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非典"命名可以存在

关于"非典"、"萨斯(SARS)"的名称问题,我国诸多专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和分析,国外一些学者也发表了看法.笔者是从事语言教学的人员,从语言学的角度对"非典"、"萨斯"等的称呼进行分析,认为"非典"这一命名可以存在.     

建议用“萨斯”取代“非典”

最近在我国出现的一种传染性很强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也就是“萨斯”病 ,而我国部分政府官员和媒体到现在一直把这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称为“非典型肺炎” ,并且简称“非典”。笔者认为 ,用“萨斯”比用“非典”要科学、准确 ,也能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一致 ,从而和世界接轨。因此 ,建议我国政府官员和媒体带头使用“萨斯” ,逐步取代“非典”。SARS是世卫组织的正式命名　SARS ,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最近出现在亚洲并且传到世界很多地方的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正式命名。“萨斯”是英文缩写SARS的译音。作为缩写的SARS取自severeacute…     

中国为何独钟“非典”？

去年11月底,广东佛山发现了第一例中国的“非典”(沙斯)病人。12月初,在河源又相继发现了第二和第三例。广东的医生觉得这个病很怪,病人有明显的呼吸困难病症,而且肺很硬。后来,他们又发现这个病有高度的传染性,有很强的致命性,是非同一般的肺炎,因此把它列为“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非典型肺炎就这样在中国大陆传开,后来,为了方便,又简称之为“非典”。如果不知就里,乍见“非典”,大概很难猜想那是什么东西。看它的全名,非典型肺炎,似乎也看不出它的“厉害”。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给这个病定了一个新的名字：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也有人译成症候群,综合症)。英文简称为SARS(发音为萨斯)。于是,全世界都称之为SARS。唯独中国继续称“非典”。新加坡华文报章现在已经统一了SARS的华文译名,称之为“沙斯”。为什么不是“萨斯”(有些地方如BBC中文网站就用“萨斯”)呢？这里要告诉读者的是,统一译名委员会是经过一番讨论之后,经大多数委员赞同而确定下来的。多数委员认为,对学生来说,沙比萨较通俗,虽然发音稍有不同。从音译的角度来看,萨斯当然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考虑到这里的语文环境,以“沙”代“萨”,相信读者可以谅解。中国大陆的媒体多用“非典”一词。有人认为,用“萨斯”比用“非典”要科学、准确,也能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一致。但也有人反对“萨斯”,其理由可以归纳如下：1.中国医生在4月12日从病人器官分泌物分离出两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此病的主要原因。四天之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确认。“这是中国医务工作者对世界医学的巨大贡献。历史不会忘记,语言也必须记录。非典已经成为中国官方使用的标准语汇,也为广大中国人和世界所接受……”2.认为该病其实应该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可以被各方接受的命名。而且,“疾病的中文名称并不一定要遵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命名,中国的中医源远流长,对很多疾病的命名比西方要早。3.音译没有太多的理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外国人也看不懂。我想,这样的观点很值得商榷,也站不住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媒体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字母词,也有不少音译词。比如“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等,都是音译词,大陆媒体不是用得不亦乐乎吗？“萨斯”、“沙斯”也只是遵从这样的音译原则而已。此外,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应该和其他各个成员国一样,遵照世卫的规范名称才对,坚持自己定名,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中国官方实在没有充分的理由要“非典”到底。笔者觉得,如果中国不用“萨斯”或“沙斯”,至少,按大陆现在的流行做法,直接用字母词SARS也比“非典”为好。(2003年4月)(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本刊有删节)     

建议用“萨斯”取代“非典”

最近在我国出现的一种传染性很强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也就是“萨斯”病,而我国部分政府官员和媒体到现在一直把这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称为“非典型肺炎”,并且简称“非典”。笔者认为,用“萨斯”比用“非典”要科学、准确,也能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一致,从而和世界接轨。因此,建议我国政府官员和媒体带头使用“萨斯”,逐步取代“非典”。SARS是世卫组织的正式命名 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最近出现在亚洲并且传到世界很多地方的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正式命名。“萨斯”是英文缩写SARS的译音。作为缩写的SARS取自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全称译出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这是今年2月底3月初由世界卫生组织的意大利籍传染病专家卡洛·厄巴尼(Carlo Urbani)大夫命名的。正是因为这位大夫在研究这种病毒的时候不幸突然病逝,才使得国际社会猛然对萨斯的危害性有了极高的警惕性,因此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病正式命名为SARS。而且从那之后,国际社会就很少有人用“ATP,atypical pneumonia”,也就是用“非典型肺炎”来描述这种病了。“非典”概念比较宽泛而不准确 萨斯病去年11月从广东一开始发现就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当时由于医生对这种怪病不够了解,用一种内涵和外延比较宽泛的“非典型肺炎”来命名这种病症,是情有可原的。非典型肺炎的概念比较宽,而且过去已经出现过,而“萨斯”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传染病,已经被国际社会看成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所以,现在国际社会用SARS,而不用ATP来形容这种疾病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非典型肺炎并不是一种新出现的病,通常是可以治疗的,而且很少有生命危险。如果我们时至今日仍坚持使用“非典”,不但与目前国际通行做法不相吻合,而且与一贯主张和国际接轨的对外开放精神不相吻合。特别是当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种病定名为萨斯,我国仍然沿用“非典”,这就未免有些过时了。 (2003年4月)     

谈类比型术语翻译

摘要 类比型术语由于类比方法的特征及其扩展性,表现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从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来看,这样构成的术语义理与原词相通,翻译时可相互参照。因此,通过类比型术语研究找出术语的某些相同构词特征可以提高翻译的效率与准确性。一 引言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学科成倍增长,术语在信息时代的不断涌现,可以用“爆炸”两字来描述。据抽样统计,它们占科技英语文献的60%。^[1]术语翻译同样随着术语量的增长而成为科技翻译的一个重要部分。找出术语的某些相同构词特征有助于提高翻译的效率与准确性。类比(analogy)是一种特殊的比喻,是两类事物或两种情境(本体和喻体)之间扩展的或复杂的比喻。它是把具有两个或多个相似点、义理相通的两个不同的事物并列进行平行比较,使其相互参照,来解释问题,阐明事理。不论是作为修辞格还是生活中的普遍思维模式,类比“反映出人类最为普遍的思维方式”^[2],都有其扩展性和理据性。在现代英语中,类比构词(word-formation by analogy)指仿照原有的同类词创造出其对应或近似词,^[3]是一种实用而又活跃的构词方式。在此笔者拟对类比型术语的构词特征、构词方法和翻译原则作一些探讨。二 类比构词的象似性特征西方学者指出,术语是语言符号^[1]。根据皮尔斯(C.S.Pierce)的符号学理论,语言符号具有高度的象似性。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在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和概念结构,语言是现实世界经由人类认知加工而形成的结果。认知先于语言,决定语言,是语言的基础,语言形式不仅与客观的现实之间,而且在许多方面与人们的经验结构、概念结构、所表意义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现象。功能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结构,如词的结构,既然要受一般认知有关的象似性支配,语言智能就不可能独立于其他认知智能,语言的构词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音系、词素、语义等其他部分。语言学可以从采集到的语料中分析出语法规则、语音规则、以及语词的“组合”和“聚合”现象。新词结构跟人的经验结构之间存在着有理可据的自然联系。类比构词是人们根据已有词汇,通过认知经验形成的新词。类比型术语构词特点有着和普通的类比构词相同的方式,即以某个同类词为模式,在语义上进行联想类比,替换其中某个词素,构造出与之对应或相似的新词来。类比构词由于它遵循人们的习惯思维模式,反映了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征,具有很强的理据性,构词范围广,在学术界以及科技领域应用广泛。类比的构词功能主要表现在其对构成新词的联想意义。词的联想意义是人们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在概念含义的基础上,通过象征、类比等心理手段构建的语义。尤其在现代语言发展中,如科技术语的层出不穷反映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征。在一种语言内部,类比型术语往往有明显的理据性。通过类比方法构造的术语形象生动、义理明确,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在科技、广告、商标等方面较普遍。鲍林格认为,新词语几乎从来不是各语音的任意组合——即使是任意的,也要符合语言的音位学要求才行。^[4]如鲍林格所示,已知有了bolt(雷电)、活蹦乱跳的colt(小马驹)、jolt(猛击)这几个词,这就很自然要赋予volt(伏特)这个词一种相似的意义。鲍林格指出新词语可以由部分的旧有形态材料构成。不管怎样,这些词依然是代表新概念的新组合。类比构词完全验证了鲍林格的这一说法。三 类比型术语的构词方法类比型术语的构词方法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近似类比和反义类比。在英语术语中最为普遍的类比构词方法是近似类比。这种形式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紧紧围绕着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点,运用类比推理,通过认知经验,形成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的新术语。这类术语往往以一个词为核心形成一系列的新词,成为科技文献中准确、精炼、高效传递信息的载体。利用近似类比构成的新词很多,涉及领域也很广。如由于太空技术的发展,从bus-station类比形成了space-station,把space作为一个组合形式的保留元素,根据其他已有词汇类比生成了space-age、space-time、space-suit、space capsule(航天密封舱)^[5]、space-shuttle等。由seafaring(海上航行)构成spacefaring(航天飞行);又如moonscape(月亮景色)是由landscape类比而成;moonport(月球火箭发射站)源于airport;earthquake(地震)类比生成了moonquake(月震),star quake(星震)等等。此外其他行业术语也不少,如由telephone类比生成了cellular phone或cell phone或mobile phone(手机)、pay phone(公用电话)、radiophone(无线电话);travolator(设在机场等处的自动人行道)一词是由escalator(自动扶手电梯)生成;由steam engine类比生成gas engine(燃气发动机)和jet engine(喷气发动机)等。在近似类比构词中,色彩类比也是根据原词的意义对部分进行替换而产生新词。通过利用表示不同颜色的词,类比生成新词语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对语言的需要,如whitegoods类比生成了browngoods等。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产生了Greenpeace(绿色和平组织),人们为了表达购买不危害环境的产品的意愿,便借用类比手法,形成了green consumerism(绿色消费)等。利用替换数字进行类比构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数字类比构成的新词,其数字不变,只改变被修饰语：如：the three P’s(即peace,petroleum,Palestine——由中东局势引发的三大问题)就是仿照the three R’s(即reading,writing,arithmetic——读、写、算三种基本能力)而构成。另一种情况是不改变被修饰语,只变动数字类比构成新词。如：G8(Group of eight,指西方八国集团)系仿照Group of 77(指西方1964年成立的有77个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组织)。反义类比就是利用现有的反义词,依据本体和喻体之间相对立的焦点,从反设比,以反托正。两者对比迥异,反差鲜明,语言所表达的意义通过原词的对照而跃然纸上。在英语术语中不难发现以反义类比构成的新词,如low-tech(低技术的)由high-tech(高技术的)类比反托构成,monoculture(单作物栽培)类比构成multiculture(多作物栽培),input scan(输入扫描)类比构成output scan(输出扫描),hard steel(硬钢)类比构成mild steel(软钢)等。这样相互反衬的词组在计算机网络术语中非常普遍,如input/output technique(输入/输出技术),input/output interface(输入/输出界面),mono/multi frequency(单/多频),mono/multibus(单/多总线)等。四 类比型术语的翻译原则科技术语涉及面广,译者在翻译时应找出规律,提高效率。因此,可根据科技术语翻译以传达信息为目的,加强信息的传递效果的宗旨。我们首先应该遵循术语翻译的基本原则,保证译名的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习惯性、简明性、可读性,使术语标准化、专业化。^[6]其次,笔者认为,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有关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原则,有助于从象似性的角度考虑翻译时英汉语的符号对等。但笔者认为类比型术语翻译最重要的原则是把握术语的参照性和理据性。类比型术语往往有一参照性术语,如果该术语已被读者所接受,新术语则可参照模仿参照性术语的词法和语义结构进行仿译,如earthrise可模仿sunrise(日出)译为“地出”;将clamp pulse模仿drive pulse(驱动脉冲)译为“钳位脉冲”^[7]。由于类比型科技术语是以原有词的词法和语义结构形成,因此表现出语言符号的理据性。正如王德春所指出的那样：在一种语言内部,新的语言单位往往有明显的理据性,人们在给事物命名时会很自然地考虑到理据性,而很少任意用毫无联系的声音来代表事物,语言符号虽与客体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但语言体系的发展应遵循理据性规律。^[8]这样有助于理解和翻译,使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在科学领域中发挥其作用,也使得术语翻译有据可循。严辰松认为,语言理据可以十分明确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理据,另一类是内部理据。^[9]两类中,又可分为若干小类,如：外部理据包括拟声、拟象、临摹理据、省力理据;内部理据包括形态、语音、语义。类比构词翻译的理据性应考虑语言外部理据和内部理据的有机结合。这里的理据性主要表现在对新术语的参照性临摹,因此可根据科技术语内涵、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根据已知常识进行翻译,以使汉译的科技术语更为地道,为汉语读者所接受。如计算机词汇翻译,与cyber构成的术语往往译成“电脑-”或“网络-”。根据其他已有词汇类比生成和相应对译如下：cybercommunity(网络社区)、cybernate(v.使受电脑控制,使电脑化)、cyberspace(电脑空间)、cyberworld(网络世界)、cybernaut(网上随意访问者)等。参照性和理据性在翻译术语时还表现在对术语的合理解释性增词翻译。如：Web browser(万维网浏览器),wall phone(壁挂式电话),key switch(按键开关),infinite adjustment(无级调速),portable transmitter-receiver(便携式收发两用机),以及three-aspect high colour light signal(高柱三示像色灯信号)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科技新词的表面结构与已有术语相同,但其内涵意义无法从原词参照仿译,应以术语的学科性质为参照,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体现汉字、汉语表意性的特点构成汉语术语。这就需要译者进行推演变通翻译,这类术语的翻译对新术语内部理据的分析尤显重要。如：space shuttle一词,译成“太空穿梭机”显然不妥,很容易引起误解。其实,在航天领域中space指的是aerospace(航天),shuttle指往返于太空与地球之间的形状像飞机的交通工具,因此,据此推演译成“航天飞机”。与此相同的还有：space platform(空间站),pic－turephone(可视电话),dataphone(数据电话)。blood type可译为“血型”、blood bank可译成“血库”,但blood heat 却不能参照译成“血热”,而根据医学领域的知识,借用解释可将其译成“人体血液正常温度”。五 结语由于类比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说理清楚,寓意深刻,类比构词使新词表现手法更显缤纷多样,凸显语言感染力,恰如其分地使用类比的结构形式以及构词功能会使术语更加生动易懂。类比通过与已知事物的比较,使人们从对类似相通的事物的联想和推理中得到新的启示,新的领悟。严复等认为“非精学者不能翻译,俟学术大兴,专家奋起,始能议及”^[6]。由此可见,翻译术语的要求之高,译好一条新术语并非易事。译者应详细查阅资料,弄明白其含义,参考有关术语,准确把握它所在专业的含义,根据专业的要求为其定名。     

