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物权变动公示原则

物权观念从绝对到相对,物权变动模式从要件主义到对抗主义,是物权基本范畴的必然逻辑进化规律。物权法定原则与物权公示原则在物权法理论上存在有机联系,具有内在的和谐性和一致性特点。物权公示制度在物权变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秩序,贯彻了法律的公平公正精神。     

不动产善意取得之善意要件认定研究

《物权法》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物权,却没有对其核心要件,即善意做出单独界定,从而产生法律适用中的分歧。不动产善意取得之善意认定标准的界定应在秉承客观性、推定性和单一性的基础上有效区分动产善意取得;基于法理公平和经济成本分析,应将重大过失纳入善意的排除情形;为使实务操作更具可参照性,应进一步厘清各种善意排除情形的证明标准;基于不动产物权公示方法的特殊性和体系解释法的运用,应将善意准据时间确定为变更登记完毕之时或之前。     

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之完善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经历了从“手护手原则”发展到《德国民法典》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真正确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以其特定的价值和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为基础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日渐频繁的交易的安全。而在我国,《物权法(三审草案)》中就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作出了初步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该规定有瑕疵,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权利外观视角下所有权善意取得本质的新解读——以私法自治为正当性理论证成

现代民法中表示主义的兴起源于“信赖保护”,意思表示的客观解释、德国民法典的表示立场、物权变动的公示无一不是权利外观理论的体现,但私法自治才是所有权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正确认识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制度的历史演化、构成要素、理论基础,跳出原始取得的既有框架约束,将之定位于继受取得,对于正确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新颁布的《物权法》所确定的一项重要物权变更制度。《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对善意取得制度做出了完善明确而具有一般性的规定。善意取得制度就是在无权处分情况下,善意第三人能够优先于原所有权人而取得物之所有权的制度规则。本文对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发展沿革,理论基础,构成要件,动产善意取得以及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物权方面所作的突破进行了介绍。     

论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以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的关系为中心

以无权处分为前提的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其设立的宗旨在于维护物权交易的动态安全,并协调与平衡真实物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旨在辨析现行法律制度下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之问的关系,分析二者关系背后的正当性基础.同时指出善意取得制度在现行无权处分法律框架下的缺陷,并探究有效衔接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途径.     

物权登记的公信力研究

物权登记的公信力是物权登记制度中一个极易造成误解的问题，公信力原则乃法律为保护交易的安全，以登记权利视为正当的原则。登记的公信力，乃是为保护因信赖登记而取得不动产权利的第三人及他人而设，公示公信力是以权利的推定力与形式的确定力为逻辑起点的。     

对物权变动理论现实意义的评析——以《物权法》第24条为引子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理论主要有三种学说,其中以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物权形式主义即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债权形式主义即所谓的折中说,我国根据现实国情选择债权形式主义来构建物权变动模式。笔者认为这两种模式本无优劣之分,只是各个国家基于交易安全和交易习惯的不同考虑选择不同而已。债权形式主义与物权形式主义互有借鉴,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加上公示公信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辅助能够较好地维护第三方的交易安全,但这种模式也并非无懈可击,本文以《物权法》第24条为引子,基于现实意义对物权变动模式进行评析,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剖析问题,提供试探性改进思路。     

论物权形式主义中的物权行为

物权形式主义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债权合意外,还需当事人另外就物权变动做成一个物权合意,并履行登记或交付的公示方法。在物权形式主义下,若要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果,需要债权行为、物权合意以及公示。这与基于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下的意思主义、债权形式主义有很大的区别。     

物权公示原则的诚信完善

诚信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当然适用于《物权法》。本文通过明确诚信原则的涵义,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物权公示原则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化,而诚信原则是物权公示原则的基础。     

“人类解放”思想再思考—重读《共产党宣言》

对《共产党宣言》中人类解放的思想进行重新思考是厘清这一思想的自身面目和自身逻辑的内在要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解放的含义的回答是通过一种对比得到说明的。《共产党宣言》中主张的人的解放是达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自由全面发展不是自明的,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在现实的批判中获得了明确的规定性。     

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是指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权过程中对社会的信用和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过程和结果的信任.由于历史、现实和自身的原因,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还不高,亟待提高.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提高检察干警法律监督能力、健全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与制约,是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     

数据不平等: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不平等引论

大数据开启了新的时代转型。数据不平等是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不平等,是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组织、社群及个人在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使用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多样化的信息差距,其实质是信息控制权的不平等。通过变革人们的行为与观念,重新定义个人信息权利,重建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体系,推动公共权力、公民社会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以及进行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创新消除数据不平等。     

论知识产权的“私益保护”与“公益平衡”

知识产权的基本性质是私权,其直接和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私益。财产私权化的扩张可能导致知识创造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势必在保护知识产权与平衡公共利益之间产生博弈。知识产权立法应着重建立相应的利益平衡机制,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达到既有利于保护私权又有利于维护社会公益的目的。     

大学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平衡

大学自治就是大学自己决定和管理自己的事情。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大学自治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度的,为此,司法介入就成为了必要。同理,司法介入也不是绝对的,它的介入也是有限度的。因此,必须寻求他们之间的平衡点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社会诚信危机与学校教育

“信”最初是指祭祀时人对上天和祖先说的诚实话,它发达于古代的政治盟约,并成为人的一种重要道德品质。当今市场经济,人们虽然十分注重“诚信经济”,但“背信弃义”现象却普遍存在。为什么曾经作为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信”现在反而成为稀缺资源呢?政治信仰的动摇、拜金主义的价值取向、多元文化的冲击、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社会阶层的分化带来经济的鸿沟是直接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教育长期被“边缘化”。因此,解决社会诚信危机的根本出路除进行社会综合治理外,最终还得依靠教育。     

浅议政府执法过程中的民主参与

行政管理的主体特征,决定了政府执法确立诚信理念之必要,而诚信理念的确立反过来又将促进行政民主的进程和发展.在政府执法过程中,确立诚信理念,增加民主参与程序,合理地设置民主参与机制,以实现对政府执法的有效约束和控制.     

加强高职院校公共选修课程建设的思考

高职教育中的公共选修课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有着重要作用。重视并建设好公共选修课,是高职院校实行学分制,适应社会发展,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结合本校开展公选课开设现状分析了当前在公选课程设置及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从课程设置出发提出改进公选课程建设的建议。     

村镇银行的担保法思考

村镇银行目前发展迅速,然而担保问题成为其发展的瓶颈。研究表明：创新担保法律制度是解决信用担保发展严重滞后的关键。具体来说,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条件地抵押,遴一步完善农户联保贷款,同时发展面向农户和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机构,跳出物权法约担保思路,运用公私融合约经济法理念,才能重构村镇银行担保法律制度,使村镇银行得以健康发展。     

用Access制作高校教材信息管理系统

计算机的使用为信息管理带来了便利。学分制形势下的高校教材管理系统往往被忽视，开发者寥寥。即使有商用软件，也不甚成熟，易造成管理上的混乱。本文结合实际，本着边开发边使用的原则，让不懂编程的管理者，也能开发出适合自己使用的教材管理系统。本文给出了详尽的开发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