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史研究的新高度——《世界火器史》评介

正火药的发明与发展,火器的创新更新,与人类文明的进程息息相关。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世界火器史》~([1])是一部系统论证世界火器技术发明、演进和交流历程的专著,其作者军事科学院王兆春研究员,有着扎实的自然科学功底和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他查阅了中、英、日、俄、德等多种语言文献,广泛涉猎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化学、冶金、考古、文物等诸多学科领域,对中国火药     

近代火器技术与中国封建社会

早在300多年前,目睹火药火器技术对西方世界封建制度的猛烈冲击,F.培根曾由衷赞叹,认为火药、印刷术与指南针“改变了全世界的表面和一切事物的状态。”200年后,马克思也断言,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然而,使人疑惑不解的是,火药火器技术对发源地中国的影响却似乎与西方南辕北辙。李约瑟曾指     

明末清初中国在火药领域输给西方的分水岭

“中国火药对世界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它改变了现代世界格局，还体现在它影响了人类的生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如是评价，“以此看，明末清初无论如何都算是一个十字路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最早发明火药的中国，在军用火器的道路上被西方远远甩在了身后，但却在民用烟火之路上一承前朝的绚烂，渐行渐远。     

改变欧洲历史的中国火药火器

13世纪,游牧民族带着从中国中原地区学会制造的火药火器席卷欧洲。到16世纪,中国人开始接受从欧洲回流的火器制造技术,并遗憾的未能在技术上实现更高的超越。不但如此,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如这个古老帝国一样开始变得停滞、甚至衰落。     

论佛郎机在明代的本土化

佛郎机自明代正德年间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一系列的仿造和改进过程。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军事技术家翁万达、赵士桢、戚继光对其进行了改进,创制了百出先锋炮、掣电铳和无敌大将军,使得佛郎机在明代实现了本土化。佛郎机的本土化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对传统火器进行佛郎机式的改造形成的中型和大型火器,一种是佛郎机技术与鸟铳技术的结合形成的小型单兵火器。佛郎机广泛用于陆战和海战,成为明代对外对内战争倚重的利器,在红夷大炮引进之前一直是明朝最先进和重要的火器,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西方火器技术冲击下的明清科技与社会转型

本文通过西方火器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冲击及其回应,从一个剖面考察了中国的科技与社会转型这一近代化过程。火器技术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它既是中西之间物质和技术差距与中国人对外国“船坚炮利”认识的直观表现,又是中国睁眼看世界进而兴起向西方学习热潮的起始点,更是中国科技和社会转型的重要促进因素。以火器技术的引进和仿制为开端,科技转型得以展开,技术(或工艺)与科学分离的状态逐渐演变为科学、技术、工业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的状态。在社会转型方面,翻译西方军事技术书籍、兴办军事工业,进而带动与之相关的近代科学、民族工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步走向近代化。在这一历史变局中,火器技术作为一项能够完整反映和呈现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绝佳案例应该被研究和重视。     

近现代火药史学的形成与分野

由明代发端、历经清代而至民国的中国主流火药史学,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西方火药史学,形成了以火器史和火药史"捆绑"研究为共有特征的近代火药史学。从科学史学史角度看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以丹药学为基础的火药史研究,成为一种新的现代火药史学。这一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型是由曹焕文最早开创的。     

西式武器对清初作战方法的影响

在清前期的战争中 ,西式火器的应用和制造日益普遍 ,迅速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方式 ,不仅影响军事力量的战斗编成 ,而且在野战、海战、攻守城作战中产生了新的战术 ,火器的装备数量、火器的先进程度以及火器的操纵理论和技术 ,越来越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中国火器史研究二题:《火龙经》与火药匠

文章讨论了中国火器史上的两个问题。首先考察民间火攻书《火龙经》的源流嬗递,此类作品何以在明代后期出现,又为何在清代后期再度流行。其次探讨16世纪中期曾铣主持山西、陕西防务期间的火器生产,分析烟火匠师与军用火器研发的关系,以及新式火器的发展受到何种因素的制约。     

