较于时滞的间接途径,直接成本效应已成为影响房价的主要途径.而在此过程中,开发时滞对房价的影响始终是相对稳定且显著的.同时,土地杠杆存在类似的加速器效应,即随着从较低状态提高到较高状态,土地杠杆对房屋价格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强,作用力度提高约80%.上述研究证实,忽视土地杠杆过高对房地产市场的负面作用、单纯从需求端控制房价可能是不足的,凸显了从土地供给端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需要将管理开发时滞纳入房地产调控整体政策框架中.     

高级劳动力要素阶段性“断点”特征与企业创新——来自吸收能力理论和“威廉姆森”假说的解释

研究高级劳动力要素的规模效应对政府制定合宜的人才政策、合理引导高级劳动力要素向企业集聚并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结合吸收能力理论和“威廉姆森”假说，提出高级劳动力要素规模效应对企业创新存在Ⅰ、Ⅱ、Ⅲ三阶段的“断点”特征。实证表明，中国企业高级劳动力要素创新存在阶段性“断点特征”,并且更偏向吸收能力理论所指示的“断点”特征。高级劳动力要素向非本土、东部以及创新差距较小行业的企业集聚，更有利于企业高级劳动力要素规模突破吸收能力理论所指示的“断点”值并促进企业创新。政府一方面可出台合宜的人才政策引导Ⅲ阶段企业的高级劳动力要素向Ⅱ阶段企业转移，另一方面可实施合宜的产业政策促使产业内部形成企业创新差距较小的创新结构，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信息不对称下的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投资

不同群体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较大的差别,对投资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用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标来探究收入不平等和投资的关系很可能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建立了信息不对称下的投资决策模型,根据模型结论区分了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类人群并构建了两类人群内部各自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低收入人群人口比例这三个变量,研究了这三种收入不平等变量通过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储蓄和消费等渠道对地区投资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然后在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经验分析中用不同倍数的贫困标准收入值来划分两类人群,以25个省级区域在2010-2016年间的双年度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倍数的贫困标准收入划分下,低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总投资没有显著影响;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对投资的直接效应大多都显著为负、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也都显著为负;低收入家庭比例对投资的直接效应大多显著为负,间接效应不显著,总效应也为负只是显著性较差.该回归结果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和不同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计算指标下都保持一致,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降低高收入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和低收入家庭比例是促进社会投资的有效途径.     

城市创新效率对不动产投资结构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FP (Fare-Primont)指数法测度了城市的创新效率,运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城市的创新效率对不动产投资结构的影响效应;通过构建的住宅-非住宅不动产投资的非线性动态系统模型,分析了不同创新效率城市不动产投资结构的稳定性.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当期与上一期的创新效率均会显著促进非住宅不动产投资比重,并呈非线性作用模式.在不同创新效率城市中,不动产投资结构都存在稳定值,且高创新效率城市的稳定值>中创新效率城市的稳定值>低创新效率城市的稳定值.因此,当地政府应结合城市的创新发展定位,合理运用调控政策,促进不动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还应根据城市创新效率水平变化和城市间创新效率差异,因时制宜、因城施策,调整不动产投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