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改诗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鲁迅先生认真修改诗文的经验时曾赞扬说:"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欧阳修双重文学观平议

在宋代文学史上，欧阳修是开风气的大家，他领导了诗文革新运动，前人多方之韩愈。然细审其文学观，则不完全相同。他认为诗文应本于人情，反映现实，兴于怨剌，穷而后工；而词则应”聊佐清欢”，娱宾遣兴。这两种文学观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它正说明了创作主体之文本认识构成的复杂性和诗词风格的多样性。     

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我认识赵启正同志有十年了。十年前,启正同志作为上海市副市长,率团到澳大利亚。当他动员澳大利亚的羊毛商人将羊毛送到保税区时,他说:“你的羊毛放到上海的保税区,这羊毛就会‘叫’。”这句话让人觉得很有味道,充满了智慧。后来,这句话变成报纸的大标题。启正同志在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之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过一次讲话。他用图片对比的方法讲述了中国妇女的变化:解放前中国妇女是小脚女人,而如今中国的女足进入世界行列。这个比较多鲜明啊!这些点子都是启正同志想出来的。他是学核物理的,但是他很懂得和人交流。我想外交学院要开一门课,叫交流学。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讲就是交流学的第一课。——吴建民院长     

关肇直同志纪念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关肇直同志是我很尊敬的一位科学家,但是我对他的情况了解很少.在今天这个纪念会上,才听到卢嘉锡同志、苏步青同志、严济慈同志讲了关肇直同志一生的情况,更激起了我对关肇直同志的敬意.我一定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学习关肇直同志的优秀品德,做好工作.1955年秋,我经过五年的禁闭,终于从美国回到祖国,来到了北京中关村,这时我才第一次遇到了关肇直同志.后来除了在一些会议中见到外,我和关肇直同志接触并不是很多的.在60年代初,关肇直同志认为应用数学要为国防建设服务,从这样一个目的出发,当时他在数学所成立了一个控制理论研究室,同原五院的同志一起,研究国防尖端技术中的控制理论.与他合作的,有后来也被请到数学所兼职的宋健同志.他们俩人一起开展了把工程控制论应用到国防尖端工程技术上的工作,这一项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们的工作结果已经应用到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设计工作中.这里的部分成果,在最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其题目是《飞行器弹性控制理论的研究》.我必须说,这一项工作仅从题目的字面上好像看不出它全部的作用.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是导弹运载火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设计理论.当然这个研究组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工作,例如还组织写了几本书.我虽然在早年学习了一点工程控制论,但是回到祖国以后,就未能再做这方面的工作.工程控制论的一些新的发展,像能控性、能观测性的概念,还是从他组织写的书中学到的.这些概念在50年代还没有,这是后来发展的.     

冷与热、科学态度与献身精神的结合

郭永怀同志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同志,我在1980年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字(《郭永怀文集》,331页,1982年,科学出版社).我想经过这八年来,周围发生了许多事情,而我对郭永怀同志尊敬的心情是越来越深了.我在那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了郭永怀同志的工作精神:一方面是非常冷静、严肃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又是火一样的献身精神,是冷和热的结合.我想,我说过的这几句话,经过了八年,现在看来还是重要的.     

诵读经典诗文传承中华文化

我本人10岁左右就背诵了不少诗文，直到40多岁能够深刻地回味这些诗文的含义时，禁不住以万里漫游来寻找这些诗文的描述实地和写作实地，真是感受无限，我把这些感受写出来告诉读者，居然立即引起海内外华人的热烈反应，可见他们也有过早期诵读，也有过成年以后反复重温的欲望。这种诵读和重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在《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上的讲话 永远难忘的教诲

周恩来同志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今年3月5日,是他91岁冥诞。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言传身教,却一直牢记在我的心头。从1937年到1966年,我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了30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做的主要是新闻和统战工作。建国初期和1955年以后,我先后在华东局和文化部工作,分管的是电影和外事。由于我在香港和重庆曾和廖承志、乔冠华等同志参与过一些涉外工作,开国初     

茅盾《回忆录》两点史实辨正

茅盾同志在《回忆录(六)》,即《文学与政治的交错》一文中,回忆了他跟瞿秋白同志初次见面的情况:“一九二三年春,邓中夏到上海大学任总务长,随后瞿秋白也来了,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一次教务会议上,我遇见瞿秋白。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瞿秋白。虽属初见,却对他早就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从郑振铎那里听来的(“五四”时期,郑     

白云流空,便是思想片片——从宗白华先生《流云》谈其美学散步

宗白华先生 (1 897-1 986 )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诗人。作为诗人 ,他仅有《流云》小诗 ,但这已经很够了 ;作为美学家 ,六十年来 ,他写了一批文质兼美的文章。他是我国古典美学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宗先生能创作能研究 ,诗意盎然又博大精深 ,我无力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只是爱读他的诗与文 ,读他的诗会串想到他的文 ,读他的文会冒出他的诗 ,将他的诗文合观很有意思 ,何况宗先生自己也说过 :“诗文虽不同体 ,其实是相通的 ,一为理论的探索 ,一为实践的体验。” (见《艺境》书末《编者附记》)。一美学是研究“美”的学问 ,“美”从何处寻…     