明清之际兵书文献中弹道知识描述的辨析

16至19世纪,在中国仿制与使用西方火器的技术交流中,西方弹道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相关知识、经验相结合,这集中反映在明清时期的兵书文献中.从描述术语的角度,主要就明清之际兵书文献中关于弹道学知识的描述进行辨析与探讨,从瞄准技术、弹道轨迹描述和对飞行的解释几个方面概述中国在明清之际既继承了传统火药抛射武器的定性描写,也吸收了西方弹道技术与理论,希冀以此反映出中国弹道学知识在16世纪西方弹道学知识传入之后的发展与演变.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中国直杆火箭系统研究

中国直杆火箭系统研究李崇州（青岛十中，青岛，２６６０１１）（二）《船只火器国说》中第二代直杆火箭系统的科学成就、实用情况及地位前文已经说过，（船只火器图说》后半部分的内容为中国第二代直杆火箭系统，包括五种不同类型的直杆火箭及其发射装置、发射剂与爆破剂...     

姚广孝的隔声建筑

一般地认为,隔声建筑是２０世纪初的科技成果,该文以历史文献证明,明代初年姚广孝发现多孔墙体吸声并于１３９９年地建成隔声房。明末,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总多孔墙吸声的道现并最早使用”隔声一词从此隔声建筑的技术为中国人普遍知晓。     

傣族古歌谣中的稻作年代考

傣族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最古老的稻作民族百越族的后裔,《古歌谣》是傣族先民留下的反映本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资料。该文从中国稻作技术的发展和傣族历法的由来两个方面,考察了傣族古歌谣中的稻作年代问题,认为《古歌谣》中所反映的稻作可能是唐宋,特别是明代以后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汉族和傣族稻作文化的关系。     

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

唐朝地名学在３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１）地名学规律的总结与运用，包括“因水为名”命名原则的最终完善、“因原而名”等原则的首次提出等；（２）地名渊源解释丰富，仅《元和郡县志》一书就达２４类、９３１处；（３）开展地名“标准化”运动，贞观年间州县省并缓解了唐初的地名混乱状况，开元十三年（７２５年）更改州名提出了整理地名的基本原则“避文相类及声相近者”，而天宝元年（７４２年）更改天下１１０处县名，使同名县大大减少，大部分县名变得通俗易懂、易写易记。唐代地名学之成就，既是承袭汉魏以来传统地名学并向前发展，又是学术本身发展的产物，还与统治者的重视有关。     

我国早期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及演变

在明清时期引进西学的过程中，名词术语的问题相当重要。我国科技术语的翻译方法和定名原则在１９世纪下半叶逐渐基本确立。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和演变，与物理学知识的学习和吸收相辅相成。至清末，一些基础词汇已具有现今译名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形式。     

“白疕”及其相关病名考辨

“白疕”最早见于王肯堂《证治准绳》,但系指一种症状。作为独立的病名则最早见于祁坤《外科大成》,现被作为规范病名来使用。中医古籍中的“牛皮癣”相当于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西医进入中国后,使用了“牛皮癣”来指代银屑病,一度造成认识上的混乱。“疕”最早见于青铜器“昆疕王钟”,甲骨文中实无“疕”字。《诸病源候论》中的“干癣”“狗癣”“白癣”与白疕相似性较高,“松皮癣”“风癣”“白壳疮”“银钱疯”在中医古籍中的记载与白疕差别较大,不宜视作白疕的曾用名。     

评《中国古星图》

由陈美东先生主编的《中国古星图》一书，是最近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重要著作。该书不但对中国古代星图的诞生、发展、品种、成就和在世界星图史上的地位作了综合论述，而且对以前很少开展专门研究的明代星图，作了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从而使该书成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中国古星图的传世之作。过去概略研究过的明代星图有６种，这次以《天文节候躔次全图》为重点，增加了新发现的７种明代星图，比较全面展现了明代星图发展、演变的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