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立场和自我超越的双重缺乏——《彷徨》中知识分子精神特征新论

在鲁迅立人说的基础上,对《彷徨》中的知识分子的个性特征进行考察,发现他们既有着对传统的难以剥离,又有着对自身知识分子身份建构依据的不明,显示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艰难和曲折。     

《废都》中知识分子精神困境之探析

知识分子一直是倍受瞩目的社会群体,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处境、生存状况以及精神境遇更是为世人所注目和关心。在二十世纪文学殿堂中有许多的文学作品都出现了这一社会群体,其中描写知识分子最为深刻的当属当代文学中颇受争议的《废都》。笔者试图通过对这部作品所刻画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探析出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内在根源。     

鲁镇、未庄与S城:鲁迅小说建构的文学世界——从越文化视野看鲁迅的《呐喊》与《彷徨》

在《呐喊》《彷徨》中,"鲁镇"、"未庄"、"S城"是以鲁迅的故乡绍兴为原型建构起来的一个充满浓郁的浙东水乡色彩的文学世界。鲁迅一方面揭示了闰土、阿Q、祥林嫂等越地底层农民在沉重的封建压迫下形成的精神病态,另一方面也力图去发掘他们追求解放的精神力量,从而开启与贯通了我们民族走向解放与新生的可能。由狂人、疯子、魏连殳等组成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狂人"形象谱系凸显了越地异端知识分子谱系的镜像。他们争取个性自由与解放的冲动延续了越地异端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同时又贯通了与底层民众的精神联系。他们致力于整个民族的觉醒与解放的愿望使他们在绝望中抗战而更加坚韧顽强。     

从《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看贝娄型知识分子

索尔·贝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多为知识分子，而且其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当代社会中的没落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秉持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企图通过自己的行为重建大众文化冲击下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他们因为缺乏精神操守从而使自己的使命无法顺利完成，他们是典型的贝娄型知识分子。从贝娄反复写作知识分子的动机和角度分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贝恩和肯尼斯，揭示出贝娄型知识分子的挣扎与徘徊以及贝娄自己的创作活动都体现了潜伏在意识里的集体无意识。     

浅论《围城》的文化批判

《围城》在它所构筑的文学世界里渗透了钱钟书独特的文化立场。他从对知识分子形象分析入手,挖掘其困境、弱点和沾染的精神垃圾。作者以留学归国的方鸿渐为主要例证,从他的爱情婚姻遭遇和仕途坎坷中透视出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的荒谬结合;以三闾大学为背景,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丑态,他们贫薄的思想和衰朽的人格使之难于冲破精神“围城”,只能沦为委琐无力的寄生虫。钱钟书以犀利的文化视角赋予作品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使其成为不朽的篇章。     

悲哀的推移——从《明天》、《祝福》谈鲁迅小说叙事的特点

鲁迅小说之所以感人,主要由于作者掌握"悲哀的推移"的原则,透过巧妙的组织布局,将小人物一生的悲欢集中浓缩于某个事件或某个象征之中,不仅让读者为之动容,更产生深刻的批判力量。细读《明天》和《祝福》这两篇小说可见,鲁迅始终聚焦在小人物莫大的悲哀上,从容而曲折地叙述人物内心在希望与幻灭之间不断起伏交错,悲哀之感推移变化终至于绝望。另外,从《明天》到《祝福》,亦可看出鲁迅小说创作由简趋繁的发展变化,鲁迅在《祝福》中将知识分子与小人物的题材综合组织起来,既刻画小人物的悲哀,也传达知识分子的困惑与无力感,更为全面而复杂地展现社会文化的困境。这变化显示了鲁迅小说从《吶喊》到《彷徨》的转变,呈现出鲁迅思想焦点转移的轨迹。     

谈长篇小说《花腔》对“革命”的重新想象

《花腔》是对中国革命史奇特而具有讽刺意味的解读。小说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现代性"诉求中遭遇的困境与尴尬,是"启蒙现代性"被"革命现代性"置换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上悲剧性的危机。反思的是"五四"以降,真正胸怀天下、济世苍生的知识者与革命的关系,解构的正是他们参与并推动历史前进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追问了"五四"至建国这段革命进程中知识者的命运如何被革命改写。在反思知识者与革命的背后,是对建国后知识分子更为深重的苦难追根溯源。     

边缘化的人生：《河湾》的后殖民色彩

《河湾》是印度裔英语作家V．S．奈保尔的代表作，它较好的呈现了双重语境下知识分子生活被边缘化的状态。从后殖民理论入手，结合文化霸权理论，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萨林姆和因达尔那种蔑视本土文化但又无法脱离，崇拜欧洲文明但又无法被接受的边缘化困境进行分析。他们的这种无根的漂泊性也与新总统的统治相对应，其统治的国家虽然政治上独立了，但文化上仍然受到原宗主国的影响和控制，体现了边缘化人们的困难生活。     