“语言”“言语”与“话语”三分

“语言” “言语”和“话语”是语言学的三个重要概念，用于日常生活和科学论述，有不同程度的含混，本文从语言比较、语料库、俗用、变体、专用等角度讨论了三分的事实、理据与作用，最后对三个概念作了相应的厘定。     

应该有一个规范化的名词

“非典型肺炎”(简称“肺炎”)是一个特定时期内性质比较特殊的用名。现在看来 ,不是很恰当。但当时是在时间紧迫、情况危急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就诊 ,但必须给出一个名称来。“非典”是一个暂定名。现在应该将它规范。我赞成叫“萨斯病” ,“萨斯”即英文SARS的音译。如同现在叫艾滋病一样。如果只叫“萨斯” ,我认为不好 ,因为从字面上看不出它是一种病 ,或者大家会认为是一种商品。“萨斯病”经过名词委给定下来后 ,可以向社会上公布 ,新的名词定下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旧的名词就会慢慢地被淡忘 ,自然消失。将来等…     

应该有一个规范化的名词

“非典型肺炎”(简称“肺炎”)是一个特定时期内性质比较特殊的用名。现在看来,不是很恰当。但当时是在时间紧迫、情况危急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就诊,但必须给出一个名称来。“非典”是一个暂定名。现在应该将它规范。我赞成叫“萨斯病”,“萨斯”即英文SARS的音译。如同现在叫艾滋病一样。如果只叫“萨斯”,我认为不好,因为从字面上看不出它是一种病,或者大家会认为是一种商品。“萨斯病”经过名词委给定下来后,可以向社会上公布,新的名词定下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名词就会慢慢地被淡忘,自然消失。将来等病原彻底搞清楚了,再给“萨斯病”定一个学名。“萨斯”是英文缩略语的音译,就跟“艾滋病”一样,“艾滋病”只是英文缩略语的音译,而不是学名。(根据录音整理,2003年5月底)     

对SARS制定科学术语的意见

从去年底先在我国广东 ,而后在国内外许多地方发生并流行一种特殊的肺炎 ,可以说是突如其来 ,而且来势汹涌 ,以致我国医学界仓促上阵 ,连其名字都未能深加考究。在紧急情况下将其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国内外对这种“怪病”的研究和认识不断地深化 ,专家们对它的称谓就有了变化和分歧。关于“非典”这一名称 ,几乎所有的专家都不认同了。有人建议叫作“传染性冠状病毒肺炎” ,还有人称其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更多的专家建议定名为“萨斯病”(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英文缩写为SARS) ,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也有的专家认为叫“萨斯病”同叫“非典”一样 ,都不科学。众说纷纭。为及早给这种疾病确定一个科学的名称 ,我编辑部特组织专家进行讨论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科技术语的符号学诠释

