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话语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塑造——以“鲁艺”作家群为例

抗战爆发后,大批左翼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造就了战时延安文艺的繁荣,涌现出"鲁艺""文抗"等多个文化团体。由于"都市惯性",这些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文人还保留着某些个人化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模式。不过在延安的话语环境中,尤其是在整风运动之后,这些以"鲁艺"作家群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主动接受了延安精神对他们的塑造,融入集体话语模式的合唱中。     

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以何其芳奔赴延安的动因为考察对象

中国现代作家因人生阅历以及创作经验的不同,在奔赴延安前心态各异。洞悉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现代作家文学道路嬗变的脉络和原因。在艾青、丁玲、萧军等奔赴延安的中国现代作家中,何其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追求报告文学写作,想通过奔赴抗战前线收集资料撰写报告文学,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另一种是追求进步的心态与精神。这种体现是他抗战前作品中蕴含着“激进力量”和追求进步的热情。再加上吴伯箫、杨吉甫等革命友人的影响,加速了何其芳奔赴延安的过程。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中。这也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族中坚力量,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包含译介话语形态、领袖话语形态、平民话语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话语体系。正是在这一话语体系的有力推动下,中华民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见证历史与解密人生——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是按照何其芳生命史进行的一次具有编年史特色的研究。应用人格分析与多重方法,将文本解读与人生解读结合起来,揭示何其芳自身的变化,读解知识分子改造的"镜像"。赵思运的何其芳研究带给我们的既有学术又有人生的启示与沉思。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困顿中的退守与坚持——论“十七年”文学中的路翎小说

本文通过对路翎在"十七年"中小说创作的"知识考古"分析,探讨路翎在共和国成立这一新的话语背景中所面临的困顿状态,不断被边缘化的过程与宿命,在现实政治规训中无奈的退守,以及他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执着坚持的人格力量。从而以路翎为标本,见证一代知识分子无处安放的青春,在政治与时代面前失语的尴尬境地。     

延安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与价值差异

抗战开始不久,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未到延安,他们向往延安,羡慕延安;及至延安,他们歌咏延安,书写延安。但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们与革命领袖、工农战士分歧不断,从之前的"热爱"延安一变而为"批评"延安。探究原因,生活习惯和话语方式的不同固然重要,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角色定位不同无疑是最主要的,其负载的价值差异很容易让知识分子在延安的阶级序列中处于不利地位,以一种格格不入的"他者"方式存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之路曲折漫长,荆棘丛生。     

"何其芳现象"再批判--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及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在重庆三峡学院召开.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出近年来何其芳研究的进步,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对文本的分析更为具体、深入,并再一次讨论了"何其芳现象".对于这些观点,从何其芳在解放后的文艺发展道路上的表现进行全面考察,既有多种原因,又是与时代因素分不开的.     

“何其芳”是一个问号?——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以其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考察了同是诗人与学者的何其芳,从发生学的角度破译了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的内在路径,在诗意人格与学术人格相完善的内在视野中探究了何其芳独特的人格演变。     

“何其芳现象”再批判－－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及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在重庆重庆三峡学院召开，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出近年来何其芳研究的进步，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对文本的分析更为具体，深入，并再一次讨论了“何其芳现象”，对于这些观念，从何其芳在解放后的文艺发展道路上的表现进行了全面考察，既有多种原因，又是与时代因素分不开的。     

毛泽东误判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原因分析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正确到失误的过程,即从民主革命时期把知识分子判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知识分子判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失误的产生,既与时代环境有关,也潜藏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和判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之中。     

论翻译诗歌对何其芳创作的影响

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言论及其创作所受译诗之影响却很少有人论及。有鉴于此,文章首先探讨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学术思想,然后论述了何其芳的创作及其后来的诗歌语言观念受到了译诗的影响,由此给何其芳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     

新时期以来何其芳研究综述

简述了何其芳研究的现状,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理论的讨论,总结了何其芳评传及个案研究成果。     

个体命运与革命必然性的冲突——论蒋光慈的都市小说《丽莎的哀怨》

蒋光慈是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也是"左联"的重要作家。他开创了"革命+恋爱"小说的创作模式,引领了革命文学的时尚。他于30年代初的创作的都市小说《丽莎的哀怨》,以一个流落中国上海的白俄贵族妇女的口吻,书写了其在异国他乡的悲惨命运,表现了个体命运与革命必然性的冲突。因小说不符合革命文学的规范要求,蒋光慈本人受到了"左联"的批判并因此被开除出党。蒋光慈的这一经历展现了一名革命作家在革命集体中的矛盾与困惑。     

比较视野中的“福贵式活着”

截至目前,评论界关于《活着》主人公福贵的形象及“福贵式活着”的内涵、价值仍存有争议。将福贵纳入与阿Q和三毛所代表的生存方式的比较视野中,有助于解读出“福贵式活着”在具体情境中的积极意义。在苦难面前,福贵依然保持着悲悯情怀,并在与“他我”的对话中建构起“老不死”的尊严和价值,与阿Q在精神境界上有高下之别。福贵脚踏实地地活在当下,活在现实家园之中,彰显出巨大的生命力量,启示着如三毛般执着追求远方、最终却无“家”可归的知识分子,“故乡”在生活世界里,在精神与物质、神圣与世俗的和谐一体中。     

谭人凤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贡献

谭人凤是孙中山领导核心中的重要成员。从1904年加紧在会党中活动,准备响应省会长沙起义起,到1920年4月病逝前,他参与策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他坚决反对南北议和与优待皇室;坚决与同盟会内部的不和谐因素做斗争,尽心尽力维护革命党人的内部团结;坚决反对袁世凯、段祺瑞的专制与独裁,反对袁世凯和张勋的帝制复辟。充分体现出了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不屈的斗争精神,促进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人道立场向革命话语的潜进——论柔石审美心理结构的转换

作为一名受“五四”精神哺育的知识分子，柔石的作品从自悯、悯人情怀到拯救意识的凸显，再到革命的呼号，清晰地折射出了知识青年由人道主义转向“左翼”立场的心路历程。这种转换是世界革命文学的影响、革命青年的激进理想，以及理性效用的追求使人道立场让位于革命话语的自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