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吴宓与梁实秋文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吴宓和梁实秋作为同门师兄弟,他们的文学思想却有诸多不同之处。吴宓重视＂平民文学＂,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梁实秋则倡导＂知识贵族主义＂,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艺术性。吴宓的文学观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儒家传统文学观,而梁实秋的文学观则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学观。以二人为代表,我们可以窥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他们为沟通中西文化做出的共同努力。     

周作人论通俗文学

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是他的文化观的体现。他提出了文学的“三分法”,认为在文学史的研究上,必须重视通俗文学的研究,因为通俗文学代表大部分民众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通俗文学中的世情文学起源于士大夫,而武侠文学来自民间,日本的通俗文学则相反。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是与他的非功利的文艺观相一致的。     

人·个性·文学--论周作人早期的文学观

周作人的文学观包含两部分一是以灵肉一元观为核心的自然人性论;一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理想.他认为"人的文学"就是灵肉一体,利己又利他的文学.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的个性主义已初露端倪.此时,他对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基础上的,而人的问题乃是文学的核心问题,文学旨在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人的个性、人的价值、人的欲求.     

周作人的风物书写与“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而他的风物书写,也与此紧密相连.周氏的风物书写,可从“人的图腾”、“世相的描述”以及“国民文化的书写”三个方面出发加以解读,其中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而后两者则为前者的展开.在此基础上,周作人的风物书写具有文学与国民的双重意义,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兴趣、气质以及与文学事功的契合点.     

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的艺术”——周作人文学观念变迁轨迹之描述

通过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文学思想变化过程的描述,展示出他从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到转而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复杂历程.既反映出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显示了五四时期相关文学概念内涵的多样性,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及相关作家的文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口号论析

阐述周作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文学口号,即所谓“人的文学”这一命题涵盖的思想底蕴与理论内涵：（一）灵肉一致的人性现。（二）尊重个人、利己利他的人道主义。（三）对平民文学的推崇。（四）提倡“为人生”、写实主义。     

人的发现——论周作人儿童本位

周作人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强调了儿童文学中突出人的个性的"人间本位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可谓不谋而合,是他"人的发现"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中国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前者一直都是在杂文学观念的视域中,而后者则有鲜明的学科分类意识,基本上属于纯文学观念的视域。然而,从晚清至“五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超功利审美型文学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向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谱系转型。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借助原始文献,运用实证方法辨析周作人散文言志论的意蕴和审美品格。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因此周作人的"言志"是指自我的独善。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新文学史写作实践与知识型构

中国文学史写作从借鉴模仿到学科自觉用了近半个世纪,期间,有西学东渐的移植,有从课堂讲义到学术专著的提升,亦有文学史观从多元到一元的整合。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书写迎来了一个短暂的辉煌期,文学史家辈出,文学史著述大量出版,朱自清、周作人、赵家璧、李何林、周扬等人的写作实践在为新文学史确立体例范型和时空架构的同时,也在进化论、阶级论、革命论的映照下,彰显出不同的成色。     

浅析《乐府指迷》的雅词理论

《乐府指迷》是南宋末季沈义父撰写的一本词学理论著作,其内容主要是针对雅词创作而言,其主旨是为雅词创作制作艺术规范。而何谓雅词,在沈义父看来则不仅是词的旨意之雅,还包括下字用语的文雅。在其理论来源方面,则主要来自于吴文英的梦窗词和周邦彦的清真词,两者之间又以清真词为主。     

吴宓对孔子学说的现代阐释

吴宓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了现代阐释，认为孔教为中华文明的支柱，建设现代新文化必须融汇东西文明的精华。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中国道德理想和人格标准的寄托，他以执两用中为宇宙及人生之正道，以孝为诸德行之本，以克己复礼、行忠恕和守中庸为实行道德的方法。吴宓反对批孔，认为“批林批孔”运动是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无知、误解和歪典，并因此遭受摧残。     

论斯威夫特对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影响

周作人认同斯威夫特对社会、人性“掐臂见血”的辛辣批判,也欣赏他使用的“反讽”这一修辞策略,而更感兴趣的则是两者的结合,这契合了周作人思想性格、人生哲学与文学趣味中“流氓与绅士”、“铁与温雅”的对立与统一。     

“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周作人与林语堂散文“言志论”比较

周作人与林语堂是现代散文"言志论"的两大主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他们都致力于个人言志探源,力图为现代散文寻求历史依据。尽管同为提倡散文的个人言志,周作人与林语堂对于散文"言志论"的理解和建构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周作人主要侧重于言志之"道",以"道"明"志";而林语堂除了提倡自我的言志外,还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言志之"术",并以此探索现代散文文体风格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