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一种约定性符号^[1],术语规范化实质上是一个建立规范的文字符号模型并使其成为全社会定约的过程。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借鉴符号学、语言学、编辑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来研究术语学问题。本文即是从科技术语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这一视角出发,应用符号学的若干基本原理,提出和探讨术语符号的一些基本性质及构成特性问题。一、符号和术语符号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劳动的社会性,人们需要经常交流思想、密切协作,而这种交往与合作,要求人们能够明确无误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指称之物,这就要求有一套能够把世界上各种事物区别开来的符号系统。符号可分为自然符号和人工符号。自然符号是自然现象的一些征候,通过观察这些局部的征候,可以了解到整体的自然现象。例如,古诗云“山雨欲来风满楼”,在阴云天气下,疾风乍起是大雨将至的符号;又如,漫山遍野的迎春花竞相开放是春天到来的符号。这些自然符号传达着自然现象的信息。另一种符号是人工符号,如语言符号、文字符号、礼仪符号、图形符号、美学符号、军事指挥符号以及各种电子符号等等,这些人工符号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和交流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人们用其表达一定思想和行为中所含的特定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讲,人工符号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的特性,其中覆盖面最广、抽象化程度最高、典型意义最突出的是语言符号^[2]和文字符号,因为语言和文字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的性质表现得最明显。例如,对于一种人工驯养、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的哺乳动物,在汉语中叫做“狗”,在英语中叫做dog,在法语中叫做chien,在德语中叫做Hund,在西班牙语中叫做perro,在日语中叫做いぬ,完全是任意的,无从解释。这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又如,人们既不会将长鼻子的“大象”误称为头上长角的“牛”,也不会将“牛”叫做“大象”,则是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特性。语言是一种以声音为物质基础、服务于交际目的的特殊符号。^[3]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人们就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内在精神、交流不同的思想观念。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不仅创造了语言符号,而且创造了文字符号。文字符号可以称作是语言符号的符号,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是在语言产生后经过非常漫长的阶段才发明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记录前者,表现前者。从信息传播角度看,语言符号凭借人们口述耳闻进行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文字符号克服了这一局限,使瞬息即逝的语言符号不必依赖人们口耳相传,而是借助一定的媒体广为传播、经久流传。从符号特性观察,语言符号通过“声”来表达一定概念,而文字符号则用“形”,通过“音”来表达概念。现代符号学理论把这种“音”、“形”称为“能指”,而把“概念”、“意义”称为“所指”。符号则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一个统一体。语言文字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这两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不仅没有“能指”就没有“所指”,而且没有“所指”也就没有“能指”。二者形成一种机制,传达着万事万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例如汉字中的“山”是一个符号,一方面,它以类似于自然现象的“山”形和“shān”音作为其“能指”,另一方面,又以“地面形成的高耸的部分”^[4]这一概念作为其“所指”,这种“形”、“音”同“概念”的结合,才构成“山”这个符号的整体。术语是在一定的专业领域和专业背景条件下的专用语言,作为科技发展和交流的载体,反映着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成果,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术语符号是由文字等符号构建而成,专门用在科技文献当中的一种特殊性质的符号模式。从符号学意义上讲,术语符号是由概念、意义等带有规则性、概括性、抽象性的内容(所指)与表现这种内容的形象、音响等具体形式(能指)组成的一个统一体。每一个术语符号都包括了一定的表示形式(形象、音响)和一定的被表示内容(概念、意义)。例如,“角速度”和“加速度”是物理学中的两个术语,以文字符号形式表现在文献中时,即为两个不同的术语符号。两者使用了不尽相同的文字符号,因此具备了不同的表现形式(能指),而表达了不同的概念(所指)。前者指“描述转动刚体的角位移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后者指“描述动点的速度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它是一个矢量”。“角速度”和“加速度”各有明确的“能指”和“所指”,彼此之间不可混淆。这里,术语符号由文字符号构成,具有文字符号的一般特点和作用。除本文重点探讨的以文字符号构成的符号模式之外,术语符号还应当包括数理符号、字母符号、图形符号、表格符号等,这些符号模式共同构成了术语符号体系。二、术语符号的基本功能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文字符号,继而也创造了术语符号,借以交流和传播科技知识。术语符号的产生又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术语符号是伴随着科技发展和进步产生的,因此,它的基本功能应当满足科学技术传播对符号提出的特定要求。在现代社会里,科技论著在整个精神文化产品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为准确而快捷地传播、交流和积累科学知识,科技论著要求其使用的术语符号在结构方法上注重科学性和精确性;作为科学知识的存在方式,术语符号反映着科学认识活动所追求的客观性、逻辑性、实证性和规范性。因此,术语符号应当涵义固定,概念准确,一词一义,简明扼要。为满足科学技术传播交流的要求,术语符号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功能：1.指代概念的功能术语符号的首要功能是指代科技领域内具体事物、关系及其与之有关的概念。术语符号是科技概念的载体,是科技概念的一种表达方法,因而其最主要的功能是指代科学技术概念。从“指代”的含义看,一是指称,二是替代。符号之所以能够发挥指代的作用,是由其具有简洁、明确、包容信息量大等特点决定的。汉字符号中可发挥指代作用的词汇形态丰富、数量庞大、涵义细致,无论科技概念多么抽象和深奥,都能在汉语文字宝库中找到贴切的术语符号予以指代。^[5][6]汉字字符极具表现力,同时又有非常强的构词能力,能够极为简练地表述具体甚至极复杂的概念、事物、现象等,非常易于发挥术语符号的指代功能。例如,对于大气科学中“雪晶在下降过程中不断升华、消失而在云底形成的白色丝状悬垂物”^[7]这种自然现象,采用术语“雪幡”来指称,既简明,又形象。又如,从国外引进的“激光”技术,其原文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表示了“物质中大量处于某一较稳定激发态的原子,因受外来光子扰动产生跃迁而使光能扩大所辐射出的一种方向性、单色性极好的光”这样一个复杂的物理学概念,过去曾有过“受激辐射式光频放大”、“受激发射光”、“光量子放大”等多种表达方法,最后选用了“激光”这一术语符号,虽然只有两个字符,却包含了“受激发射”和“光”两个关键性科学信息,体现了此术语符号中包容的科学概念。2.表示意义的功能术语符号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能够表示出所指称概念中的意义。意义是符号的内核,术语符号在指代概念时应注重同时表示出其所含意义。汉字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文字符号,它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是一种兼具表意和表音功能的音义文字。即使是其中的形声字,也有很多具有表意成分。汉字术语符号多数是由两个以上汉字构成的,因此更具有表示意义的优势,在制定术语符号时,应当充分发挥汉字符号表意性的长处。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不断涌现新事物,即使是最新的高科技成果,如virtual reality(拟实)、computer(计算机)、space shuttle(航天飞机)等,也可以不加说明地用术语符号明确其所指称概念的意义,因为“拟实”、“计算机”、“航天飞机”等已基本说明术语符号内涵了。此外,即使是音译来的舶来语,也可以通过巧妙用字而不令人费解,如gene(基因)、logic(逻辑)、servo(伺服)等术语。汉字有很强的表意性,这是确定术语符号的优势,但术语符号是表达科学概念的,在选用汉字符号时,首先要弄清指代概念的科学内涵,否则将会起到相反的作用,造成一些误解。特别是对于从国外引入的概念,更要注意其原文的科学涵义。如从国外引入coal measures一词,曾被译为“测煤量”(因measure有“测量”义);geopetal一词曾被译为“地质花边构造”(因petal有“花瓣”之义),均与原文所指代概念相去甚远,现分别正名为“含煤层系”和“示底构造”,科学地表达了符号所表示的意义。上述两例说明,确定术语符号时如果不研究其科学内涵,就会失去其表示意义的功能价值,传达不了正确的信息。3.传播和交流的功能在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在不断交流、传播中进行的,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仅靠少数先知先哲的个人天赋是难以发展完善的。正如16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所揭示出的“我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是站在前代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那样,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在科技发展中发挥着代代相因、承前启后的作用。从文化创造和传播的角度上讲,科学技术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知识的结晶,科学技术在人类思维中形成的一些特殊概念,必须依靠一定的符号形式才能把它表现出来。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就是用语言、文字、图像、造型等把外部世界和自身对此世界的认识实现符号化的过程,即人类把头脑中所映现出来的思想意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知识材料,按照特定的符号规范,组合构筑文化工程的过程。^[8]从客观意义上讲,术语符号是科技概念的载体,离开术语符号,科技概念将无所依存、无可表达,更无法交流和传播。例如,天文学是一门开拓性的学科,它向我们揭示宇宙空间中各种各样的天体世界。随着观测技术的提高,不断地有更遥远、更暗弱的天体被发现,像已发现的周期彗星就有几百颗,已发现的小行星已达两千多颗,而每年都还有新的发现。“如果没有统一的规范的关于各类天体的命名,我们在浩瀚的宇宙中,可能还只看到无序的混乱,很难找到科学的规律。”^[9]因而无法进行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又例如,当前国际上不断产生大量的表达新概念、新技术、新事物的术语,在外文中以术语符号multi-media(多媒体)、information high way(信息高速公路)、computer network(计算机网络)、Web(万维网)、extranet(外联网)、clone(克隆)、hiker(黑客)等等来表达,如不及时为这些以英文表达的科技概念确定相对应的汉字术语符号,就会影响到科学技术在我国的广泛交流和传播,如某报载“在最近举行的SCO’96论坛上,SCO宣布在其Internet系列产品中添加了新成员,其中包括Netscape公司的Fast Strack,Server,Oracle Web Server,Oracle Power Browser和来自于Morning Star公司的独立式PPP、SCO具有Internet功能的Term Vision以及最近发表的SCONC/OS产 品”。^[10]这段发表于某大报的文字,不仅使一般读者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即使专业人员想读懂也得费些苦心。这从反面证明了如果科技文章中找不到合适的术语符号来表达思想和概念,将会极大阻碍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4.编码建模功能符号的编码建模功能是符号系统最精密的机制。符号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指代对象、表示意义和传播交流的功能,是因为符号可以根据自身系统的法则编制出各种不同的代码。^[11]术语符号作为一个符号单元,也具有编码建模功能。所谓代码,就是一套法则系统,它决定着构建解译符号的方法。代码的意义完全是人为规定的,具有一切符号所具有的任意性。如果知道其中规定的原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译代码(也称为解码)而获得信息。如果能编制或掌握一种代码,就可以使符号依照代码规则建立一种符号模式,传达和交流信息。各种文字符号模式、数理符号模式、字母符号模式、图形符号模式等,都可通过编制不同的代码,构建成科技符号模式,来传达和交流科技信息。例如,由汉字符号模式、数理符号模式等表示的术语符号,可以通过一定的语法结构、修辞法则作为代码,构建成科技论文的文体模式,研究科学原理,探讨技术应用等。比如下一段论述：“齐次线性方程组(1)如果它的系数矩阵的秩r=n,那么它只有零解,没有基础解系。如果r<n,它有无穷多组基础解系,每组基础解系包含n-r个解向量。(1)的任意n-r个线性无关的解向量都形成它的基础解系。”^[12]其间用到很多汉字术语符号“齐次”、“线性”、“矩阵”、“秩”和数理符号模式“r=n”、“r<n”、“n-r”等,加以“如果”、“那末”等语法修辞,并按照汉语语法结构组成一段文字,即可说明线性代数中的一个定理。术语符号编码建模功能与一般符号相比,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中,汉字符号模式又是其他各种符号模式的基础,运用汉字符号模式可以发挥解释、推理等作用。例如为了表达热力学系统的一个状态函数,可以用字符“熵”来指代,也可以用公式△Q/T来表达。这里“△Q/T”即是按照数学中约定的代码构建的数理符号模式。又如,为了表达“物体离开平衡点的位移x随时间作余弦(或正弦)规律变化的运动”这样一个物理学概念,可用“简谐振动”来表示此概念的意义,又可用“运动方程式”来表示,即x=Acos(ωt+φ₀)。从这里看出,可用不同的符号模式通过不同的编码达到表示相同科学概念的目的。再如,H₂SO₄是化学物质“硫酸”的分子式,表示“一个硫酸分子由2个氢原子,一个硫原子和4个氧原子构成”这样一个概念。而H₂SO₄+Fe→FeSO₄+H₂↑是化学反应式,表示了“稀硫酸和铁反应,生成硫酸亚铁和氢气”这样一个不可逆的化学反应过程。以上实例说明不同符号模式以不同的代码构成,以不同方式起到对科技概念的表述、演绎和推理的作用。此外,表格符号模式、图形符号模式也都可以依照一定的编码共同参与构建科技符号模式的活动,这里不一一赘述。三、术语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一般情况下,文字符号能指和符号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必然的联系,而是任意的联系。文字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因此文字符号也具有任意性。但文字符号也有其理据性,尤其汉字是一种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文字,很多字的形成具有理据性,如“鼎”字,就很形象地模拟了古代一种器物,是为其产生的理据性表现。术语符号也有任意性和理据性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术语符号的形成是任意的,反映出文字符号的一般特点。例如地史学中地质时期分类术语“代”、“纪”、“世”,动物学中物种分类术语“界”、“门”、“纲”、“目”、“科”、“属”、“种”等,表现了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是在科学研究中约定性的术语,具有符号的任意性特点。另一方面,部分术语符号为突出汉字表意性,则表现出理据性。例如根据化学命名原则,元素中属于金属元素的一类术语均带有金字旁,如金、银、铜、铁、锡等;属于非金属元素的一类术语均带有石字旁,如硼、碳、硅、磷、硫等;而以气体形态存在的元素则有气字头,如氦、氖、氩、氪、氙等。说明了一些汉字术语符号非常注重其表意性。术语符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中大部分由两个以上字符构成。据有关资料统计表明,^[13]汉字术语符号中由单个字符构成的术语符号比例很小,多数是由2～5个字符组成。单个字符构成的术语仅占全部统计内容的0.5%左右,由2～5个字符组成的约占85%。这说明,绝大多数术语符号由2个以上字符组成。由此可见,术语符号在组成时可以遵循一些命名原则和方法,被赋予更多的理据性,而排除一定的任意性。例如依据“种差+属”原则构成的一些术语符号“内燃机”、“安全阀”、“可见光”、“行星”、“恒星”等,都表明了符号所指的类属和区别于同类的各自特点,而体现了术语符号的理据性。综上所述,为了准确表达科技概念、传播科技知识,术语符号的确立遵循着一定的命名原则,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单义性等特征。因而与单个文字符号相比,应该更具有理据性,这也是术语符号区别于一般符号的重要特点。四、术语符号的稳定性和变动性人工符号有明显的人为约定性特征,术语符号也是如此。在术语符号的构成和发展过程中,很多术语有着自身的历史背景,有其发生的渊源和演变过程,一旦已形成社会定约,就不能随意变动,否则会引起新的歧义。术语符号既然约定俗成,就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稳定性。例如,有些术语从科学性上来说不够名符其义,但使用已久,应用范围很广,人们已经习惯,则宜继续沿用,而不轻易改动。如对于“熊猫”这种动物来说,按照动物分类学应当属于熊科而非猫科,故应称“猫熊”。但考虑到符号的约定性和稳定性,改称后不易为人们接受,如果“猫熊”出现在文章中,会使人误解为其他某种动物,所以在定名时仍称“熊猫”。又如生物化学中的translation一词,原定名为“翻译”不够准确,因其指的是基因表达,而不是遗传密码的转译或转录,但在本专业已成定约,故继续沿用。又如ribosome定名为“核糖体”,而实际上该颗粒并不是由核糖组成;molecular orbital定为“分子轨道”也不准确,应为“轨函数”。由于这些术语符号的使用年代较长,应用范围较大,在学科发展的一段时期,应当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在制定术语标准时,均予以保留沿用。术语符号有稳定性要求,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能因此而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稳定性并不是术语符号的全部本质属性。人们在使用术语时,由于主观因素的介入和客观情况的变化,符号所表达的意义也常常发生变异,术语符号也需要进行修订。习惯性、约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应当服从科学性。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但当术语符号已不适应社会需求时,就要尽量并不断向科学性靠拢。如diffraction一词过去一直译为“绕射”,最后按惠更斯原理确定为“衍射”,服从了科学性,现已被广泛接受。又如myocardial infarction,大家熟知为“心肌梗塞”,实际上血管可以阻塞,而肌肉只能坏死,是不能阻塞的。后根据吴阶平教授的提议,确定为“心肌梗死”,符合其科学内涵。又如天文学中的Greenwich过去一直称为“格林威治”,实际上该词中w不发音,过去译错了。天文学界一致认为应予更正,改名为“格林尼治”,现已得到推广使用。因此,应当辩证地看待术语符号稳定性和变动性的关系。既要有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又要允许突破已陈旧了的规范,使矛盾双方统一而形成新的规范,发挥其促进科技交流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五、结语术语符号是在一定的专业领域和专业背景条件下的专用符号,它是符号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中包括文字符号、数理符号、字母符号、图形符号、表格符号等。术语符号在科学技术领域内发挥着表述、推理、演绎科学概念,传播、交流科技信息的重要作用。在上述各类术语符号中,文字类的术语符号是其他符号的基础,运用文字符号可以起到解释、推理、转换其他符号的作用。由于文字类术语符号数量繁多,形态复杂,使用范围广,应用频度大,因而它的规范化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根据一定代码规则构成的术语符号模式,相对于一篇科技论著、一部科技文献而言,它仅仅是构建这些文体模式的一个符号单位。因此术语符号与普通文字符号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它既有普通文字符号的一般功能和特征,又有术语符号模式的特殊规定性。作为一个符号单元,术语符号具有普通文字符号的一些基本功能,术语符号具有的基本功能是指代概念的功能、表示意义的功能、传播和交流的功能和特定的编码建模功能。术语符号也具有普通文字符号的一些基本特性,比如任意性、稳定性和规范性等。作为一种符号模式,术语符号又具有自身特殊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其一,由于术语符号是在人类社会的科学和文化水平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步产生的,因而,人们在其构建伊始,就更加注重其表意功能;其二,由于汉字术语符号中多数由2个以上字符构成,在建立术语符号模式过程中,人为排除了绝大部分的任意性,因此术语符号具有更强的理据性;其三,术语符号是表达科学概念的,而科学技术本身及其概念始终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之中的,因而术语符号与一般符号相比具有更强一些的变动性。术语符号既要有规范,又要允许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突破,以形成新的规范,两者矛盾的运动和统一,推动了术语规范化工作的发展。综上所述,术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字符号,具有语言文字符号的一些主要特性和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符号学等基本原理对其进行探讨,以期掌握术语规范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     