简论《诗经》中的上帝

《诗经》产生于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演变过程中,“上帝”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意象,而在《诗经》的接受史上,这一文化意象千百年来却一直受到曲解。在《诗经》和《圣经》的参照阅读中,我们发现《诗经》中的上帝确曾有过与《旧约》中耶和华相似的位格,上帝与人之间那种既亲密又紧张的父子般的关系,也为中西方经典所共同关注。上帝的身上,寄托了先民的道德精神、社会关怀及其希冀和理想。但在《诗经》中,上帝没有被理解为人类精神的航标,灵魂最终的归宿,而是被理解为可以满足人的欲望的神灵,上帝对人来讲始终是外在的,人对上帝有敬畏之心,有怨愤之情,而从来没有想到要回归上帝。人,最终疏离了上帝。     

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论《围城》中的方鸿渐

<正> 钱钟书先生的优秀长篇《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园地里的奇葩,自四十年代在国统区进步刊物《文艺复兴》上发表以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品所反映的是抗战初期中国社会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既不是时代大波里的弄潮儿,也不是阻挡生活激流的顽石,他们远离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漩涡,生活在狭小的天地里,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相互嫉恨、争斗、倾轧。这是大千世界中灰色的一群。其中也有还保留着一个普通的     

契诃夫和他笔下的“狂人”们

在契诃夫创造的“知识分子”系列中 ,有一类人物与“沉闷”一族形成鲜明对比 ,那就是一些被当作“狂人”的知识分子 ,他们是思想界的先驱、时代的精英 ,契诃夫对他们的态度不是“批判”而是“肯定”。     

“说剑”情结与“速死”心态—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点思考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既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更和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职责定位以及自身如何处理与统治者和民众的关系有关。遗憾的是，对此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正确解决的途径，反而在一次次的政治斗争中沦为权力机器的工具。由此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使命和前途感到迷惘甚至绝望，龚自珍由渴望“说剑”而最终回到“吹箫”；章太炎因国师梦的破灭鬲产生“速死”心态，即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最佳例证。也许，中国知识分子只有首先做好对自身的文化启蒙和精神解放工作，才能谋求成功扮演历史赋予的角色。     

试论企业文化建设中"人"与"物"的辩证关系

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人”和“物”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属人方面和属物方面即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第二,以人为中心的重视人的管理思想和方式与以科学管理为中心的重视物的管理思想和方式;第三,企业管理中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即管人和管物。从这三个层次来看,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人”和“物”都是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即它们是辩证统一的。有鉴于此,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要管“人”也要管“物”,以便更好地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修辞伦理化与想象"共同体"——"十七年诗歌"意识形态书写策略探析

"十七年诗歌"呈现的"独特"的文化景观,与诗歌意识形态的书写策略分不开.诗人书写策略的选择,既须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要满足"工农群众"精神需求,同时还能实现知识分子的"精神传达".文章从修辞伦理化和想象"共同体"两个角度,探析"十七年诗歌"意识形态书写策略的运作过程及其功效.     

民国时期开明书店的文学书籍出版取向

处于知识分子转型时期，开明书店一班人确立了现代型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和人间情怀。以此为依托，开明书店的文学书籍出版，呈现出文学本体价值与现实关怀相融合的取向特征，前者表现为以包容、“排俗”的姿态对出版物做严肃的选择，出版了大量的高品质文学书籍，后者表现为既以基本的道德伦理价值为准则关注社会，又与政治事件相对疏离。     

爱有尽时:《伤逝》悲剧新解

不少论者认为：造成《伤逝》的爱情翡剧的原因在于渭生和子君这样的小资产阶段知识分子没有把个人的解决和全社会的解放联系起来,妇女没有取得根本的经济权,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鲁迅写这篇议题喧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他更多地侧重于表现受过“五四”洗礼,,接受过西方现代文化的小资产阶段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爱情婚姻方面的尚没有挣脱传统的限制,又受到崇尚个人主义,个性解放的西方文化的制约,这双重的困境投射在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用家庭上,造成了双方在思想,文化及各自独特的性爱心理之间的巨大差距和鸿沟,而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引发了他们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     

失落的家园——试析新时期知识分子形象的转型

《人到中年》、《废都》、《桃李》分别塑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九十年代初期和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形象,主人公经历了由“圣人”到“凡人”再到“俗人”的过渡,分别代表着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从这三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从固守精神家园到失去精神家园的失落、惶惑,再到知识分子自身对精神家园完全弃守的过程。     

从中苏知识分子比较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

在前苏联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了对独立的精神和文学传统的持续探索的热情,表现了俄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来反思意识形态霸权所施加的制度化及对人的内在人性的影响。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所缺乏的。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这样的文学现象,无疑和中苏作家各自所在的精神人格传统密切相关。     

对传统叙事话语的颠覆与消解——论刘索拉、徐星等“前先锋派”小说的现代性

80年代中期,以写“城市化”为代表的“前先锋派”青年作家群,如刘索拉、徐星等,以强烈的叛逆精神,从生存方式的批判向度,挑战权威,消解正统,其作品刻意表现平庸、琐屑、荒诞、滑稽,以揭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精神 焦虑与迷惘彷徨的情绪。其本叙事广泛采用反讽与黑色幽默的表达技法,在椰榆调侃中达到对传统叙事话语的颠覆和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