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与权利保护

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也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公正的价值体现。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诉讼地位,但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还存在诸多缺失。本文就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及权利保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在对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的缺失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的若干构想。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构建

随着世界人权保障的发展,世界各国在刑事司法领域普遍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赋予其一系列的诉讼权利,加强对其人权保障.然而,纵观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仍存在诸多缺失,被害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加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应从被害人取得公平待遇制度、刑事赔偿制度、国家补偿制度等方面搭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     

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理论基础

刑事被害人在不同诉讼模式下的诉讼地位各不相同。在我国,关于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存在三种主要观点,即被害人证人说、被害人当事人说、被害人诉讼主体说,其中被害人诉讼主体说更有利于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被害人诉讼主体说的理论基础在于多元诉讼目的论、诉讼主体论以及人格尊严论。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权利保障

长期以来，司法界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权、维护被告人的尊严上。然而涉度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的问题或者刑事被害人的尊严问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忽略。在探究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被忽视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引起我国司法界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重视。     

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

随着上世纪中叶被害人学的兴起,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有些国家还确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期对被害人权利有更好的保障。本文旨在通过对该制度的价值及某些国家的规定的基础上,试图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提出一些看法。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和救济

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日益受到重视。在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但司法实践表明，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仅承受着实体权利的丧失，程序权利也未得到有效保护。我国应通过保障被害人的司法信息知情权、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扩大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和被害人救助制度等来完善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之初探

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欠,及时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之保障,预防刑事被害人因心理失衡而引发的由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的“犯罪逆变“,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法律的基石。     

论因犯罪致残的刑事被害人之社会保障

将刑事被害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想,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提供了新的权利救济途径。但现阶段有关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的构想还过于笼统,不具有针对性,有必要对保障对象加以细化。因犯罪致残的刑事被害人即是这一对象中具有双重弱势身份的特殊群体,对这部分人进行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既是对他们权利的有效救济又有利于整个刑事被害人、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建立。     

刑事执行程序中的被害人权利评析

刑事执行程序中被害人地位现行法律缺乏明确规定，本文主张应明确规定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当事人地位，并相应地赋予其获得通知的权利、陈述意见的权利及参与监督的权利等。     

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的地位和权利研究

现代刑事司法中被奉为圭臬的三方构造与被害人的地位与是一个悖论,我国学者关于限制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论述与扩大被害人权利的论述存有矛盾,也与其他国家被害人地位和权利的发展规律不符,定罪与量刑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逻辑,在量刑中,不存在限制被害人权利的基础,我国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应当以定罪前的阶段和量刑阶段作为区分的基准,量刑中应当引入诉讼化机制,这也是在现有制度下解决量刑问题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作法.     

论刑事和解的理念基础

作为恢复性司法形式的刑事和解制度,对传统的刑事理念造成一定的冲击。在其兴起的司法潮流中,恢复性正义、矫正正义等理念起到理论根基的作用。并且,现代民权刑法理念的发展,为限制国家刑罚权力而保护和促进刑事被害人的市民权利提供了坚实的理念基础。在中国,传统的＂和合＂的理念与保守的＂刑权为上＂的观念并存,应就其中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合理内涵加以重构和更新,使之适合刑事和解制度。和谐社会目标和理念,也能够为刑事和解的中国之路奠定理论之基石。     

论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检察监督——以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为研究视角

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立的过程中,由于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措施规定得不明确具体,缺少灵活性、强制性,无法对行政执法机关在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案件时出现的发现多、移送少的情况进行有效监督。这严重影响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也给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留下了空间。因此,加强对行政执法的法律监督,完善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监督的提前介入权、行政执法监督调查权、督促执法权、行政违法纠正权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论构建我国刑事诉讼的正当法律程序体系

论述了正当法律程序在刑事司法中的重要意义,阐述了正当法律程序的起源、内容、它在联合国和刑事司法准则中的体现。指出中国法律中没有包含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因素,并就这些因素与联合国有关规定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确立中国正当程序体系的想法,论证了其重要性,并就此提出了确立中国正当法律程序各项内容的具体建议。     

检察环节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的基本原则

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但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构建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遵循五项基本原则：正义公平原则;救助与损害相适应原则;救助有限原则;以赔偿为主,救助为辅的原则;国家为主,社会救助相结合原则。     

论权利放弃——以无罪推定权利为视角

人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以放弃的,人权中的具体权利有些是可以放弃的。所放弃的权利必须是合法权利,必须是本人的权利,应当是自愿放弃,放弃权利不能违反法律、不能影响他人的权利,放弃权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放弃人承当。以无罪推定为例,无罪推定作为被追诉人的权利在一些场合是可以放弃的,确立无罪推定放弃机制将有利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利于司法公正和效率,有利于保障人权。     

试论被害人承诺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效力

很多国家的刑事立法都对被害人承诺问题作出了规定,我国刑法典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该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运用。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性的理论根据是被害人对于自己有权支配和处分的利益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了刑法的保护。加大对被害人承诺理论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海峡两岸侦查中讯问被追诉人比较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侦查程序中的重要一步。讯问犯罪嫌疑人既是获取最直接证据、取得案件突破口的重要途径,也是容易发生践踏公民基本权利的一个程序阶段。通过对比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中讯问被追诉人规定之间的不同,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方面法律规定的不足,主要包括:大陆没有关于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规定和告知;除传唤与拘传的讯问之外,法律没有对讯问中的时间、地点和讯问环境作出明确规定;法律对笔录的制作没有作出细致规定。为此,应以现代治国的标准对中国大陆刑事诉讼侦查中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加以改造,从而最终符合实现程序公正和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     

刑法谦抑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刑法的谦抑精神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更是刑事司法的指导理念。量刑规范化是公正司法和法律正义的重要保障。量刑的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在量刑的过程中贯彻刑法谦抑精神,通过非刑罚化和轻刑化措施,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量刑谦抑与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量刑谦抑不是凭感情判案,不能一味追求重罪轻判,而是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犯罪分子的责任,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利于量刑规范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