有关沙、萨之争

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 ,SARS)的英文缩略语SARS ,我是主张径用字母词 (SARS) ,即不翻译 ,让它直接进入华文。别说学过英文 ,只要学过汉语拼音 ,看到SARS ,小学生都能拼得又快又准。目前 ,媒体径用SARS的现象日益普遍 ,易写易拼是原因之一。不过 ,有的人不喜欢字母词 ,不喜欢在华文中掺杂英文 ,所以还是要翻译。在中国大陆 ,有人建议用“萨斯”取代“非典” ,但是用“萨斯”者少之又少 ,“非典”独领风骚。台湾媒体用SARS的频率大大高于非典型肺炎。香港用得很乱 ,SARS、非典、沙斯、沙示…     

关于科学术语的一些想法——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的自然科学名词及术语学座谈会（1984年9月20日，北京）上的发言

(一)现在未来学很发达,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汉语词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因为这一规律可以大大减少汉语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的数量,从而避免交际中单音节词造成的误解。在电传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中避免误解,适当增加必要的羡余性(redundancy,或译作“多余度”、“多余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词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音节构成,所以象“铊”“铒”“钐”“钷”“铕”这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元素名称是同语言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除开已经通用的氢、氧、钙、钾、锰等词外,建议以后不要生造上面那种汉字。从文字发展规律来看,汉字早晚是要被拼音化文字取代的,在目前这一从汉字到拼音化的过度时期,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加汉字的数量。因此从文字发展的规律着眼,也不应生造上述这类汉字。汉语拼音化以后单音节的同音现象所造成的歧义会更加严重(因为在书面上汉字的形体可以帮助视觉区别同音词),所以尤需尽量避免生造单音节的汉字。(二)语言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汉语的单音节词越来越少,双音节、三音节词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一些三音节以上的词,如“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等。这从音节增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繁化的过程,但是另方面,语言中简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发展。语音就是在繁化和简化这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所以制定科学术语必须考虑到这一辩证规律。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生造单音节词和生造表达这些词的新的汉字,就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全盘西化,即将外来术语音译后照搬过来。需知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照原样音译过来,必然增加汉语中的很多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词,这不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人的记忆上的负担,而且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德律风”“德谟克拉西”“狄克推多”分别被“电话”“民主”“独裁者”取代,是完全符合简化这一规律的。在外语中同样存在简化的规律,如英语用TV这个双音节的缩略语代替了television这一四音节词,俄语也借用了TV取代原来的四音节词Телевизор¹。日语也借用了这个词,简略为三音节词：テレビ。俄语的з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ъная мащина(电子计算机)有十三个音节,十分啰嗦,也正在被借自英语的简洁的Komnbютep(三音节)所取代。此外,由于汉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下同)是元音型语言,即元音在全部音素中占的比例很大,元音与辅音的比例超过欧洲许多语言²⁾;加之汉语中很少出现欧洲语言中常见的辅音连缀的现象,汉语中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占的比重很大³⁾,因此外语词音译成汉语以后,音节数目往往会增加许多。例如上引英语的democracy,dictator音译成汉语后都多出了一个音节,因此术语采用全盘音译的原则,只会增加汉语的繁化程度,是不利于交际的。外语为了减少术语的音节数目,达到语言简化的目的,除了采用上述缩略词的手段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例如“蝶泳”在英语中本来叫做butterfly stroke(蝴蝶式的游法),有四个音节,很罗嗦,现在简作butterfly,即将“蝴蝶”一词引申为“蝶泳”,减少了一个音节。如果汉语将这个游泳术语音译,就成了“白脱弗莱”,比英语多了一个音节,所以远不如义译为“蝶泳”,简洁明了,易懂易记。从这个义译中可以看出：汉语术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些联绵词中的单个音素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术语中却可以获得整个联绵词的意义,如“蝶骨”(形状象蝴蝶的头骨),“蝶形花”(形状象蝴蝶的花)中的“蝶”获得“蝴蝶”的意义,尽管在日常语言中只能说“蝴蝶”,不能单说“蝶”。这也是语言简化和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蝶泳”比“蝴蝶泳”或“蝴蝶式的游泳”要简洁得多,适合于成为一个表达科学概念的词。语言中的这一简化和繁化的辩证规律是制订新的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这里顺便要说一下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是模糊的(fuzzy),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非术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⁴⁾。如“木星”“火星”“播种”“及格”“休克”“幅度”本来分别是天文学、农业、教育、医学、物理学中的术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般人已不感到它们是术语。上面举的“蝶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创制科学术语必须符合构词的规律,因为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术语和非术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上面讲到的汉语词的双音节趋势就是一条术语和非术语都应遵循的规律。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例如随着北京许多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塔楼”,指象高塔一样的大楼,它比“高层建筑”少了两个音节,而且不象“高层建筑”那样书面语言的味道十足,很可能会进入全民语言。“彩电”⁵⁾“电脑”也正在分别取代“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这是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这一规律在术语(也是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中的生动表现。术语和非术语除了有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术语通常都是单义的,很少模糊性(fuzziness),而日常生活用语则往往有许多意义(如“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了十四个义项,“作”列了六个义项),常常具有“模糊性”。因此在制定科学术语,进行术语的规范时必需考虑到术语的单义性和非模糊性这一特点。(三)语言中还有一对矛盾,即“非理据性(unmotiveness)”和“理据性(motiveness)”的矛盾,也就是说语言中有些词的命名是无法从其构成要素(词素)中了解其意义的,这种词叫做无理据的词(unmotivated words)。如英语的skate(冰鞋)从共时角度是无法解释它命名的原因的。另一类词叫有理据的词(motivated words),即这些词的构成可以从其构成要素中找到构词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厄尔曼(S.Ullmann)将这类词叫做透明词(transparent words),也就是说它的组成部分象透明的东西那样显而易见。如德语的Schlittschuh(冰鞋)就同英语的Skate不同,其意义完全可以从其词素：Schlittern(滑冰)的词根和Schuh(鞋)推出。汉语的“冰鞋”也是这样。俄语的коньки(冰鞋)从Конь(马)的指小形式得名,比喻穿起冰鞋象马一样跑得很快,也是有理据的词。理据的学说最早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过：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理据性的;但是也不可能想象有一种语言,其中一切都是有理据性的”⁶⁾,尽管有理据性也还是约定的,不是词义的全部根据。不同语言的理据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英、法语的理据程度远不如德、俄、汉语高。例如汉语的“手套”和德语的Handschuh(“手套”由Hand〔手〕和Schuh〔鞋〕构成⁷⁾),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glove,法语的gant(意义都是“手套”)从共时角度(即不分析其词源)着眼,却是无理据的词,植物学上的术语“细香葱”在德语中是Schnittlauch,由Schnitt(切、割)和Lauch(葱)组成;在俄语中是лук－по－рей,由лук(葱)和порей(韭菜)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Chive,法语的Cive(细香葱)却是无理据的词。在欧洲语言中德语词素以高度的理据性著称,外来语较少,多半用本民族语的词素构成新词(包括科学术语),因此我国旧社会大学学工科的必修德语。其原因除当时德国科技发达,文献较多这一主要因素外,德语词的高度理据性恐怕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学中的理据性这一理论对制定科学术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术语有理据性,因为这样的词易学易记。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如果有几个名称需要从中进行挑选时,除了那些早已用开,约定俗成的情况外,原则上应尽量挑选有理据的词。从这个角度分析,汉语的“氧”就不如日语的“酸素”(さんそ)好,因为“氧气”最初写作“养气”是有理据的,但是写作“氧”以后,就失去了理据性;而“酸素”的“酸”是英语Oxygen(氧气)的词源词素Oxy－(源于希腊语,原义是“酸”,gen－也源于希腊语,原义是“产生”)的义译,“素”则是德语stoff(要素,物质)的义译,因此是有理据的,而且符合双音节词的规律。汉语命名为“氧”很可能是考虑到系统性的原则(这也是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因为氢、氮、氟等元素名称都是单音节词,而且都是从“气”省形。但是日语的“酸素”也合乎日语的系统性原则,因为日语的“氢”叫“水素”(すぃそ),是德语Wasserstoff(“氢”,由Wasser〔水〕加stoff〔要素、物质〕构成)的义译词,德语词又是英语词hy－drogen(氢)的部分义译词。因为hydrogen是由希腊词根δρо－(水)和réν(产生)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词oxygen(氧)和hydrogen虽然较长(有三个音节),但也是符合系统性原则的,尽管在共时它们是无理据的,只有懂希腊语的人,才能明了这两个词构词的理据。日语的“水素”虽然符合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的原则,但又不大符合简洁性原则。例如日语将“氢弹”叫“水素爆弹”,就远不如汉语的“氢弹”简洁。可见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这些原则有时相互间会发生冲突,这是在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四)术语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我国社会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社会科学中术语混乱,影响交际的现象也很严重。如上面谈到的词的组成要素,语言学中就有词素、语素、词位、语位等许多术语表达这同一概念。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牵头来从事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就拿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的一句口号“各按所能,按需分配”(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来说吧,各国都是将nach译作“按”,如俄语译作no,英语译作according to,法语译作selon,日语译作応(ぉぅ)じて,都译得很准确,唯独汉语误译作“尽”,以致引起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仅仅根据“尽”字对这句口号进行了不少批评,有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和斯大林⁸⁾。这说明社会科学方面一个译法的错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其后果之不良,远胜过自然科学。政治口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从广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纳入术语。如现在实行的“开放政策”就既是政治纲领,又是社会科学术语;所以我们引用这个例子,说明社会科学术语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最后我们想对会议召集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提点意见。“名词”在汉语中有两个涵义：一是与“动词”“形容词”等相对而言,一是指“术语”。由于术语不仅包括前一个意义上的名词,还包括动词(如“氧化”“催化”“元唇化”“电镀”等等),形容词、副词等,所以最好将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委员会”,免得产生误会,以为不管动词、形容词等的审定。本文注释：1)目前读法还不规范,有读Tи Bи的,有读Τэвэ的。写法也不规范,除上面两种按照读音的写法外,还有写作TB的。2)汉语元音和辅音的比例是19∶21,而俄语是6∶35;西班牙语是5∶20;德语是17∶23。3)汉语中只有(n)(り)两个辅音能构成闭音节,欧洲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辅音都能构成闭音节。4)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刊《外国语》1979年第4期。5)还出现了“彩电村”这样的新词组,指家家都有彩电的村庄,见《光明日报》1984年9月14日孙扶民的报导,王庄“简直是彩电村”了。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编第6章§3,巴黎,1949。7)把“手套”叫做“手鞋”,似乎有乖常理。其实语言的名称(包括有理据的词)都是约定俗成的。我国古代就曾把“袜子”叫做“足衣”。日语将“地板”叫做ゅか汉字写作“床”：日语将“屋顶”叫做ゃね,汉字却是写作“屋根”。日语中的“天井”(てんじょぅ)指的是“天花板”“顶棚”。8)详拙文“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刊《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2期转载;“斯大林同志并没有错！”刊《经济问题》1983年第12期。     