雪山存歌

一年多前,青年诗人马骅作为一名志愿者,前往云南省德钦县的藏区做起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今年六月,在坐车前往县城为学校买粉笔时,他不幸连车坠入澜沧江,这是这个夏天牵动不知多少人心的悲伤事。他的事迹到处都有报道。他曾为我刊2003年第8期写过地理文章。这里我们捡拾一些他在边村的诗文,也是地理的,更是性灵的。《世界博览》会记住曾幸福地拥有过他这样一位作者。     

愧乏史才为立传——纪念朱星先生逝世十周年

驹光易逝,转眼之间,朱星先生逝世已经十周年了。早在1971年4月25日朱先生自宣化河北师院写给我和李行健同志的信中,就提出:“我的一生极平庸,因涂子知我,不妨相告一二,将来我老死后,可为我立传,一笑!”就在这封信中,他自述了自己的小传,可见他是望我为他辞世后立传的。他逝世已经十年了,我却缺乏史才为他立传,真是愧对他生前的     

唐家的鸟——记武汉大学生物系标本室高级工程师唐瑞昌

去年初夏的一个清晨,一列车队沿着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向着鄂西北神农架进发.在吉普车上,坐着一位虽已秃顶但精神矍铄的老人,他感慨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十一次进行动物考察了."这个老人,就是不久前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的武汉大学生物系动物标本室的唐瑞昌同志.还在十六年前,唐瑞昌同志曾和我一起到贵州梵净山考察,那时他也这样说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十六次做野外动物考察."当时,唐瑞昌刚刚进     

余靖乡居诗文漫谈

本文专论余靖两次乡居的诗文。余靖作为“庆历新政”的中坚 ,表现了优长的“应变”才干。他两次乡居的诗文 ,显示了突出的“应变”品格。这一文化品格 ,是余靖长存不息的灵魂     

名震京师(文人掌故)

陈子昂是唐朝著名的诗人,出身于豪富家庭,自幼刻苦攻读诗文,青年时才华出众,很想有所作为。然而他初到京城,有权势者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怀才不遇,深感苦闷。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他徒步长安闹市,看到前面有一群人在喧嚷,于是他挤进人群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在卖胡琴,讨价一千贯。价钱很贵,大家都很惊奇地传看。此时陈子昂如价照付,购买了这把胡琴。好奇的人都来问他说:“这是什么宝物,竟如此值钱?”陈子昂回答说:“我识此琴,更善弹此琴,诸位如感兴趣,明日请到宣阳里来听我弹奏吧!”次日中午好奇的人都来了,陈子昂办了酒席热情地款待他们。陈子昂手捧胡琴激昂慷慨     

论艺术商品化的二重性

“见过毛主席，不宜摆摊子。”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老乡汤瑞仁过去发的誓言。可是，他如今也在毛泽东同志的故居对面开了“毛家饭馆”，每天收入达300多元。     

从市委书记学电脑谈起

从市委书记学电脑谈起何吉成晋城市委李拴纣书记要我教他学电脑，使我直接感受到了晋城市科教兴市工作的环境氛围。当我和陪同我前去的晋城市郊区科技副区长于尚仁同志来到他家时，李书记已在等着我们了，见面开ＩｔＪ见山就说起电脑。他说，九十年代，搞市场经济，没有时...     

“只信醍醐能灌顶，使人清凉头不热＂—读《段玉泉诗文集》有感

读罢《段玉泉诗文集》（以下简称《诗文集》），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既有为其中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感叹不已，又为其中炽热的情感所感染，还为其文的崇高境界所敬佩。     

陈子昂:有实力,也要有机会

你叫陈子昂?是的。这是我的诗文我想向你家老爷请教。我家老爷没听说过你。你请回吧!唉,我又吃了闭门羹!我陈子昂自幼博览群书,自许才学过人,想不到在长安城却无人赏识。     

编辑工作杂忆

我是1978年9月到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的,在《世界知识》复刊伊始即进入杂志编辑部记得我刚刚到社里几天,杂志编辑部领导朱烈交给我一篇文章让我修改。他要求我动手修改之前先写一篇修改意见,他看了同意后再动手。我心想这可能是在考我,于是我认真地读了这篇文章并提出三点修改意见,具体内容现已忘记,总之是得到了通过。于是我花了一天时间大刀阔斧地修改起来。交稿后不久,没想到社长郑森禹同志在我的修改稿上写了一段批     

漫话文艺批评的标准——从茅盾对“草”的推敲扯起

茅盾同志在《欢迎〈文学报〉的创刊》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杂草”这个术语,使人很自然地回忆起了“毒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凡是派”手中的一根棍子!据我的推测,茅盾同志把“毒草”改为“杂草”,这一字之改,正好委婉地表达了他诚心诚意地期望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心愿.茅盾同志提出“杂草”,等于是他的遗嘱,因而激发了我写此短文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