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达尔文革命的多视角透视(对话)——兼论同时发现者华莱士的境遇

我们从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系统科学的观点,对达尔文革命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透视:(1)作为达尔文革命的功臣,华莱士确实受了许多委屈,对这种科学史中的"异化"现象,可以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进行解读。(2)达尔文的思想历经四次革命的飞跃。(3)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纲领可以用系统科学观点得到合理解释。(4)作为达尔文纲领的对立面,"宇宙完美设计"纲领仍包含合理内核和启发性。(5)借助于系统科学理解模式,进化论的科学语言与自然神论的宗教语言之间通过转译,有可能进行对话。     

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知识观批判

"强纲领"是埃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简称SSK)提出的研究知识社会成因的社会学形而上学理论.巴里·巴恩斯和大卫·布鲁尔是这个学派的理论家.他们把自己的纲领定位在"相对主义知识观"上,其批判的矛头直指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在20世纪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理性主义知识观受到挑战后,如何评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知识观?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批判SSK相对主义知识观的几个主要观点,并对现代科学哲学中相关的理论做出历史反思和辩护来审视这个问题.     

试析皮克林实践研究转向的根源及意义

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托马斯.库恩的新旧范式不可通约论及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来解释高能物理学的发展,但随后深入的研究发现,单纯的社会学解释不能解决科学知识增长的动力以及客观性与相对性的矛盾等问题。80年代后期皮克林回到物质实践的维度,以实验室中科学家通过物质仪器的实践活动来理解科学知识的增长,实现了从社会学解释向实践研究的转向。他的实践转向不但给SSK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给80年代以来相对比较沉闷的科学哲学新的启发。     

试论拉图尔的科学实践观

基于传统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认识上出现的"单向度"局面,拉图尔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实践现.这个实践观是以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将富有哲学意蕴的新的对称性原则作为根基,兼具宏观互动与微观制作维度的"行动者网络"为产物的"行动中的科学".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在科学研究上产生了多重意义.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解释学批判--追问SSK理解科学的先见

库恩以解释学为特征的范式理论解构了科学的特权地位，凸现了科学的历史与境性，这使科学知识社会学赢得了合法的学术地位。而强纲领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其核心是以控制为目标的因果型解释模式。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本体论的解释学蕴涵和方法论的工具理性共同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先见，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张力是导致科学知识社会学一方面取得许多成果，另一方面又面临巨大的理论困难的根源所在。     

巴黎学派与实验室研究

自巴黎学派兴起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心由基于利益分析的宏观进路(爱丁堡学派)转向了微观社会学进路(科学人类学)。实验室研究正是这一转向的产物。本文在描述这一转换过程的同时试图打开知识的“黑箱”，以表明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     

大卫·布鲁尔SSK思想演化历程

本文分析了大卫·布鲁尔SSK思想演化历程及主要内容:重新定义科学知识;提出作为研究方法的强纲领,用其分析科学案例并得出"利益"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提出社会学有限主义理论,认为科学知识从其基本单位—科学语词始,本体地由社会因素所决定。在全面阅读布鲁尔作品及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文章的基础上,通过详尽的例子分析,完整、客观地呈现对布鲁尔思想的思考和理解,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思想奠定基础。     

强纲领对逻辑合理性的误批判

“强纲领”是埃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提出的研究知识社会成因的社会学形而上学理论。巴里.巴恩斯和大卫.布鲁尔是这个学派的理论家。他们把自己的纲领定位在“相对主义知识观”上,其批判的矛头直指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理性主义。他们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反对逻辑的合理性是人类理性活动的普遍合理性的标准。然而,他们的论证是有问题的。     

后SSK的实践与文化转向

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后SSK)破除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认识论中心和社会规范解释原则,从实验走向实验室异质要素"去中心化"的冲撞与博弈。后SSK关注科学实践中的各种可见要素,科学实践中的"技术"而不是科学,"行动"而不是观察,"干预"而不是表征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得以凸显。后SSK研究从实验走向实验室以及实验室之外的技术与工业领域,走向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具有交叉、融汇趋势。     

科学信仰的两种解释之争--评劳丹与布鲁尔之争

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是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领域有影响的一场激烈争论。科学哲学的领军人物劳丹断言强纲领没有任何依据,属于伪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核心人物布鲁尔坚信科学哲学家的理性解释模式是没有说服力的“稻草人”,强纲领才是强有力的纲领。本文聚焦于二者争论的原始文献,将争论置身于科学合理性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通过分析争论涉及的三个关键问题以揭示争论双方的立场和根本分歧。文章最后反思争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科学的地理研究:一项争议中前行的事业