论术语

一、术语学的理论问题术语是词汇中用于科技交流的特殊部分。术语可以从事实的方面、哲学的方面和语言学的方面进行分析。事实的方面涉及概念和术语的关系,或概念同其他概念的关系。在术语学理论中,这是最重要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须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凡认识一个对象,必须认识它的一些本质方面,概念就是这些本质方面的概括反映。关于概念的问题是奥地利术语学家Felber教授研究术语的哲学基础。概念的实质必须从概念论、认识论、语言学三方面来考虑。概念之间有逻辑的、本体论的关系。逻辑关系有邻接、上下位、重叠、交叉等。其中后两种即来自类比,并表现在以比喻为基础的类比命名中的关系。以换喻或提喻的方式命名的单位、它所表示的邻接关系和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属于本体论范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概念是认知的产物。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术语是词汇中一个专门的部分。概念是术语的意义,更确切地说,不是意义,而是术语的内容部分(内涵)。从语言学来看术语问题,有语义学,命义学(onomasiology),符号学三种观点。从语义学的观点看,术语是标准文学语言中具有科技功能的词汇——语义单位,它通过定义、约定或审定而有确切的意义(Jedliěka,1948,Hausenblas,1962)。这种界定是布拉格学派的特点,布拉格学派注意语言的功能或风格,考虑语篇(text)的结构。布拉格学派术语理论的开端跟Bohuslav Havránek的名字分不开。他区分狭义的术语,即一般用于一门学科或生产中的单义词(如“透平”,“马达”,“主语”),和具有可转移性的词或命名单位,它们在一个领域里用于一个意义,在另一领域或日常语言中用于另一意义(如“牙”,“根”,“流”)。他提出术语化或交叉术语化过程,来指词从日常用语转入术语,或从一门学科的领域转入另一领域。目前,这两个过程是词汇动态的最明显的表现。Havránek还注意稳定性的原则和术语的稳定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他强调,标准化的基本原则表现为坚持术语的结构性和目的性的原则。同时他还高度评价派生性的原则,即给术语的基本形式加上功能负荷的可能性,为此,他主张用离口头语言较远的词甚至从外语借入语言材料作术语。这已是国际性原则的萌芽。但考虑到捷克的民族传统,他也考虑用本族语言的成分仿造外来术语的构词格式,作为国际化的一种办法。Havránek区分术语本身和可转移词语的观点被K.Hausenblas所发展。他明确区分词汇成分的术语化程度：一方面,某一领域内的专用术语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术语(如“类型”,“规格”,“原理”,“价值”);另一方面,术语化的词也不同于术语化程度不高的词。例如,“系统”、“集合”是典型的术语,而平行的“复合体”、“汇集”的术语性就比较弱。他又区分通行词语,集团词语(某些集团就他们的活动所用),和行话词语。必须指出,职业行话词语很快转化为中性的语言材料。布拉格术语理论把术语看成民族语言词汇的一部分,从它在整个词汇中的功能来考察(A.Jedliěka),也从它在语篇中的功能来考察(K.Hausenblas)。从篇章中的使用考察,须区分通行词语,集团词语,行话词语,以及明显的术语和不明显的术语。明显的术语适用于严格的科技语句,不明显的术语适用于科技性不强的语句。同样,只有从语篇的角度才能合理地区分出术语的各种功能：认定,区别,阐释,定位。其中认定和区别功能只在概念和术语的体系内实现,跟语篇无关,而阐释和定位功能比较明显地用于语篇。命义学把术语作为命名活动的结果来研究。它把术语看成概念的命名单位,而概念则由定义和它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而定。命义学考虑的,主要是这个术语同其他概念和术语的关系,而不是用来给概念命名的这个术语跟它作为词的其他意义的关系。以“根”这个词为例,语义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根”这个词的一般意义,并把具体术语(植物学中的根,语言学中的根,数学中的根)看成“根”这个词的各种意义。命义学则研究用什么形式(现成的或新造的)来给概念命名,而不研究与一般意义的关系。命义学只指出理据这里是跟“根”这个词的一般意义的相似关系。概念和术语的关系,或者理据的问题,也在符号学的研究中碰到。符号学把术语看成语言符号,它表示语句中的一个概念,因此可用来代替概念。这种研究把非派生词,词组,或一个词的某个意义都看成一个语言符号。在现有的术语理论著作中,上述三个角度的语言研究常出现为初步的形式,或者只强调某个方面。E.Wüster强调上述概念的所有问题,注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逻辑的和本体论的关系。在术语的意义方面,他从概念的角度指出了无歧义与多义的对立,从命名单位(或词)的角度指出了单义性与多义性的对立,从命名单位的形式的角度指出了独词单位与多词单位的对立。N.S.Lotte(1971)的理论已露出符号学研究的端倪。他把术语定义为词或词组,其语言符号跟某门科技领域的概念体系中的某个概念相连。他的提法是词的语言符号跟概念相连,可见他理解的符号是单面性,认为符号只是词或词组的形式。因此,这个关系也可以说成词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但这样的词(语音或书写形式)本身不能代表任何概念,它始终必须跟一定的意义结合。源于这种看法,Lotte还区分词的本身意义(基本上等同于词典上处理该词的意义),和表达被命名概念的不重要属性的术语的误导意义。G.Rondeau(1981)的考虑也基于符号学的方法。他区分概念和名称,另外还提出语言符号。区分语言符号和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把语言符号跟命名单位分开,则没有根据,因为语言符号说是由命名单位来表现的,两者不能分开存在。G.Rondeau的可取之处在不单独考察概念——术语关系,而总是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考虑。于是他提出了术语链的说法,把它说成生产者——产品——使用者的关系。生产者是创造术语、起用术语的人。产品是指术语(也指整个语篇)。使用语篇的人可为直接的专家,或间接的译者,评述者,外语教师。这样,术语间、几种语言里指同一概念的命名单位间的关系,以及有关教授术语的问题,得到了处理。可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指出语言符号的结构特点。或它跟心理领域的关系,和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成分的复杂性,也很重要。首先,为了研究概念和术语的关系,把概念理解为静态要素(并探究它的内涵和外延),不如看出其中的动态,例如表示为关于某个对象的一套逻辑谓词,会更富有成效。因为并非所有的符号或并非所有的谓词都能在给定的语言符号内、在给定的术语内得到表示,它们的选择首先要看把它们跟别的术语区分开的用意是什么;有时选择决定于仿译,有时受这种语言的可能性所制约。把术语作为语言符号来看它的结构,必须把心理领域(即整个概念层)排除出结构。只有反映在术语中的那些语义特征才形成术语的组成部分,它实际上等同于语言符号的所指部分。这部分的内容由关系形成,而形式则由选出的语义特征表示。在术语的形式层面,在语言符号的能指部分内,情况比较复杂。这个层面的内容既包括命义基础与命义特征间的关系,也包括能指要素和所指要素间的关系,而两种关系都是由语素表示的。为了区分起见,或许可以说,在命义(onomasiological)层面,关系由语素表示,而在命形(onomatological)层面,由构词要素,如词根和构词成分表示(Horeck。1974)。综合以上的简单说明,术语的结构可以既从层面也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两个角度来考虑,表列如下：当然,在语言符号内部,从而亦即在术语内部,不包含概念层面和语音层面的要素。所指部分包括语义特征,所指语素包括构词形式和音位序列。显然,命义层面及其要素属于能指部分。这也就强调了语言符号跟术语的合一。二、命名的方法在命名理论中,可区分两种基本的命名类型：直接的和间接的。如果命名过程按下列的命义链进行：J→△→○→□,这就是直接命名。(这里也包括无理据词。无理据其实是理据的极端情况,词的理据常能在历史上或词源上得到说明。)但如果链的末端使用业已存在的形式,则是间接命名,或者更好地叫做类比命名。按命义链进行的初始命名,在概念的层面选出逻辑系列(logical spectre)的适当的项,在内容层面给它们附上适当的语义特征(连同形式)。这种过程有时叫das Worten或die Verwortung(造词)。实际上,关键在于表达为何选出这一命名单位的理据。这类表达要素叫理据特征。理据特征一方面基于被命名对象的特点(如颜色,大小,形状),另一方面基于跟其他对象的关系(位置,使用目的,活动方式)。前者叫内在特征,后者叫关系特征。理据特征的这一划分也表现在相应的理据式的形式上。按内部特征形成的名称,其理据式一般表达被名物的特点;而按关系特征形成的名称,其理据式总是指出与被名概念有关的概念或事物。内在特征有两种类型的理据式：第一种类型可叫形容式,命名单位中出现的形容词或副词说明命名的用意。“辛白铜”的理据式为“白色的铜”,“结尾句”为“具有结尾功效的句子”,“全冻”的理据式出现副词“全”,为“水或土全部冻住”。以上都是循环的定义,从逻辑上看站不住,但从语言学或命形学的角度看,定义是充分的。形容型把被名事物的典型特征挑出来,归于名称。通常是名称中出现性质形容词,如“黑铜”、“硬煤”、“相对湿度”、“正值”。第二种类型可叫动词式,这种类型用来自动词或动作名词的形容词表示理据特征,加：“开水”、“巡视员”、“采掘工”、“滴灌”、“录像”、“滑坡”、“死水”。此外还可以加上用比喻义间接使用内部特征的类型,如“贫矿”、“富矿”、“短路”。关系理据是把典型的关系特征赋予事物。斯洛伐克语对一致关系的命名单位用关系形容词,对非一致关系的命名单位用各种格。表示关系的理据或指出与对象的关系,或表示目的,活动,存在方式,与地点、人物的关系。指出与对象的关系的理据式如“表示与对象×的关系(“子细胞”),“以×为典型成分”(“轮椅”)。表示目的的理据式见于“疏浚船”、“电缆厂”、切管机”。表示活动的理据式如“在活动×时发生”(“饱和”、“沉殿”、“三点着落”),“在事情×中出现”(“协作行动”),“由材料×做成”(“钢簧”)。表示与处所的关系的理据式,如“设计在×内安装或使用”(“木螺丝”),“在×处出现或发明”(“加拿大式钻井”)。跟人的关系,如“以某人命名”(“牛顿定律”,“文杜里管”)。类比命名分三种基本类型：基于相似的比喻,基于相近的换喻,基于扩大或缩小意义的比例类比。类比命名不同于平行命名,后者是构成形式等同的命名单位,但理据不同。斯洛伐克语的vo1ic有“选择器”、“选举人”两个意义,两者是根据动词volit′(选择,选举)的不同意义分别平行产生的。这里是两个命义链：△－○－□ voli 1, vo1i 2,结果造成同音词。类比命名,从命义学的角度看,有两种类型：1.一个形式跟不同的内容相连;2.一个概念及其内容跟两个形式相连,这两个形式有包含关系而并列地(即类比地)存在着。类比命名的最简单的情况是换喻,即一个形式跟几个邻接的概念和内容相连,如“核桃”：比较复杂的,是几条命义链(确切说是它们的概念一内容部分)渐渐地合在一起。如斯洛伐克语的horica：换喻的极端情况是专名的通名化,如度量衡单位(“瓦特”)或仪器名(“伏打表”)：人们常把联觉列为换喻,各命名单位间既有概念又有内容的邻接关系,但全部邻接的命名单位都包含在一个总的概念与内容之中。如斯洛伐克语形容词ostr：提喻常被看作换喻的特殊情况,在概念和内容的领域内有不同的关系。有提喻关系的命名单位的内容是邻接关系,但概念部分则是包含关系,例如斯洛伐克语的strecha：基于比喻关系的类比命名,必有概念和内容部分的合并,而且至少有两种极端情况。一是在概念和内容部分的合并结果中只出现一个语义特征,如斯洛伐克语eriav：。一是合并结果中有较多的语义特征,而类比的命名单位只在一个语义特征上不同,如斯洛伐克语ruka：。这种情况很接近包含关系。基于比喻关系类比形成的命名单位,几乎在各门学科中都有老的传统,如语言学中的“根”、“格”、“场”,物理学中的“重水”、“重氢”,气象学中的“岬”、“槽”,图形理论中的“节”、“边”、“路”、“径”。如果新命名单位的概念和内容都包含在老单位的概念和内容中,这是表示意义专门化的比例类比,反之,则表示意义的扩大,如斯洛伐克语mu：命义链的形式部分也表示“并存”的类比关系。逻辑上,这是形式的两个部分的相包。从命名的详式(第一形式)取出表达的最明显的特征,例如从详式命名单位“每星期三比赛的奖杯”构成简化的“星三杯”。同样,“渔人俱乐部的集会”也可说成“渔人会”：。好多类似的命名单位开始时具有口语性,常常稳定下来,变成规范的中性的命名单位。最后,形式部分的包含关系也见于语素的机械结合,即并合词,如smoke＋fog→smog(烟雾),以及各种缩略词,如lethal dose→LD(致命剂量)。缩略型的命名单位可以表示如下：许多类比命名单位作为类比地派生新命名单位的基础。这过程可叫次级类比命名。例如斯洛伐克语的ostr是“锋利”的意思(ostr n,“快刀”),用于ostrá náboj(“实弹”)时是首级类比,用于ostrá strel′ba(“锋利的射击”→“实弹射击”)时是次级类比。类比命名虽然用得不多,但在当代斯洛伐克语的词汇中,特别是在词汇的术语层面,有牢固的地位。三、术语及其特征不管术语多么特殊,但在民族语言或标准文学语言中它们形成一个不可分的层面。新构成的术语应该符合哪些特征才能站得住呢？首先是结构性。术语的语音、语素、构词结构都要符合对整个词汇都有效的分析标准。斯洛伐克语派生词的一般结构不用－tkc形成工具名称,像metrīko,lehátko这样的说法就不合结构。有时,结构性特征跟功能性特征对立,不合结构的术语如果稳定而通用于科技言语,起着很好作用,就不应更改。以上是整个词汇都有效的特征,术语还须符合另一些特殊的特征。首先是意义透明或有明显的理据。这要看术语是否通过语言形式抓住了或至少部分地指出了所命名的对象。特别要注意的是勿使术语导致误解。例如“干馏”意味着过程是干的,其实不然,于是改为“分解蒸馏”。理据清楚,首先要选择适当的理据特征,即指现实中一定现象的要素。理据特征可分内部、外部。内部特征涉及对象的性质,如模样、大小、相似、颜色、典型动作等等。外部特征则从外面归于术语,表示目的、材料、来源、产品、处所等等。术语只表示一个概念,但这条只适用于一门学科内。术语要能产,成为派生其他必要词的基础。所以动植物学中常避免用两个词的命名单位。最重要的是术语的系统性。体系中同类位置的概念要求用同样的形式手段(大多是后缀)来表示。在斯洛伐克语里,无机化学中氧化物的名称有一套表示价的后缀。有机化学中,后缀－an,－en,－in指环二混剂的各种饱和程度。前缀hypo－,hyper－,deoxy－也有系统功能。最简单的例子是前缀表示两个对立的概念：hypotension(低血压),hypertension(高血压)。动植物学术语中,属的名称用后缀－ovce,科的名称用后缀－ovité。在科技发展的时代,必须强调国际性特征,表现为从别的语言借用术语,在希腊、拉丁语材料的基础上构成新术语,国际化的另一方便手段是仿译,即用本族语素仿外语词的格式造词。我们在技术领域里大抵发展国际化,在动植物名称中通常趋向于使用本族语的材料。有的领域区分“术语”和“名称”。从命名单位的特征看,“术语”和“名称”没有差别,两者都服从同样的要求,有同一些特点。系统地调查、评价、审定某一领域的术语,从概念进到术语是必要的一步。这样就能发现有些词或词的有些语义特征出现于几个有关概念的一些命名单位。若按字母顺序排列术语,则以上情况就表现在有的术语有几个意义。在斯拉夫语言学词典里,metafora(隐喻)一词既出现在词汇学,又出现在风格学。相反,也有的术语外表一样,但用于不同的领域。例如jazyk在一般理论中指“语言系统”,在语音学中指“舌头”。这类例子叫多义。多义常见于不同的领域,如sub－－jekt(逻辑“主词”,语言学的“主语”);morfologia(语言学的“词法”,解剖学的“形态”)。但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metafora,同一性;一是jazyk,多义性。极端之间的术语,其意义的广度和概念的范围有别,如deklinácia指“格的形式”和“变格类型”。从命义的观点看,这是多义,给定的词在同一个词汇意义项下,用不同的定义表示。多义的逻辑对立是多形：同一现象由两个理据不同的词来表达,如sèmantèma(义位)和lexéma(词位)。从语义学看,这是同义或变体性。各词间的关系不同：有的同样合格;有的属教学用,有的属科研用;有时为传统的,有时为推荐的。当然更有的术语表示不同的概念,这是差别关系。多义术语如果概念和内容部分都有差别,从词汇一语义角度看,它们实为同音异义词。如果只是概念部分不同,多义也能理解为同音异义(如果它们属同门学科),或理解为一词有几个意义。至于涉及两个或以上领域的概念多义,则为同音异义了。从命义学的角度看,多义总的在词汇一语义理解上跟同义重叠。差别在区别的程度：若属内容多形,只概念部分共同;若属变体多形,则概念和内容部分都共同,这实为变体问题。四、斯洛伐克的术语工作五十年代初,udovít túr语言研究所成立术语部,组织斯洛伐克术语标准化工作。各门学科和生产领域中的术语,本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结合,由好些委员会加以整理,委员会由专家和语言顾问组成,出版了各种术语词典。术语标准化的理论原则和标准见于J.Horeck编著的《斯洛伐克术语学原理》,并在另一些论文中得到补充。根据总标准,建立了一些专业的一般原则。例如昆虫学名称的标准化使用了下列标准：1.尊重当前通用的术语,去掉以德语为样板的旧术语。2.创立新名称时避免同音。3.考虑下列理据要素：形态属性,颜色,跟什么相似,何处发生,食物,运动特点,筑窝特点,生态特点。4.有的名称可借自捷克语,其他斯拉夫语,拉丁学名。斯洛伐克术语标准化的基本作业单位是术语委员会,由本领域的专家五至六人组成,选择成员时须使所有学科都有代表,他们掌握几种语言,并对本专业交际中的语言形式感到兴趣。委员会中还须有一位语言学家,他具有语言学教育的背景,并且了解专业交际中的特殊需要。术语委员会跟科学机构挂钩。开始时,所有的委员会都隶属于斯洛伐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在,它们是在各个学会和专业研究所进行工作。一个个术语及其定义在一个工作组里进行分析,然后分交各委员会审定其形式。作出的建议用术语汇编的形式发表,或就个别术语进行讨论,发表于专业刊物中的术语栏,其目的是最好反映在语言学的刊物上。为此,.túr语言研究所办了个专门的月刊,叫《斯洛伐克专业术语》,出于1953－61年;1962－66年改出《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报》;1967年以后,术语的文章发表在刊物《词的文化》每年的扩大期第5和第10期上。材料的编集和处理在各委员会并不一样：有的委员会有国际一致的词表,有的则汇编自己的材料。医学委员会研究解剖名称的情况是很简单的。委员会可依靠国际一致的Nomina Anatomica,只消给拉丁术语补上斯洛伐克的对应词。在内容方面,委员会与拉丁名保持一致,常用仿译法,有众所周知的本族词时,才使用现成的本族词。动植物名词委员会的情形很相似。他们也能靠公认的拉丁术语系统。但他们不限于仿译拉丁词,因为这个领域有大量的本族名称,而且不同的方言又有不同说法。所以他们又收集方言名称,从中选择。化学家们掌握国际标准术语及其定名原则。所以除了把本族的术语标准化,编成词典出版外,他们也研究一般原则,并出版大学教材,IUPAC(理论与应用化学国际联合会)1957年确定的无机化学名词是无机化学的榜样。M.Zigmund翻译了规则,并补充了跟斯洛伐克的对应术语有关的专门规则,在1961年出了专著,书名《无机物的名称》。J.Heger的《有机化合物名称》(1982)是同样性质的著作。该书叙述了世界范围和斯洛伐克语中有机化合物术语的发展情况,还考虑化学文摘中的用法,补充了有机化学的用词。IUPAC的基本原则在词典《有机化学术语》(1958)中翻译发表。其他术语委员会的工作大抵是由成员们依靠大学教材或自己的讲义等各种简编提出素材(本学科的基本术语),然后由委员会讨论审定。有一位语言学家评论所编术语的语言形式及其定义,指出不合所提出原则的和结构不符合普通词的那些术语。CSN标准在斯洛伐克术语的发展和标准化中起特殊作用。每个标准的绪论章都讲捷克和斯洛伐克术语的基本概念的标准化和定义。接着是命名标准。各个生产领域中的大套术语都下了定义并加以标准化。许多标准里还介绍了俄、英、德等语言的对应词。百科全书,如《斯洛伐克百科全书》和物理、化学、园艺、新闻等方面的“小百科”,也使用标准化的当代斯洛伐克术语。今天,斯洛伐克的基本技术术语可以说已经标准化了。人们感到社会科学也有必要这么做。进行的规模比较小。个人、专业人员和语言学家在讨论个别术语。直接参加术语标准化工作帮助语言学家发现更多的专业交际领域中的需要,而专家们也对术语的语言学方面有所认识。这些发现和收获概括在《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报》1964年第3期中的文章“捷克和斯洛伐克术语的协调原则”。文中谈了不少理论问题,包括：术语这个概念的定义,术语和概念的关系,概念的特征(内在的,外加的),制定术语的定义和解释的基本原理,对命名单位的具体要求。下面谈谈概念结构如何在语言里贯彻：1.概念结构由一套术语内容特征组成。它通过两条途径贯彻于语言：①简单地用语言单位(如词)相配;②用语言手段(词,前缀,后缀)表示出概念结构的一些特征。前者形成无理据的术语,后者形成有理据的术语。2.无理据的术语占术语的小部分,如“水”、“手”、“车”、“墙”、“线”、“绳”。此外还包括外来词,如希腊、拉丁来源的词,它们是使术语国际化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多种行业里,这些外来词有时有本族词与之并用,形成成对的同义词,可用于风格的目的,其中本族词用于通俗文字和教材。从现代外语借入的词,在我们的科技文献中用得不如希腊、拉丁来源的词那么多见。它们常指机器,运动用语,纺织品。来自现代外语的术语常用本族语材料仿译。解剖、动植物术语如本族语没有的,也仿译。3.比喻术语 最不明显的是常用词通过比喻用法变成术语。理据可为形状、功能的相似,如“(锯)齿”“(针)眼”“(船)鼻”。用这种方式产生术语在斯洛伐克语里已不时行,至少不如英语用得多。4.派生术语 用派生法形成的术语较有表达力,可以表示目的,处所,施事等等。这类术语的好处是能产性大(能作为基础,形成别的派生词),缺点是不够确切,易生歧义。用后缀形成术语时,重要的是尽可能用同一个后缀表示同样的理据特征。5.复合术语 用两个词根合成一个词的做法,在斯洛伐克语中不常见。我们用得较多的是复合形容词,如“社会一经济”、“文化—教育”。还有一种混合复合词,第一部分通常是外来成分,如fotonásobi(光电倍增管)。6.词组名称单位 如果语义特征由几个词分别表示,通常是形容词和名词表示,则出现词组的名称单位。形容词和名词的理据特征的次序,有一定的支配原则。在斯洛伐克语里,通常是表示理据特征的形容词在名词之前。动植物的种名和化学中氧化物和盐类的名称是例外：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后。如果形容词不止一个,则它们都排列在中心名词的左边,新的理据特征居前,试比较“电子偶”和“自由电子偶”。7.理据特征的充分程度 表示出大量的理据特征,会使形成的术语臃肿笨重,所以最好只表示出为无歧义地指明所表概念,或把它跟别的概念(术语)区分开来所必不可少的那些理据特征,不必过分。术语只要在本门学科和邻接学科中不跟别的相混,通常已经够了。同一个术语完全可在距离较远的学科中分别表示所要表示的概念。8.术语同义 一个概念如有两个或多个名称或术语,不利于科学领域内的交际。故在建立术语标准时要在现有同义的名称中选出一个可取的名称。所选的术语应表示较客观的理据特征或更恰当地反映现实。如“干馏”和“分解蒸馏”是后者较好。此外,还要考虑使用范围(或将来的变化可能性),特别是跟其他国家术语的联系。例如“半衰变期”和“半期衰变”是前者在理据上更正确,但由于英、俄术语的影响,斯洛伐克语里还是采用了后者。有时,本族词和外来词作为同义而并存,不能一概取本族词。这要看标准化的程度。例如斯洛伐克语中,表示“向心力”的dostredivá sila比centripetálna sila常见,但表示“理想气体”,则是ideálny plan优于dokonal plan。其次也要看加词缀形成其他词的可能性。例如外来词impendancia(阻抗)可派生impendann micro－skop(阻抗显微镜),优于本族词Zdanliv odpor(“表观电阻”)和drobnohlad(“小视”)。想从意义上把一对同义术语中的国际成员跟本族成员区分开,是不恰当的,如国际词subjekt和本族词podmet都表示“主语”,它们可用于不同的风格。同义词中如果有一个是标准的,一个是不标准的,采用标准的那个。(叶蜚声编译)〔编者按〕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家霍列茨基(Ján Horeck)教授,应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吴凤鸣副主任的邀请,于1988年5月7－15日对我国进行了学术访问,做了术语学方面的学术报告,受到学术界的欢迎。现将北京大学叶蜚声教授根据霍列茨基教授讲稿摘要编译的文章,发表如下,供参考。     