文章将科学地理学、科学知识地理学、科学社会地理学、科学文化地理学等研究归结为"科学的地理研究",并接受利文斯通《将科学置于地方》的主张,在地方、区域、全球空间耦合的框架内重新评估了目前存在二元论倾向的科学的空间研究和科学的地方研究两种倾向,重新将科学的地理研究框架表达为:科学的空间研究、科学的区域研究、科学的地方研究;这一框架中的三项研究与科学社会学、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基于将"地理"视为科学发生和运动的"媒介",科学的地理研究能够揭示出科学活动可以在地点/地方、区域、全球之间获得耦合,而不必是地方与全球之间的二元对立。     

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哲学意蕴评析

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基于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批判而提出的,认为应当对称地看待自然和社会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功能,并通过法国社会的巴斯德化等经验研究把科学知识看作异质型行动者网络借助转译机制进行建构的结果或产物。这一理论在哲学意义上显然消解了传统的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二分法,走向了一种科学实践研究的整体论进路,为人们揭示知识与社会的复杂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     

SSK科学争论研究述评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把科学争论作为重要的研究场点,以表述其相对主义的和社会建构论的知识主张。本文概述了SSK科学争论研究的基本策略、主要代表人物和经验研究纲领,并做出相关评价。     

技术建制和建制化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本论文借用科学社会学的理论提出技术建制和建制化概念,以便对技术社会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理论上为大型经济组织和大型企业的改革提供依据。本论文的整个研究将把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组织学的分拆方法作为对技术建制与建制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运用模式、研究纲领、技术革命、技术共同体、符号维度、技术创新、技术变迁、制度变迁等概念,来分拆和说明技术建制和建制化的内涵。把技术建制分为社会性技术建制和企业性技术建制进行研究,并将技术创新和技术建制、技术建制化联系起来研究,最终归纳出技术增长和发展的模式：技术建制——技术创新——技术建制化——新的技术建制。     

略论制度经济学派

本文简要地回顾了制度经济学派大约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中经历的四个阶段，分析了它作为一个“异端学派”在西方和在中国的命运与遭遇。本文指出：制度经济学派是值得从科学社会学角度进行多方面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文中简要地介绍了新制度主义同老制度主义之间的五点重大分歧，指出制度经济学派是一个在其内部存在着相互冲突而又互补的研究纲领的学派，并对经济学中出现这种奇特的“学派现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分析。     

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包含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四个信条,其中因果性信条最为重要.强纲领主张消除原因与理由、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二分,把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进行因果说明.强纲领的主要内在困难不在于相对主义,而在于其还原论和决定论.     

对理性解释模式的拒斥和否定——对强纲领哲学立场的考察

本文试图阐明拒斥理性模式是强纲领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目标。法利和盖森关于巴斯德－普歇的自然发生说之争的案例研究表明拒斥理性模式是走向社会学模式的前提；强纲领四原则，尤其对称性原则对立于理性解释模式；布鲁尔与理性解释模式的差异在于他选择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类似性，而非二者差别作为研究出发点。文章认为，强纲领背后的驱动原则是理性不能因果地解释科学信仰。     

“建构”与“发现”的真实融合——齐曼自然主义视域的科学知识观

从自然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视角,齐曼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宏大而"真实的"图景.在对科学的自然主义描述中,主要立足于社会学维度,齐曼消解了社会建构论和朴素科学主义的科学知识观,提出了科学知识是"建构"与"发现"的真实融合的辩证观点,对于深化我们对科学知识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科学与宗教的类比何以可能?——评布鲁尔对强纲领的论证

布鲁尔为捍卫强纲领而进行科学与宗教的类比论证。类比的第一阶段是对科学的涂尔干式探讨,效仿宗教将科学知识归为意识形态以解构其神圣性。第二阶段则援引图宾根教会史学学派的经验,并驳斥劳丹的科学思想史说明模式。面对论证引发的质疑,不仅需要尝试性回应,更应分析论证的内在逻辑。总体而言,布鲁尔的论证完整性有余而完善性不足。     

科学论中的客观性

在科学论(Science Studies)中,客观性研究存在着两条进路: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客观性予以纯粹的社会学说明;二、历史认识论将客观性的发展史概括为一部道德史。前者将科学客观性完全归结为社会利益的导向,后者将科学客观性归结为一种道德属性。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将客观性指向事实维度,此二者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客观性指向价值维度。因而,在科学客观性问题上,事实与价值发生了分离。面对这一困境,布尔迪厄的科学场域理论从自然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对大科学时代背景下的科学客观性进行重新解读,试图将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性与社会建构论社会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整合为一种历史的客观性,即科学理论是在历史中生成的、由科学共同体认识并承认的客观产物。