语言:形下工具与形上存在之辨

“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和“语言作为存在的家”,二者都以语言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但究其实质还是有所不同。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是解决认识支点问题的必然选择,这是寻求认识客观性的必然结果。然而,这种符号系统的精致分析,无疑容易踏上语言的迷途,而惟有将语言作为存在的家,对之进行形而上的审视,才能使语言还乡。     

谈术语及术语系统之系统性

系统性是最重要的术语理论问题之一。俄罗斯术语学派把概念结构及相应的语言结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术语系统的系统性,使术语获得理据性,并通过术语的语言形式展现术语所命名概念的特征以及该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众所周知,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奥地利术语学派重视概念研究,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术语学派与奥地利学派观点相同。但俄派把概念和术语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研究概念的同时,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术语,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一、 系统性 (системность) 是术语最重要的属性俄罗斯术语学家通常把“术语”界定为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词或词组。从来源看,术语是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词或词组;从功能上看,术语称谓、表示概念,而且是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如术语масса(质量)在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中表示不同概念,具有不同内涵,是两个同音异义术语,而不是多义术语。许多研究术语问题的教材、专著把系统性看作“术语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术语只有作为术语系统的成分才能得以存在……”^[1]。甚至有人指出：“单独存在的术语是虚构的,它只能存在于术语系统之中,即和与之具有一定关系的其他术语共存”^[2],而“术语系统”(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а)是准确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术语的总和。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术语所要表示的是某一知识、活动领域中服务于某一确定理论的概念。我们知道,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若干种理论,相应地也就有若干个概念系统与之对应。这就意味着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着若干个术语系统。脱离开术语系统去审定、统一和创造术语就会无的放矢。正因如此,俄罗斯的许多术语学家认为术语工作的首要原则之一是：“不应单独地脱离开术语所属的术语系统来评价、统一术语……系统性是术语不可分割的属性。所有术语毫无例外地具有系统性特点^[3]。” 坚持这一原则,有助于解决术语词汇中诸如多义、同音异义现象等语义问题。通常情况下,同一语言形式在同一学科、同一术语系统中表示不同概念时,为多义术语,如范畴多义术语：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分类 — 分类结果);同一语言形式表示不同学科的概念时,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同音异义术语：речь (言语<语言学> ;舌,舌头<解剖学>);但同一语言形式表示同一学科领域、不同理论中的概念时,则为学科领域内部、跨系统的同音异义术语,如上面提到的物理学术语“质量”。二、 完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前提术语系统之系统性(системность 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ы)是说把术语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的系统性特征。1.俄罗斯术语学派的观点俄术语学派对“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理解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出发,把术语之间存在的形态、构词和词汇－语义方面的系统性联系当作术语系统自身的系统性特征,忽略概念和相应的概念系统^[4]。第二种观点由俄罗斯术语理论创始人之一Д.С.洛特提出。他认为,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作为构筑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结果应当在发展中研究概念并且具有预见性;②从分类示意图出发划分出的术语应当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③只有在前两个步骤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词和词的组成部分构成术语。被选中的词,一方面应当尽可能直观地反映所表示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共性,另一方面又要体现该概念的自身特点,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同一序列的术语应具有相同类型的结构^[5]。” 从上述三个条件可以看出,概念的分类结果是创建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动态地研究概念并具有预见性,能否根据分类结果划分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必备前提。概念分类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合适的语言手段来表示概念。而且,术语应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且尽可能直观地通过术语的形式反映概念之间的联系。很显然,在洛特看来,要实现术语系统的系统性,必须有合理、完善的概念系统和相应的语言形式系统,建立完善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先决条件。可见,俄罗斯术语学派强调概念、概念系统的重要性及其对术语、术语系统的决定作用。2.奥地利术语学派的观点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西欧术语传统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受制于概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和本体论关系^[6]。根据维斯特的理论,最为典型的逻辑关系是纵向的属种关系。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构成延伸链。如：发动机—燃气发动机—汽油发动机。此外,逻辑关系还包括逻辑交叉关系(教授—作家)、横向的逻辑协调关系(燃气发动机—电力发动机—风力发动机)和对角逻辑关系(动物名词—抽象集合名词)。最重要的本体论关系是整体—部分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在很多方面与属种关系类似,也可以构成纵向的属种和种属关系、整体与部分的交叉关系、“横向的”的协调关系和“对角”关系。本体论关系还包括时、空上的相邻关系及“因—果”、“材料—产品”、“工具—功能”等类型关系。显然,本体论关系类型系统具有开放性。概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划分为上下层级关系和非上下层级关系。层级关系中包含纵向属种、种属关系和整体—部分关系。这些关系使概念具有层级性。其他关系(无论是逻辑关系,还是本体论关系)都不是层级关系,无法使概念具有层级性。西欧术语理论认为概念可以不依赖其语言表达形式而存在。如H.费尔伯不止一次指出：“概念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如果语言学中词的内容与其形式被看作一个单位,那么术语学中概念与其表现形式(术语、符号、缩写形式)可以彼此相互分开”^[7]。T.Л.坎黛拉基和Г.Г.萨姆布罗娃发表于1969年的《已整理的术语系统之意义系统的模式问题》一文中就曾提出过类似思想：“……整理过程通常分为两个阶段：1) 阐明日后用于构建术语系统的概念系统;2) 制定术语系统。这一过程中,整理之后的术语系统的质量完完全全地取决于第一阶段的工作质量,即概念系统的质量^[8]。” 显然,这里所考虑的只是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而没有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在她们看来,只要概念系统制定得正确合理,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以及术语系统就应该是正确合理的。实际上,这里把术语系统看成了对概念系统的完全重复、等同,但这种观点显然不正确。概念系统和术语系统不存在等同关系,比如概念系统中包括单独概念,而单独概念是用另一种专业词汇单位-名称表示的^[9]。另外,一个概念可以有若干个术语与之对应(同义术语),同一个语言符号(术语)因用于广义、狭义而对应不同概念(多义术语)或者表示不同学科的不同概念、同一学科不同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概念(同音异义术语),因此,一个学科理论中的概念的总和不等于服务于该理论的术语的总和,二者之间不是复现关系。建立完善合理的术语系统只是术语系统获得科学性、系统性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不是惟一条件。三、建立完善的语言结构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如隆多所说,术语是由能指(即名称^①——术语的外部语言形式)和所指(即概念)组成的语言符号^[10],那么术语系统就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开语言(符号)单位而存在。传统上通常用“系统”表示概念(内容)层面各单位、语言(表达)层面各单位以及这两个层面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的所谓“概念系统”并不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因此,有人称之为“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或“术语系统的逻辑－概念结构”,而不是“系统”。与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相对应,术语系统各单位(其中包括术语系统特有的语言形式)之间的语言对应关系的总和称为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这样,“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就是术语系统所表示的概念结构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术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规范性质,因此不可能只局限于分析、描写概念结构,还必须考虑到概念的语言表达方式,因为规范性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挑选最优化的语言单位来表示、称谓概念。因此,洛特学派在统一、规范术语时,把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放在一起来研究术语系统之系统性^[5]。可以说,术语系统的系统性程度如何取决于两点：1)术语系统所表示的逻辑－概念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2)与概念结构对应的语言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这两个条件对实现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系统性而言同等重要,缺一不可。1.理据性是联系术语的意义及其形式的纽带俄罗斯术语学派认为：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术语的理据性占第一位且具有双重作用。这是因为“理据性是符号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连接环节”^[1]。一方面,理据性通过语言手段揭示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字面意义)之间联系的合理化程度,而这对评价术语的性质而言极为重要。另一方面,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之间的联系是否合理,只有以整个术语系统为背景才能得以正确评判。从整体上理解术语系统的理据性对分析、统一术语非常重要,而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理据程度与术语系统性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洛特在创立俄术语理论之初并没有使用“理据”、“理据性”这样的术语,但他非常重视术语的理据性问题。比如,洛特认为：“术语元素^②应直接反映的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来自于以分类示意图为基础给概念所下的定义。构筑术语的艺术在于要尽可能直观地、同时又相当简明(紧凑)地反映这些充要特征”^[5]。洛特的这段话中包含着3层意思：1)为概念下定义的基础是概念的分类结果;2) 在概念的定义中给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3)术语要直观、简明地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可见,洛特强调概念的重要性,同时又把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因此,有人认为较之奥地利学派,俄派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向前迈出一步,追求术语系统的完美性。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只有极少数理想化的完美术语才能在其语言形式中表达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许多术语的语言形式中只包含概念的某一区分特征,有些术语的表达层面对认识术语所表示的概念没有帮助,而有些甚至有误导倾向。洛特根据术语的真正意义与其字面意义是否相符,区分出三种类型术语：“正确定位术语”,即具有正确理据的术语;“中性术语”,即没有理据或理据无法判断的术语;“错误定位术语”,即具有错误理据、其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相矛盾的术语。2.术语的理据程度取决于术语的构成方式任何一个发达的俄语术语系统中,无理据术语只占少数,而且多为外来音译术语。绝大部分术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据性。根据有理据术语的构成方式,可以划分出：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поле(电场、磁场、力场<物理学>,采区<矿物>,字段<计算机>,域<数学>—场地、田野);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золочение(镀金<冶金>);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如：релаксация напряжений (应力松弛<物理学>);4)综合上述两种或三种方式构成的术语：роза ветра(风向图<气向学>),позвоночный столб(脊柱<解剖学>)等。(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术语的语义构成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1)隐喻型,如：колено(膝、膝盖—弯管、曲柄<技术>)(外形相似);2)借代型,如：добыча(开采—开采量)(过程—过程结果),лицо(脸—人、人员)(人体部位—担任某一职务、职位的人);3)缩小语义型,如：стрижка(剪,剪短—剪毛<技术>)。通过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在意义上与其生产词(源词)保持着一定联系。发生隐喻引申时,术语与其源词表示的概念只有一个或几个特征相似,其余的区分特征各不相同,而相似特征正是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发生借代引申时,情况与隐喻引申相同,只不过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是一个或几个相近、相邻的特征。通过缩小语义构成术语时,专业概念和通用概念的所有主要区分特征均相同,但专业概念还具有某些通用概念不具备的其他主要特征。从理据程度来看,通过缩小语义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与源词相比,术语概念的外延缩小,内涵变得更加丰富,除了具备日常词所表示的概念的所有特征之外,术语表示的概念又从学科、理论体系的概念结构中获得其他专门特征。而以隐喻和借代方式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较弱,因为术语与源词在意义上的联系弱。(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Т.Л.坎黛拉基曾以形态方式构成的技术过程称谓为材料,描写、分析了术语和术语意义之间具有规律性的语言关系,提出术语的必备属理据性和补充理据性,前者与最邻近属概念相符,后者与种差相符。谈到最邻近属概念的作用时,她认为,表示最邻近属概念的词和未来要构成的术语必须在词类和某些词汇—语法类别上一致。而通过种差分析理据性时,坎氏划分出直接理据性和间接理据性。前者指：术语的词干与该术语定义中表示种差的词具有直接联系,如：术语жирование(涂油、滑润)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жир(脂肪、油脂),术语известкование(加石灰、涂石灰)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известь(石灰)等等。间接理据性则是指：术语的词干不直接、而是通过其他词类的同根词与种差特征联系^[11]。坎黛拉基的分析表明,术语结构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总是具有任意性的。术语与其意义的有规律的联系体现在术语的理据性中,即术语的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的对应关系中。(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一些研究术语语义问题的论著,通过比较术语的内部形式和概念内涵的对应关系来考察术语的理据程度。如果提供理据的术语元素,其语义投入越充分、准确,术语所获得的理据性也就越强。但这不等于说,如果术语元素的语义全部进入术语的语义,术语就会获得最大理据性。因为最大理据性的实现取决于诸如术语的句法结构、术语的语词长度、术语的范畴语义等等因素。术语的内在形式和术语意义要相符、术语理据要高度准确,这不仅是对术语提出的理想化要求,有时也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相当硬性的规定。比如,当词组—术语中的术语元素自身是术语,且与词组—术语同属一个概念系统时,术语元素的语义应当完全进入词组—术语的语义中,如：излучение(辐射),поток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плотность потока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的密度)。把术语元素的语义直接加入到整个术语的语义中是记录术语与其构成成分(同样为术语)之间语义关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如果术语的组成部分自身也是术语,词组－术语就应当最大限度地从术语元素中获取理据,最终以进入其组成的所有单个术语为理据。综上所述,理据性是确保术语系统获得语言系统性的重要因素。如果术语元素自身不是术语,那么使术语获得理据性是术语工作者努力的目标,但如果术语元素自身就是术语,那么词组—术语必须具有理据性,这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硬性规定。研究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还应关注术语的同义和多义现象。虽然术语的同义或多义现象对建立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没有影响,但对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而言却至关重要。甚至在概念结构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下,术语系统也可能由于同一概念具有多种变体表达形式、术语自身具有不同程度的多义性而大相径庭。四、小结统一、规范术语时,必须将术语置于其所属的系统中,从全局角度出发做到有的放矢。对术语系统而言,系统性体现为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的协调搭配程度。作为术语系统基础的概念结构复杂多样,术语系统的类型各不相同、其系统性程度也有差异。如何协调各方面因素,充分揭示术语系统的系统性本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①这里的“名称”(隆多的术语)是指语言词汇单位的语音外壳,与继术语之后划分出来的又一专业词汇单位——“名称”是同音异义术语。②术语元素是受制于术语所表达的概念特征的术语表义部分。Канделаки Т Л.Об одном типе слдоваря медународных Терминолементов.НДВⅢ.Φилол.науки.1967(2):38。     

有关沙、萨之争

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的英文缩略语SARS，我是主张径用字母词(SARS)，即不翻译，让它直接进入华文。
别说学过英文，只要学过汉语拼音，看到SARS，小学生都能拼得又快又准。目前，媒体径用SARS的现象日益普遍，易写易拼是原因之一。不过，有的人不喜欢字母词，不喜欢在华文中掺杂英文，所以还是要翻译。
在中国大陆，有人建议用“萨斯”取代“非典”，但是用“萨斯”者少之又少，“非典”独领风骚。台湾媒体用SARS的频率大大高于非典型肺炎。香港用得很乱，SARS、非典、沙斯、沙示或沙士都有，使用频率较高的是“非典”和SARS。
马来西亚媒体用非典型肺炎的频率高于SARS。BBC中文网用SARS和“萨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用SARS和“非典”。
新加坡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将SARS音译为“沙斯”，华文报从4月17日起正式采用这个译名。在周边国家或地区，新加坡是唯一以“沙斯”为规范译名并加以推广的国家。我认为新加坡做得对，做得好，此举满足了广大语言用户的语用需求。
徐惠民先生认为用卷舌音“沙”起头来译SARS有欠理想(《没有必要弃“萨”取“沙”》，刊5月3日《联合早报·交流》版)。这个问题，统一译名委员会是考虑过的。委员会主席吴俊刚先生说，弃“萨”取“沙”是为了照顾新加坡学生的华文程度(《中国为何独钟“非典”？》5月2日《交流》版)。可是徐先生认为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因为最近一个时期“萨达姆”在报上天天都提，学生对“萨”字怎会陌生？加之新加坡学生压根儿就不管“萨”还是“沙”，都直接用英语说SARS。
说到翻译中的音准与不准的问题，我想这也是相对的。不同文字之间的音译，尤其是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之间的语音转换，很难绝对准确，一个新译名推出后，能够约定俗成，就好了。比如AIDS，新加坡从开始到今天还是用“爱之病”，全世界华人社区，大概也只有新加坡用“之”而不用“滋”字。中国大陆一开始混用，后来规范为“艾滋病”，可是，在大陆之外的其他华人社区大多仍用“爱”字，鲜用“艾”字。“之”字也翘舌，那又怎么样？都用了20多年了，一点都没问题啊！
我看，“沙斯”和“爱之病”有异曲同工之妙。翘舌就翘舌吧，无伤大雅。
(2003年4月)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本刊略有删节)     

社会语言学名词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有狭义和广义两说。狭义社会语言学又称“城市方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变异。广义社会语言学除语言变异研究外,还包含交际民族志学、语言社会学、语言社会心理学、会话分析、互动社会语言学等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主要是语言与交际、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语言与社会心理。     

建议用“萨斯”作为中文译名

2002年11月,我国广东出现传染性肺炎,由于其病因不明、临床表现和病程特殊、有别于细菌性肺炎,而被命名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后来用得更多的是“非典型肺炎”,并进一步被简略为“非典”。2003年3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一新出现的呼吸道传染病命名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意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英文缩写为“SARS”,于是在我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其他华文地区便有该缩略词的不同中文译名,如“萨斯”、“沙士”、“沙斯”、“萨丝”、“沙氏”、“沙示”等等。“非典型肺炎”不是新名词,传统上指因感染肺炎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贝纳立克次体和病毒等而发病,传染性不强,临床症状不典型,与胸部X线表现不一致的一类肺炎,是相对于感染肺炎链球菌而发病的典型性肺炎而言的。可见,“非典型肺炎”是一个概念较为宽泛的病名。我国当初称“非典型肺炎”,事出有因,但时至今日,科学界对这一新出现的传染病已有一定的了解,如世界卫生组织4月宣布科学家发现这次发病的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等,再使用概念宽泛的“非典型肺炎”已经不合适了。“SARS”最先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意大利籍传染病专家卡洛·厄巴尼(Carlo Urbani)命名的。他不幸染病,于3月29日在曼谷以身殉职。为了纪念他,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出现的传染性肺炎命名为“SARS”。目前国外学术界、新闻媒体已基本接受并开始使用“SARS”这一名词。它的中文译名可借鉴于“艾滋病”的翻译。艾滋病英文全称为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意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AIDS”,中文译名一度也有“爱滋病”、“爱之病”、“艾滋病”等,最后统一为“艾滋病”。因此,“SARS”也可以根据缩略词来音译定名。在目前几种中文译名中,“萨斯”比较符合中文发音。所以,建议目前使用“萨斯”作为中文译名。其实,SARS也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从术语学来看,病名若能按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国际性、单义性、约定俗成等原则来命名;确定的中文病名,要符合中文的语言,能“望文生义”,反映出该病的特点,那是最为理想的。众所周知,SARS爆发以来,仅有半年时间,尚有许多未知数,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但尚不能排除其他病原体;对SARS的病因、传播途径和源头、发病过程、致病机制的认识尚不清楚,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SARS还不能算是一个理想的病名。当然,如果SARS(萨斯)继续沿用下去,也就约定俗成了。 (2003年5月底)①王永炎院士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②朱建平研究员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     

社会语言学名词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有狭义和广义两说。狭义社会语言学又称“城市方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变异。广义社会语言学除语言变异研究外，还包含交际民族志学、语言社会学、语言社会心理学、会话分析、互动社会语言学等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主要是语言与交际、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语言与社会心理。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待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

随着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提出了质疑.本文在简要介绍索绪尔的观点以及其他诸多语言学家相关观点、意见的基础上,就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许多方面语言符号存在非任意性,但是涉及到单一的语言符号而言,任意性依然是适合任何情况的原则.我们可以认为语言的非任意性情况可以看作是对任意性原则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